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俠小說在中國通俗文學傳統中源遠流長，但畢竟不是一個新鮮門類。在“前金庸”時代，這類小說往往難登大雅之堂。直到金庸小說的出現，一舉改變了這樣的情景。可以說金庸在武俠小說的發展道路上有篳路藍縷之功，在一定程度上參與勾畫了當代大眾文化的宏觀圖景。
文 / 臧博
金庸算得上中國近代文學史上最暢銷的作家之一。他的武俠小說影響廣遠，在過去半個多世紀中，伴隨傳播介質更迭，不斷以種種面貌重現於大眾視野：小說、廣播、電影、電視劇、遊戲。尤其從上世紀80年代起，伴隨大陸“文化熱”興起，“通俗熱”的潮流也迅速趕了上來：詩歌界出現了汪國真等詩人；音樂界則有諸多流行歌手引領風騷；至於通俗文學閱讀領域，金庸則為當仁不讓的現象級人物。從90年代開始，金庸作品深受影視行業青睞，衍生出大量成功的文化產品。繼而形成以金庸及其作品為研究對象的學問——名曰“金學”（Jinology）。而在風起雲湧的改革開放年代，伴隨社會鉅變而來的對傳統的依戀與回望，也從金庸的小說中找到了出口。
嚴家炎曾說過：“金庸小說作為20世紀中華文化的一個奇蹟，自當成為文學史上光彩的篇章。”事實上，文學界一直存在一股不小的力量，將金庸的武俠小說納入當代文學主流秩序。此等評價與對待並不為過。金庸的作品融合中國傳統文化儒釋道之精華，以絢麗奇幻的想象力，為讀者們營造出一個可以寄寓人生理想和心靈歸宿的成年人的童話世界。僅就社會影響而言，便足以傲踞中國文學名人堂之一席。
金庸，本名查良鏞，1924年3月10日生於浙江海寧。八歲時讀到《荒江女俠》，對那個僅存在於傳說中的江湖世界十分神往，此後蒐羅閱讀《水滸傳》《三俠五義》等各路武俠作品，尤喜平江不肖生寫作的武俠故事。
1948年移居香港後，逐漸成長成為新派武俠小說傑出代表，也成為香港著名的政論家、企業家、報人。從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在報章上連載武俠小說。至70年代初，共完成作品計15部。在這些小說裡，金庸繼承了古典武俠小說的寫作傳統，結合西方近代文學經驗，在現代的閱讀氛圍中對武俠小說這種傳統通俗文學進行了全方位改造，使其具備豐富的傳統文化傳承力和民族性內涵，從而開創出“新派武俠”風格。
貼近觀察金庸的武俠，除了文化傳承上的中華印記，也能發現其中隱含著的“離散”情結。金庸當初的創作場景是在香港這塊殖民地，他得以在殖民記憶的基礎上探尋民族認同，將地方經驗推向民族國家想象。小說裡頻繁出現的成長故事，無疑也可看作港人特殊社會心態的文學投影，與古樸自然的文風共同凝成一股“想象的鄉愁”。
此外，金庸小說以武俠題材虛構了古典中國的江湖世界。在這或腥風血雨，或縱橫捭闔的江湖虛像背後，則包裹著古典中國精神世界裡許多真實密碼。
（ 2018年10月30日，金庸先生逝世，享年94歲。 圖/視覺中國）
“俠”與“俠之大者”
“俠“的含義，今人多以其虛幻而不加深究，但它實在是探究中國文化傳統一個側面風貌的不可忽視的鎖鑰。
俠的概念最早起於先秦，在隨後年代中又被賦予不同的觀念形態。韓非子說“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太史公則有“救人於厄，振人不贍，仁者有乎”的讚語。正是司馬遷“傳遊俠以崇仁厲義”，賦予了俠客以仁義的形象標籤，令其進入正統文化觀照範圍。他筆下不僅記錄著刺客之列傳，也不乏戰國四公子等卿相之俠。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古代俠客文學有著宏大開局。然而，此後的俠客文學則備受正統史學觀念排拒，宏大敘事、家國情懷的傳統未能傳承下來。
此後的俠客文學中，主人公們的精神內核仍以“仁義”見長，只是這裡的仁義已不再是儒家那種涵蓋社會、政治種種宏大情懷的仁義，而是退縮進了個人生活領域，更關乎個人道德而與社會進步藍圖漸脫勾連。與之相適應，書寫俠客及其精神的作品，在敘事方面只及於誅奸除惡、維護秩序等，而沒有用力於理想社會的建構、國家民族命運，使得武俠敘事缺乏大願景，流於街巷雜談的水準。這種狀況持續到清末明初才有所改觀。
戊戌變法前後，滿清的思想控制漸至荒疏，漢民族意識崛起，武俠小說也煥發出新活力，不再侷限於街肆文學。從梁啟超的“公武”意識，到平江不肖生所描述的“為國爭光”的霍元甲，武俠小說漸次建構起具有民族主義色彩的意識形態表現形式。再到還珠樓主，將古典傳統中的三教相融合，武俠意識形態從個人伸延到了社會視域。繼之而起的鄭證因等人，創作立足點更是走向了國家主義。在此期間，眾多武俠作品深受青睞，激發著“種族革命”的火焰——大刀王五、霍元甲等人物紛紛登上民間文學、藝術舞臺。但真正將武俠從通俗文學推向經典，賦予其“拯救”民族和國家的意義的，首推金庸金大俠。
傳統中國以儒家治國，民族擔當和家國情懷無疑是中國文人精神內核中最主要的構成組件之一。金庸全部小說的總綱所寄就在於一句話：“俠之大者，為國為民”，這正與傳統士人的精神追求不謀而合，從而大幅提升了武俠小說的品位和檔次。
1954年初，吳功儀與陳剋夫兩位武林高手在澳門舉辦旨在籌款的“國術表演”擂臺賽，這一盛舉一時成為香港市民熱議話題。當時在香港《新晚報》任副刊編輯的金庸與梁羽生早有私交，並就武俠小說問題多有切磋交流。《新晚報》出於搶佔熱點考慮，開始連載梁羽生的《龍虎京華鬥》，講述義和團與清政府、八國聯軍之間的風雲激盪，人物群體設定為保定太極門丁派人馬。故事刊出後洛陽紙貴，各大媒體副刊紛紛效仿，梁羽生的稿約不斷。
在此背景下，金庸提筆寫下《書劍恩仇錄》，連載於《新晚報》。此後一發不可收，於1956年在《香港商報》連載《碧血劍》。這兩部作品多有承襲前賢之處，且均以“反清復明”為主題，顯得陳舊而保守。金庸繼續在創作母題上迫使自己前進，對“民族”的理解取得長驅直入的進展：不再侷限於滿漢之別，而是將民族視為整個中華民族的整體概念。這一表徵出現在1957年開始連載的《射鵰英雄傳》。兩年後，金庸創辦《明報》，連載《神鵰俠侶》再次贏得滿堂彩。
經過上述一系列寫作實驗和探索，金庸完成了對傳統武俠小說的繼承和超越，建構起“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的國家與人民主流意識形態制高點，將武俠小說從流行經典拔高到了歷史經典。
重返古典
今天我們來再來看金庸作品的走紅，除了小說本身的質地和時代環境之外，不應忽視當時的社會思想景觀。
早在1952年，曾引領風潮多年的還珠樓主在《黑森林》結束語中宣佈放棄武俠，至此武俠小說的創作陷入停滯，此一傳統有斷裂之虞。這種停滯是一種蓄勢待發，更是在新的時代場景下，對過往武俠風格的一次總評斷。
清末明初以來，武俠小說漸具備更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尤其注重於民族主義清潔灌輸，志在反滿。但在滿清既倒，民國創立之後，有感於新創建的民國卻不斷走上坎坷歧路，有識之士紛紛反思並將禍源推到了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身上。新文化運動隨之驟起，而原本就被歸為末流的武俠小說，在新文化運動的狂飆突進之中更是難以自處。青年們紛紛依附胡適等文化領袖，五四諸將破舊而未能立新的思想圖景，在整個20世紀上半期處於統治地位，傳統只留下殘跡，武俠更是越來越乏人問津。然而，當新文化運動盛極而衰，另一股思潮卻在暗中積蓄力量。尤其是海外華人，逐漸對盡棄傳統文化的極端做法有所反思。加以港人深受香港殖民文化彈壓，也不覺間激起對舊中國社會與文化的某些鄉愁。
就金庸自己而論，他深受傳統文化薰陶，為中國文化感到驕傲，對章回小說及傳統文學代表的民族性有著充分的自覺認同，更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後的歐化語言風格持有保留意見，對中國文化“被殖民”的現實而頗感鬱郁。在他看來，中國近代新文學，和中國文學傳統出現了脫節；從巴金到茅盾、魯迅，都在用中文書寫外國小說；中國藝術應該有自己獨特的表現手法。這些看法促成他的小說語言向傳統迴歸。
與此同時，金庸也完成了對傳統武俠小說的革新：以現代白話文為基礎，保留古典白話小說中的文言短語等特徵；繼承章回體回目形式；承襲了古典小說的詩詞引用方法，並有所擴展，使詩詞成為小說中人物的符號標記，揭示小說主題；形象地再現或曰重構了明清士人在城市郊遊過程中所形成的輕財結客等文人文化風貌。這樣的創作風格，結合思想景觀的變遷，又疊加香港市民社會的商業娛樂取向，令金庸的武俠小說點燃了一股閱讀風潮，綿延及今。
一言以蔽之，金庸的成功促成了武俠小說經多年傳統斷裂後的復歸和回暖，這又與中國文化思潮的演進有著直接關聯——新文化運動反傳統，而反傳統的結果是導向了另一個極端，這才使50年代的香港這塊殖民地上產生了武俠為代表的一股激流。
但如前所述，中國社會的文學觀念和審美習慣，一直沒有留給通俗文學足夠的空間和地位，武俠小說更在長久以來被視為街肆讀物，在民國時還被燴進了“鴛鴦蝴蝶派”。這一現象延續至今，以至於對金庸作品的評價也陷入兩極紛爭。贊之者力促金庸小說的經典化，應列入文學史的觀照範圍；訾之者主張金庸小說劇情簡單、重複，並無純文學意義上的厚重價值。但不管毀或譽，沒有人能夠否定金庸武俠小說的廣闊和深遠的影響力，更沒有人否認這些作品在幾代人成長過程中的建設和啟蒙意義。
總體來說，這些讚譽和批評對金庸的作品來說未嘗不是好事，部分源於批評聲音的推動，金庸在封筆幾十年間，持續修訂其作品至三易其稿，令其逐漸走向完善。
武俠小說在中國通俗文學傳統中源遠流長，但畢竟不是一個新鮮門類。在“前金庸”時代，這類小說往往難登大雅之堂。直到金庸小說的出現，一舉改變了這樣的情景。可以說金庸在當代通俗文學的發展道路上有篳路藍縷之功，更重要的是在一定程度上參與構畫了當代大眾文化的宏觀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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