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一個詞形容我們身處的當下，能夠形成共識的或許會有“娛樂”、“市場”、”消費“、“互聯網”，“全球化”……他們中的大多數都在昭示著詩歌的不合時宜，那種對於真善美的執著甚至偏見，真的還能夠喚醒人們的普遍共鳴嗎？
而歷經百年滄桑的新詩在對抗的姿態背後，似乎走向了另一種逃避和妥協，謝冕先生稱之為“用似是而非的深奧掩飾淺薄和貧乏”，孫紹振更是直斥虛假的詩壇“以精神的崩潰和墮落為榮”。
謝冕，福建福州人，1932年生，文藝評論家、詩人、作家，北京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名譽委員。
刻意追求詩歌口語化導致的粗鄙、猥瑣，世俗化和商品經濟帶來的慾望化表達和無節制的狂歡等，都為新詩蒙上了一層陰翳，詩歌界的泰斗級人物謝冕先生在其最新著作中，表達了對於新詩發展的失落和信心。
詩歌沒有陷落
世紀初的詩人們的寫作表明，詩歌沒有陷落，詩歌在頑強地堅持。一系列重大的事件中，詩人沒有缺席。他們的在場給了我們以信心。在更多的場合，詩人們在調整自己的姿態。
2006年6月13日沈浩波在長沙嶽麓山詩歌節上反思了以往的經驗:“朦朧詩以後，沉浸在反抗意識形態、語言解放、思想解放和個人寫作的中國先鋒詩歌不但將傳統的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的詩歌當作陳腐之物，更將‘直面時代’視為與‘藝術’背道而馳主流貨心生不屑。”
沈浩波，詩人、出版人。1976年出生於江蘇泰興，1999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為世紀初席捲詩壇的“下半身詩歌運動”的重要發起者。
他說：今天的時代，是一個浩浩蕩蕩的時代，一個迅速摧毀一切又建立一切的時代，是一個如同開瘋了的火車般的時代，是一個瘋狂的肆虐著所有人內心的時代，是一個令人瞠目結舌氣喘吁吁的時代。
這麼大的時代，這麼強烈的時代，我們的詩人卻集體噤口了，到底是不屑還是無能?時代的發展越是快，其核心就越難被我們把握，我們不能因此就遠離這個時代，就畏懼這個時代。
作為這個民族的詩人，我們不能集體對這個民族正在發生的一切視而不見，何必非要扭捏著去接受一個“詩歌在時代之中”的藉口而不能去主動地“直面我們的時代”呢?要知道，這個時代正是由我們每一個人構成的，我們的心靈天然就能夠感知這一切，為何定要放棄，定要躲進書房、躲進語言、躲進藝術呢?
事實上，人們面對生動而駁雜的詩歌現實，都有著一種複雜不安的心態。楊克主持詩歌年鑑歷時十餘年，每年他都親自書寫工作手記。在這些文字中既留下了他的欣悅，也留下了遺憾。
楊克，男，1957年生，廣西人，著名詩人。現任廣東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國家一級作家，編審。中國“第三代實力派詩人”，“民間寫作”代表性詩人之一。
2006年的工作手記:“這是個‘量’的時代。真正的詩乃是罕見的、稀少的，如同精神，它總是看上去無所不在，而結晶體其實非歷經磨難不能生成。......當下，新詩仍需保持變化的活力，因此詩人對語言態度完全可以自由、自由、自由......但寫作同時也意味著每一字每一詞都不肯讓詩人自由。
現代詩並不怕‘形’散，讓人痛感的是普遍內在的‘密度’和‘強度’不夠。這確實是一種無奈的多元的詩歌現實。......年鑑所要呼喚的，那就是
在一個物慾的、身體的年代，詩人心性也必須有所覺醒。”楊克委婉的用詞表達了他對失控的“自由”的擔憂。詩歌對於語言的“放任”和“縱容”，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不幸的是，詩是一種對語言最考究、也最苛求的藝術。
新世紀的最初十年，新詩除了上面敘述的涉及大題材的展開的問題，其實並沒有出現任何的新意。也許人們不能忍受這樣的刺激，但一個無須迴避的事實卻是:詩歌無大事，大國無大詩。
也許那些充分自信的寫作者立即反駁，什麼大事，什麼大詩?你到底要的是什麼!所有的質疑都不是無因的，不論是正方還是反方。無可爭辯的事實是，詩歌依然在漫無邊際也漫無目的地四處漂流著:失去了主潮之後，甚至也不存在可追尋的流向;否定了權威之後，乾脆就沾沾自喜地各自為政!
一個時代應該有一個時代的代表性詩人，他們的存在影響全局。“五四”時期有郭沫若，抗戰時期有艾青，大後方有穆旦和他的朋友們，解放區有李季和阮章競，20世紀50年代有賀敬之和郭小川，20世紀80年代有北島和舒婷，最後是海子——20世紀最後的浪漫詩人。他們引領著詩歌的潮流，他們的詩風影響了整個時代。
而此刻我們的事實是，所有的詩人都在寫著自以為是的詩，而所有的讀者也都在自以為是地搖頭。所謂詩人的自以為是，是說詩人並不知道自己該寫什麼，怎麼寫、詩人們在挖空心思寫那些“深刻”的詩，有寫切西瓜的幾種方式的，有寫飛鳥的幾種顏色的，也有寫水的幾種溫度的......平庸、瑣碎和無意義就是他們的追求。那些所謂的純詩所體現的哲理，其實就是千篇一律的淺薄。
失去了精神向度的詩歌，剩下的只能是淺薄。同樣，失去了公眾關懷的詩歌剩下的只能是自私的夢囈。誠然，詩人看重的是他的獨立自主的品質，他的工作是個體的勞作，但正如一位詩人所說:詩歌“有可能表達某種共同的經驗和情感，從而在其他人那裡喚起‘共鳴’。它甚至有可能為一個時代的經驗和困惑‘命名’......一個詩人既要堅持一種寫作的難度，不向任何時尚和風氣妥協，堅持按照自己的藝術標準來寫作，但在另一方面，又要保持一種對歷史、人生和靈魂問題的關懷。只有這樣，它才能具有某種‘公共性’ ，它才會具有它的穿透人心的力量。”
這段文字智慧地處理了個人寫作與公共關懷的關係，它指向了造成當今詩歌創作頹勢的要害。自從20世紀80年代打開思想解放的閘門，文學和詩歌掙脫為政治服務的羈縻、返歸個人寫作的自由空間已成一股不可阻擋的潮流。
一些新進的詩人不屑於表現社會國家的“宏大敘事”，竟以迴歸自我的小天地為時尚。詩歌沉溺於私語狀態，久之乃成為常態。這就造成了面對巨大事件的倉皇失措和“失語”的尷尬。這樣的局面由於本世紀初頻發的災變以及接連上演的諸多節慶的“宏大敘事”，引發了悲歡交匯的旋風，從而使那些偏見與積習無形中得到了糾正。
人們對詩歌的不滿由來已久，而詩歌業界中人卻從來不予理會。有人面對質疑反問:你到底要詩歌幹些什麼?回答應當是:詩歌可以而且應當按照詩人的意願為所欲為，但詩人同樣沒有理由對社會的重大問題無所用心。歷史上所有的偉大詩人都不會陶醉於自我撫摩而遠離人間的大悲哀、大歡樂。對於詩人而言，為自己所處的時代、為自己所熱愛的國家乃至為人類的命運而書寫和吟詠從來都不意味著羞恥。
2008 年 5 月《詩刊》刊出抗震救災詩傳單
對21世紀詩歌的祈願是一曲和平和友誼的夢想:
一個擁抱 一個世界
你的世界是我們的擁抱
擁抱很大 很小的世界
世界很遠 很近的擁抱
一個微笑 一個世界
你的世界是我們的微笑
微笑有情 有愛的世界
世界有澀 有甜的微笑
（2010年上海世博會志願者主題歌《世界》）
之所以引用這首歌曲，除了肯定它建立於世界大視野的言說，更是有感於它的節律追求接近於我們心目中的詩。現下的詩是離開詩的語言的精緻和音樂性越來越遠了，這不能不讓人感慨焦慮。新世紀的行進不覺已是十年，我們曾經期望它將帶給我們什麼。然而，似乎一切照舊，甚而愈行愈遠。
已經過去的二十世紀，為我們留下了輝煌的詩歌遺產。那些偉大的心靈，如同百花趕赴春天的約會，紛紛選擇十九世紀的最後時光來到世界:艾略特是1888，阿赫瑪託娃是1889，茨維塔耶娃是1892，艾呂雅是1895，葉賽寧也是1895，馬雅柯夫斯基是1893，洛爾伽是1898，博爾赫斯是1899，來得晚的是聶魯達，是1904，奧登是1907，艾青最晚，是1910，距今也整一百年了。他們都把最年輕的生命留在了二十世紀，他們是那個世紀的驕傲。
中國新詩誕生於二十世紀，它給那個世紀留下了可貴的詩歌遺產，那也是一個長長的名單。二十世紀的終結，二十一世紀的開端，人們總有殷切的期待，期待著如同二十世紀初期那樣，從世界的各個方向，也從中國的各個方向，詩人們趕赴一個更為盛大的春天的約會。而奇蹟沒有發生。
在中國，詩歌如同往常那樣，許多人在寫，寫得很多，但是很少有讓人感動的、而且廣為傳誦的詩。也許“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真的成了世紀的絕唱。從那時到現在，我們一直等待這樣動情的詩歌。然而，奇蹟沒有發生，而我們依然等待。
等待，這是一種焦慮，也是一個結語。
《中國新詩史略》
作 者：謝冕 著 劉福春 插圖
詩歌界巨擘獻給中國新詩的一部
更具可讀性的百年詩歌史
觀點資料來自
《中國新詩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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