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身任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總幹事的吳敬璉與樓繼偉、李劍閣、周小川、郭樹清等人一道開始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進行“整體設計”，他們也因此被譽為“整體改革派”，他們也參與了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的進程。
吳敬璉
11月1日，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與孫冶方經濟科學基金會理事長、廣東以色列理工學院校長李劍閣再次“相聚一堂”話改革。吳敬璉新書《中國經濟改革進程》發佈會於北京舉行。吳敬璉介紹出版此書的初衷是因為紀念中國改革40週年最好的方式，就是認真地去回顧這40年的歷程，總結取得偉大成就和遇到各種艱難險阻的原因，找準繼續前進的道路。
吳敬璉在發佈會上表示，中國經濟之所以能夠發展到今天成為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主要的推動力量就是市場化、法制化、民主化的改革，但是市場化、法制化和民主化並不是一蹴而就的，在這個道路上有很多波動曲折。所以，不能侷限於抽象地去肯定改革開放的方向，而要具體地去考察整個的歷程，要從中吸取足夠的教訓來推動進一步的改革。
到底什麼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是通過什麼樣的機制能夠保證資源的有效的配置和經濟的協調發展？吳敬璉說，上世紀80年代中期對這個問題有很多討論。
書中介紹，1985年9月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在世界銀行的協調下召開了著名的“巴山輪會議”，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對世界各國經濟體制的分類成為議論的中心。科爾奈把各國的宏觀經濟管理體制分為行政控制和市場協調，而後者又分為完全的市場協調和有宏觀調控的市場協調兩種模式。在會上，具備現代經濟學素養的中國經濟學家都把有宏觀調控的市場協調看作中國經濟改革的首選目標。
吳敬璉指出，1985年中共全國黨代表會議制定了“七五計劃”（1986~1990），肯定了新的經濟體制有三個基本的內容：（1）使企業特別是全民所有制企業成為相對獨立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2）進一步發展商品市場，逐步完善市場體系；（3）國家對企業的管理逐步由直接控制為主轉向間接控制為主，主要運用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並採取必要的行政手段，控制和調節經濟運行。但是時間不久，這種模式就受到了懷疑，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期就重新建立了將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相結合的目標模式，轉變為由國家引導企業和市場運行機制。
吳敬璉表示，過去他對於國家引導企業這種經濟體制是完全肯定的，這是市場經濟的一種婉轉的表達。但是，他在近兩年的研究中間發現，這個認識是有偏差的。這種模式，雖然看起來是市場引導企業，但是市場不是一個真正的市場，而是受到行政力量的管控的，所以，它是一種間接地行政統治經濟體制。
雖然在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以後，確定了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是，在吳敬璉看來，這種強勢政府強調其統治地位，強調了選擇性的或者稱為差別性的產業政策的影響長期而普遍地存在著。而到了21世紀初期、21世紀第一個十年的中期，強調政府的力量的思想就變得非常強烈，更為強調黨領導和駕馭市場，強調增強國有經濟的統治地位，以至於在2005年、2006年就出現了與1985年中共全國黨代表會議和後來的中共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十四屆三中全會所指出的方向逆向而行的趨向。
吳敬璉強調，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了我們要通過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來使市場能夠在這樣的配置中起決定性的作用。中共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和十八屆三中全會對於改革的頂層設計路線圖和時間表，使得中國改革明確了一個政策的方向，但是這個過程也並不是一帆風順的。
所以當前面臨的一些困難，從根本上說來還是源於這種對於市場化、法制化和民主化改革各種障礙所造成的。現在來回顧這個歷程的時候，都可以從我們過去40年所遇到的問題，所出現的各種偏差找到根源，所以我們進一步地全面深化改革和保持我們經濟的持續穩定地發展取決於我們對於過去經驗和教訓的認識。
李劍閣指出，關於“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這個模式，需要放在一個歷史的進程中來看。李劍閣參與過1987年中共十三大報告的起草，他回顧稱，十三大報告中最正確的一句話就是這些內容，當時要寫進去很不容易，很多人堅決反對，因為當時的定義只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沒有其他的表述，於是就寫成了國家調控市場，市場領導企業。李劍閣認為，這可能是當時在計劃商品經濟認識領域上一個比較好的描述。
李劍閣反思稱， 吳敬璉的《中國經濟改革進程》是一本介紹中國改革開放很好的工具書，因為現在碰到很多的問題，其實過去都出現過，所以在改革開放當中碰到很多新問題和新困惑的時候，有很多的借鑑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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