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網評論員：金庸先生去世了。先生一去，頓感江湖寥落。
消息甫一傳出，悼念、感懷、回顧的信息，就在互聯網上鋪天蓋地地湧來，金庸先生的影響力毋庸置疑。他曾為自己擬了一個墓誌銘：這裡躺著一個人，在二十世紀、二十一世紀，他寫過十幾部武俠小說，這些小說為幾億人喜歡。多達幾億的讀者，持續數十年的輻射，可以說，在中文世界，金庸先生的作品在某種程度上豐富了漢語詞彙，影響了思維方式，雕刻了文化認知。
金庸最為人熟知的是他的武俠小說，然而這遠不足以籠蓋他生命的厚度與多面。武俠之外的金庸，同樣值得外界深度回望。
其中，他有一個重要身份即是評論員。1959年，金庸與中學同學沈寶新在香港合資創辦《明報》。此時金庸先生36歲，南下香港第十一年。《明報》起步並不順利，《明報》第一天印了8000份，沒有賣完，最低時跌到了6100份，發行了四個月才開始回升。儘管不斷更改副刊內容，改變新聞路線，金庸更是抱病撰寫《神鵰俠侶》，但是《明報》還是一步步滑向“聲色犬馬”的小報，處境艱難。
隨著香江兩岸的局勢發生變化，金庸開始大力寫作社評。金庸的這些社評，透著對時事的深度觀察，對歷史的穿透思考，獲得巨大關注。也正是憑藉社論，《明報》從一份市民小報，一躍而升為知識分子報紙，成為香港報業的一面旗幟。從《明報》創刊到1992年控股權轉移，33年間，金庸親筆撰寫的社評有7000多篇。這些評論，在香江兩岸，從民間到官方，均有或如應斯響或深邃悠長的影響。
倘若拋開評論員的側面，恐怕會影響我們認識金庸，也會影響我們認識他的武俠小說。評論，正是金庸的文人筆與士大夫情結最為直接的呈現方式，一個知識分子對民族對歷史的關照，在評論中以最直截了當的形式書寫出來。
金庸帶給我們的，不只是娛樂上的體驗，文化上的滋養，更是一種觀察民族命運與知識分子情懷的視角。從金庸先生早年的行跡即可知一介書生在歷史變局中的顛沛：海寧-嘉興-麗水-衢州-重慶-上海-香港，這其中，貫穿的歷史脈絡，是日寇入侵、全國解放、兩地隔絕。唯有將金庸置於這片歷史幕布下，方能理解他一生行止與心繫所在，理解他在香港迴歸之際的多方奔走與高聲疾呼；方能理解為什麼在他的武俠小說裡，能看到包容萬有、似曾相識的歷史意蘊與文化厚度。他實在是站在大歷史的角度去看待江湖恩怨、悲歡離合，帶著對現實世界的思量在創作。
之所以強調金庸的評論員身份，是因為評論員這一職業，既有語動天下的痛快，也有人微言輕的無力，不變的是對他者之事、對他方之土的深切關注，對天地公理、基本常識的篤定與執著。理解金庸先生及其作品，也絕不能忽視這一視角。在先生去世之時，也應當借對他人生履歷的梳理，再次重溫心懷天下的理想主義光輝。
有人曾經問金庸先生，人生應如何度過？他回答道：“大鬧一場，悄然離去。”從金庸先生的一生我們能體會到，人生的一場“鬧”，不該只有熱鬧，更需要深沉。
（轉載請註明來源“光明網”，作者“光明網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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