達巴建築中高大護牆與城堡。 斯文·赫定速寫畫，1907年
達巴建築中的塔林。斯文·赫定 速寫畫，1907年
在西藏西部象泉河流域的千山萬壑之中，被歲月的風塵掩埋著許多鮮為人知的古代遺址，它們銘刻著一段曾經輝煌的歷史，但卻悄然無聲地在荒原戈壁上歷經過百年蒼茫。
古格王國時期的達巴古城，就是其中之一。1992年和2004年，我曾兩次到過達巴進行考古調查，從遺址的斷壁殘垣之中，真實地觸摸和感受到了這段珍貴的歷史片斷。
古格王國的衛星城
第一次聽說古格王國有個達巴遺址，是從著名的西藏女作家馬麗華的《西行阿里》一書中讀到的。這位才華橫溢的女作家在淋漓盡致地向人們描敘了古格王都札不讓、託林寺這些古格王國最為輝煌燦爛的華章之後，筆鋒陡轉：“除札不讓的古格王宮遺址外，還有著名的達巴遺址、多香遺址、香孜遺址，還不時發現規模宏偉的未名的遺址……
如此說來，已發現的遺址群結構成一個有意味的佈局組合——多香遺址在古格以西30公里處;香孜遺址在古格以北數十公里遠;古格以東騎一天馬的路程之外，則是達巴遺址。
並且，這些遺址本身的建築形制也極為相似——古格鼎盛時，顯然已形成眾星捧月的衛星城格局”。在眾多的古格遺址當中，她首先提到的，便是達巴。
馬麗華的這部名作出版於1992年，那一年，正好我有幸參加了由西藏自治區文管會組織的阿里文物普查隊，她的這本書，對於當時初踏上阿里高原，正苦於有關古格王國的考古和文獻資料都極為匱乏的我來說，已經不是把它當成散文，而是當成“調查指南”一般一遍遍細細閱讀的，從中來尋找與古格考古有關的蛛絲馬跡。
從馬麗華的書中，我第一次瞭解到古格王國境內這座達巴遺址的線索，她所形容的“眾星捧月的衛星城”這樣一種圍繞古格故城札不讓形成的古格遺址的分佈格局，更是別開生面，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後來在我所執筆撰寫的考古調查報告中，我也沿用了她所創造的這個字眼）。在古格故城周圍這些眾星之中，達巴顯然是明亮耀眼的一顆。
今日的達巴遺址遠眺。 拍攝於2004年
達巴——箭頭落地之處
達巴在藏語中也譯為“達布”，意為“箭頭落地之處”。根據一個古老的傳說，達巴為古格王國時期的“達巴王”（藏語稱其為“達巴曲傑”）所建的王宮和城堡所在地。
當年在選擇修建地點時，達巴王引弓搭箭，一箭飛出，落地之處既生出蓮花，呈現吉祥瑞相，令達巴王大喜過望，於是便決定選定此處修建城堡和王宮。
當地藏族群眾傳說，在達巴的寺廟裡原來還保存有“達巴曲傑”及其王后的兩座靈塔，靈塔中完好地保存有達巴王及其王后的肉身，直到“文革”時才被破壞，從靈塔中出土有不少珍寶。
事實究竟如何，已經無從考證。不過有一點卻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達巴在古格王國曆史上是一個具有重要戰略地位的要衝之地，從地圖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達巴的西北與古格都城札不讓遙相對峙，可以封鎖住從南面通向古格首都的主要通道;它的西面是古格王國的另一重鎮多香，東面則是鎮守古格西方通路的東波，無論從哪個方位上看，達巴都處在一個進可攻、退可守的最佳位置上。
所以我認為傳說中的“達巴王”，其實也可以理解為古格王國屬下統轄此地的執政長官，在當地應設有相應的管理機構，並擁有一定的軍事力量。
作為象泉河流域古格王國時期一個重要的政治、經濟、文化與軍事中心，達巴古城素為中外探險家和考古學家所重視。
早在上個世紀初年，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Hedin Sven）於1907年曾經到達過這一地區。在他所撰寫的《穿越喜馬拉雅》（Trans Himalaya）一書中，曾用生動的文筆描述了他沿著象泉河（斯文·赫定在書中按照西方學術界的慣用術語將其稱為“薩特累季河”）途經達巴（Daba）、託林（Totling）等地直到古格都城札不讓一線的旅程，其中便有關於對達巴所作調查的記錄，並附有若干幅線圖和照片加以介紹。
斯文·赫定在他的書中不僅詳細地觀察和記錄了達巴保存基本完好的佛塔、寺院殿堂、碉樓等建築，用了不少照片和寫生速寫圖來表現呈現在他眼前的這個規模宏大的佛教聖地，在他的書中，將他所觀察到的達巴佛寺稱之為“達巴貢巴”（Daba-gompa），斯文·赫定記載說這座寺院系由佛殿“強康”（即強巴拉康，chamkang）、拉康等一系列的殿堂組成，他還觀察到強康殿堂中供奉有宗喀巴大師的銅像，並且由此還認定達巴寺屬於格魯派的佛寺①。
如果說馬麗華的遊記富有文學色彩，斯文·赫定的考察遊記則更像是一位古板的學院派教授寫下來的調查筆記，他們筆下的達巴，都從不同的側面向人們展示了這個“箭頭落地之處”真實的存在，強烈地吸引著我的目光，終於讓我有機會走向達巴。
達巴的考古調查
我第一次尋訪調查達巴遺址是在1992年7月2日，同行的除了川大的李永憲、西藏自治區文管會的更堆之外，還有縣政府派來協助工作的一位藏族同志，他的本名我已經記不清了，但卻清楚的記得他的“官銜”——小隊長，據說這源於他曾是縣城電影放映隊的小隊長的緣故。“小隊長”天性活潑，常把一曲“路邊的野花你不要採”唱得有腔有調，唯一的缺點是有些好酒貪杯。一次縣裡組織放映電影焦裕祿，他稍稍喝得過了頭，把個電影放得顛三倒四，讓人們不知道焦書記是死是活，惹得縣委書記勃然大怒才丟了頭上的小小烏紗帽。但是，人們仍然喜歡他，還是叫他“小隊長”。天長日久，他的本名反倒漸漸被人們所遺忘。
達巴的建築 達巴寺院的佛塔
達巴的村莊與佛寺 象泉河流域的達巴村落
斯文·赫定拍攝於1907年
那天一上車，坐在我身邊的小隊長就先自有了三分醉意，看來行前已喝了不少壯行美酒。車出札達縣城朝南行駛，幾次躍上札達盆地的高原面，又幾次從高原面一頭扎到象泉河谷。
沿途幾次被小隊長帶進迷途甚至是險途，他的酒也終於被崎嶇的山路嚇醒了一大半。幾經波折之後，才找到通向達巴的正確道路。下午時分，在斜陽的餘輝照耀下，我們的越野車駛進了慕名已久的達巴。
第二天一早，開始對達巴遺址進行考古調查。從達巴鄉政府的對面山坡望過去，可以遠遠地觀察到這個規模宏大的遺址群，它所在地點的地理座標為N31°13,E79°55,海拔高度4360米，遺址的主體部份大都座落在象泉河支流達巴曲的西岸，主要的建築遺蹟分佈在兩座南北對峙的山坡坡地之上，其間有一條呈東西向的山谷相隔。
按照考古學的慣例，我們將達巴遺址以山谷為界大體上劃分為A、B兩區，這兩區分別座落在南、北兩座山丘的頂部及坡麓地帶，其中A區為南區，B區為北區。A區內主要有佛殿、房屋（民居）、碉堡、洞窟以及防衛牆等建築遺址，較為集中地分佈為四個群落;而B區主要在山丘頂部遺存有建築遺址，在山腰和山腳一帶有不少洞窟的遺址。整個遺址呈東北——西南一線分佈，總分佈面積大約有15000平方米左右。
根據實地的勘察我們初步探明：A區的西南山脊上建有達巴遺址當中位置最高的建築群，山頂部還建有獨立的碉樓，環繞山腰開鑿有數層洞窟，較低的山脊部依山修建有房屋，屋頂、門框及柱子等。木結構已不存，唯存牆體，牆體系用土坯砌築，基腳採用片石壘砌。
A區的中央部位為一組寺廟殿堂建築的遺址，原有上、下兩層，現皆已坍毀。下層殿堂遺址包括前廳、中廳及後院，前廳面積約2×3米，北壁殘存小面積的壁畫，但因長期受到雨水沖刷破壞嚴重，內容已不可辨識。中廳面積稍大於前廳，壁上原亦繪有壁畫，也已經漫漶不清。前廳與中廳之間，原先設有可轉折的階梯可通向上層建築，現在已經大部坍毀。上層建築現僅存東、西、北三面牆體，未見到壁畫遺蹟，推測其可能原系僧人的居所。
在這組建築遺址的西面，是一組呈南北向分佈的遺址，在靠近山體邊緣的東西兩側均用土坯磚砌有防護牆，牆體現存高度2——5米，護牆最北端緊接著一座方形的碉樓，高出其它建築物。護牆內有大小數十間房屋的遺址，平面呈方形或長方形，開間最大者為10×15米左右，一般只有十餘平方米。
分佈在A區最東部的主體建築為佛殿，共由數十間大小殿堂組成。平面形狀有“凸”字形、“十字折角形”以及方形、長方形等，開間均較大。其中最大的一座殿堂座西朝東，原有立柱估計在18——20根左右，除牆體保存較好外，屋頂、門窗及立柱等皆已不存，由於受到雨水長年沖刷，殿內的壁畫未能保留下來。
在這組建築的西邊，沿山勢走向砌建有護牆，現僅殘存數段，牆體用土坯磚砌建，高約2米，每間隔4米左右在牆上開出一射孔，射孔的形狀略呈梯形，外廣內收，尺寸約0.3×0.2米。護牆殘存總長度約300米左右。沿著這組建築的山腳坡地一線，開鑿有零散分佈的石窟。
B區大部分遺址都是作為居住的洞窟，較為密集地開鑿在山體南面一側，從上至下至少有五層，石窟總數約200多座。我們對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洞窟作了觀察，洞窟的式樣可以分為單室、雙室或三室以上的多室結構，其平面形狀多呈圓角（抹角）方形，窟內有用土坯磚砌成的灶臺、壁灶、倉池等，壁上有的開出小燈龕。在個別洞窟內還繪製有技法粗劣的佛像。
B區建築遺址中位置最高、保存狀況最好的是該區西部最靠近山體北緣的碉樓。此處碉樓平面呈方形，殘存高度約10米，從內壁隔層上殘餘的梁、椽木孔孔洞推測，碉樓原先至少有五層以上，均以石塊壘砌基礎，再用土壞磚砌建牆體，牆體明顯向上收分。在碉樓的北面和東面兩面牆體上開設有數個平面呈三角形或窄條形的望孔，碉樓底層面積約13平方米。
1992年在達巴的調查結束之後，我曾將當年的調查情況撰寫成“札達縣達巴遺址”這樣一個條目刊載於《阿里地區文物志》這部書中②。這也是中國學者首次對達巴遺址開展的考古調查工作。轉眼之間便是十多年過去了，2004年7月，當我第二次來到達巴遺址時，遠遠眺望它的身影，如同又見到了久別的故友一樣抑制不住心情的激動。只是我遺憾地發現，因搞建設，當年我們劃分的B區山頂部的部分古建築遺址已經被破壞，好在遺址的總體面貌還沒有太大的變化。這也讓我更迫切地感受到，西藏文物保護與搶救工作已是刻不容緩，必須搶在許多自然和人為的破壞因素徹底毀滅這些古老遺址之前採取有效的保護措施。
解讀達巴的歷史密碼
站在眼前這座規模宏大的遺址面前，會讓人在不知不覺當中似乎又置身在古格王國的歷史場景之中，會讓人聯想到同樣是由無數洞窟、殿堂、護牆這些建築遺址組成的古格故城札不讓。無論從遺址的佈局特點還是從建築群的風格特色上觀察，都給人以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
在考古調查當中，我們在達巴遺址內採集到一批鎧甲、頭盔鐵片等遺物，它們的形制與古格故城中的同類遺物也很相似。聯繫到遺址的佈局特點、建築形式、遺物特徵等多方面的情況，再次證實了我們的推測：達巴與古格故城的考古遺存之間有著明顯的一致性。如果再結合以“達巴曲傑”的古史傳說，我們認為可以基本肯定現存的達巴遺址早期可能是古格王國時期下屬的治所之一，的確如同馬麗華所說，是拱衛著古格王國都城札不讓的一座“衛星城”。那麼，作為古格王國時期建築的達巴遺址廢棄的年代，自然也應當與古格故城相近，即17世紀上半期左右。
但是，既使是在古格王國滅國之後，達巴顯然還被繼續利用並且延續了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上文中曾說到在20世紀初年斯文·赫定所拍攝到和他用素描速寫畫所記錄到的達巴建築，既有依山建築的寺院，也有高大的城牆和高聳的碉樓，並且保存得都還非常完好，這至少說明在古格王國滅亡之後的幾個世紀當中，達巴仍然作為西藏西部象泉河流域的一個重鎮發揮著它的中樞功能與作用。據1992年札達縣政協提供的有關文史資料顯示，文革前達巴鄉存有屬於格魯派（黃教）的達巴扎什倫布寺和讓·強巴拉康等佛寺，其中達巴扎什倫布寺的規模僅次於託林寺，僧人眾多③，這個情況與斯文·赫定的調查記錄也是基本一致的。
達巴既是象泉河流域一個重要的宗教文化中心，更是一個重要的政治統治中心。在古格王國滅亡之後，17世紀末葉，“阿里三圍”被正式納入到西藏噶廈政府統轄之下，被劃分為“四宗六本”，今天的札達縣當時便設立有其中的“札不讓宗”和“達巴宗”（宗相當於縣級）兩宗，直到1956年，由達巴宗和札不讓宗合併成立札達縣。因此，在達巴遺址中，除了佛寺殿堂之外，我們推測還應當包括有當年達巴宗政府的遺址在內。早年斯文·赫定在達巴所觀察到的完好的護牆和碉樓建築，與現在遺址中所保存下來的具有濃厚軍事色彩的碉樓、護牆殘跡等，也正好可以互為應證，或許當年達巴宗政府的碉樓，便矗立在這片廢墟當中？
正是通過這些歷史的殘片，一個完整輪廓的達巴開始凸顯在我們面前：它曾是古格王國的一個衛星城，也曾是象泉河流域幾百年來一處集宗教、政治、軍事以及民居於一體的重要據點。達巴的主體建築遺址上限不晚於古格王國時期，下限則有可能一直延續到近現代時期，西藏的文物考古工作者今後的考古任務是要通過更為細緻的考古調查以及發掘清理工作，將達巴不同時期的建築遺址加以分期和排年，便有可能全面揭露和展示這一重要遺址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真實面貌。
又要與達巴告別了。臨行前的那個夜晚，一輪明月照耀下的達巴，披著一層潔白的輕紗，宛若仙子，靜臥在雪山下的高原，她無言地與我對視，和我道別。我在心裡為它默默祈禱：願這座已經歷經過百年蒼桑的古城，能夠盛世吉祥、永駐人間！
① Sven Hedin: TransHimalaya:Discoveries and Adventures in Tibet ,vol3,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St.Martin's street,London,1913,p269——281.
② 李永憲、霍巍、更堆編寫：《阿里地區文物志》，第104——107頁，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③ 據內部資料札達縣政協文史資料統計，於1990年文物普查時由札達縣人民政府提供。（霍巍 中國西藏網）
閱讀更多 石在鈺韻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