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一個朋友的故事。我的大學同學告訴我，她有一天跟先生鬧得不愉快，想出走，可是站在忠孝東路站好久，發現沒有地方可去。我想，她不是真的無處可去，而是她沒辦法理直氣壯地告訴任何人，她可以出走，因為她沒有任何信仰支持她這麼做，因為當一個人的自我長期消失了三、四十年之後，怎麼也找不回來了。
很多人問我為什麼這篇小說會用第一人稱，而且是寫一箇中年婦人，我的想法是能夠設身處地去寫這麼一個人，假如我是一個這樣的女性，我的顧慮會是什麼？我自己是一個說走就走的人，隨時包包一收就飛到歐洲去了，我無法想像我的母親一輩子都沒做過這樣的事，甚至連獨自出走一天都無法完成。倫理對她是保護還是牢籠？這又是另一個兩難的問題。
她有沒有一個去尋找自我的機會？我們從來不敢去問這個問題，如果我們拿這個問題問父母的話，我相信她會哭，她會嚇一跳。
我有一個學生，在國外住很久了，每隔幾年會回來探望在中南部的父母。他的母親不打電話則已，打給他就是抱怨他的父親，愛賭博、把積蓄拿去炒股票都沒有了……他的記憶裡，從小開始，母親就一直在抱怨爸爸。後來，他到國外去，再回國時，一樣聽他母親抱怨，抱怨到最後就是哭，然後說：“我受不了了，我沒辦法再跟他生活下去。”這些話一再重複，重複到我這個朋友也受不了，他就跟母親說：“好，我明天就帶你去辦離婚。”結果母親哭得更大聲，很生氣地罵他：“你這不孝的孩子，怎麼可以說這種話？怎麼可以這樣做？”
這就是倫理的糾纏， 她無法把離婚這個行為合理化，只能抱怨，不停地抱怨，把抱怨變成倫理的一部分。她認同了抱怨的角色， 她願意用一輩子的時間去扮演這個角色。你看電視劇裡那些婆婆、媳婦的角色，不也都是如此？這種劇情總是賣點，代表了倫理孤獨裡那個潛意識的結一直存在，而且大部分是女性。
所以她會選擇哭、選擇抱怨， 她拒絕思維； 如果她開始思維，她不會哭的，她會想怎麼解決問題？可是她選擇哭，表示她只是想發洩情緒而已。
孤獨的同義詞是出走， 從群體、類別、規範裡走出去， 需要對自我很誠實，也需要非常大的勇氣，才能走到群眾外圍，回看自身處境。
今天若有個女性說：“我沒有結婚啊，我沒有丈夫，只有一個孩子。”除了經濟上的支持外，她還需要體制的支持，才能夠做這件事。臺灣的確處於轉型的時刻，使我們在面對各種現象時，可以去進行思維，如果我們可以不那麼快下結論的話，這些問題將有助於我們釐清倫理孤獨的狀態。
“我”這個中年婦人出走到巷子口，又回家了， 她繼續關在公寓裡，繼續聽每一家的鑰匙怎麼打開，怎麼關門。
有一次“我”和張玉霞聊天時，提到她很討厭住在四樓B的劉老師。張玉霞說，“他很愛孩子唉！ ”“有幾次我和娃娃一起，遇見了他，他就放慢腳步，跟娃娃微笑。”但是這個“我”還是覺得劉老師很怪異，身上有一種“近於肉類或蔬菜在冬天慢慢萎縮變黃脫水的氣味”。
這個單身的劉老師，從小學退休之後，常常在垃圾堆裡撿人家丟掉的洋娃娃，有一次在樓梯間剛好遇到第一人稱的“我”，他拿著一個破損的洋娃娃頭， 向“我”展示，說這洋娃娃的眼睛還會眨。劉老師經常撿一些破損的洋娃娃頭、手、腳回來， 放在黑色的木櫃裡， 而這件事就和社會事件中頻頻發生的兒童失蹤案連結在一起。
失蹤不一定是具體的失蹤，可能是心理上的失蹤。如果你有看過法國超現實導演布紐爾（ Luis Bunuel）的作品《自由的幻影》（ Le Fantome de la liberte），裡面有一段以超現實的手法，處理兒童失蹤。那一段是老師在課堂上點名，點到了 Alice，Alice 也喊了“有”， 可是老師卻說她失蹤了，馬上通知家長來。她的父母到了學校，Alice 說：“我在這裡。”但爸爸媽媽說：“噓，不要講話。”然後轉頭問老師：“她怎麼會失蹤？”
失蹤在電影裡變成了另一種現象， 其實人在， 你卻覺得他不在。例如一對貌合神離的夫妻，他們躺在同一張床上，對彼此而言卻是失蹤的狀態。我們一直覺得被綁架才叫失蹤，可是如果你從不在意一個人，那麼那個人對你而言，不也是失蹤了。
電影啟發了我把失蹤轉向一個心理的狀態，表示失蹤的人在別人心裡消失了， 沒有一點具體的重量。我有一個朋友也是單親媽媽， 孩子很小的時候， 她的工作正忙， 晚上應酬也很多， 她沒有太多時間陪小孩，就讓小孩掛串鑰匙上下學。她也很心疼小孩，卻沒辦法陪伴她， 又很擔心孩子被綁架，所以她就在每天晚上回家時，孩子己經寫完功課準備要睡了，她硬拉著小孩一起練習各種被綁架的逃脫術。有一次， 她就在我面前表演， 戴上綁匪的帽子、口罩， 讓孩子練習逃脫。當時我覺得好可怕，就像軍隊的震撼教育一樣，可是讓我更震撼的 是，這個城市的父母都已經被兒童綁架事件驚嚇到覺得孩子都不在了，孩子明明在她面前，卻覺得她已經失蹤了。
朋友的故事變成小說裡，張玉霞和孩子娃娃每天晚上的“特別訓練”。而住在三樓的這個“我”， 每天晚上就會聽到各種乒乒乓乓的聲音。
這個公寓裡最大的寂寞者－－“我”，因為沒辦法出走，就把生命寄託在兒子身上，所以她生活裡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收到兒子詩承寄來的信時， 拿著紅筆勾出重點， 她每讀一次， 就覺得還有重點沒畫到， 再畫一次。他的兒子讀法律， 寄來的信很少問候父母， 都是摘錄一些中文報紙上的新聞，有一次提到了兒童失蹤案，引起了“我”的興趣，她開始蒐集報紙上的報導，準備要寄給兒子。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我”這個中年婦女，把生活的重心放在居住在遙遠美國的兒子身上， 他所關心的事情， 就變成她關心的事情。－－當我們在倫理的網絡之中，很難自覺到孤獨，就是因為我們已經失去自我，而這個自我的失去，有時候我們稱之為“愛”，因為沒有把自己充分完成，這份愛變成喪失自我主要的原因。
有一天， 娃娃失蹤了。失蹤不再只是新聞報導， 而變成一個具體事件， 而且是在“我”住處樓上發生的事情。娃娃的母親張玉霞幾乎到了崩潰的地步， 而這一切是“我”所預知的， 她聽著下班後的張玉霞上樓、開鎖、關門的聲音， 然後她走到房門邊，“等候著張玉霞在房中大叫， 然後披頭散髮地衝下三樓， 按我的門鈴， 瘋狂地捶打我的房門，哭倒在我的懷中說：『娃娃失蹤了。』”
人在某一種寂寞的狀態，會變得非常神經質，敏銳到能看到一些預兆，而使得假象變成真相。
布紐爾另一部電影《廚娘日記》（ Le Journal d’une femme de chambre），敘述一個紳士在妻子死後， 僱用一個廚娘，廚娘在日記裡寫著這個外表行為舉止都很優雅的紳士，其實是一個好色之徒，常常偷看她洗澡更衣。這部電影有一大半是在對比這個紳士的裡外不一，一直到最後才揭曉，原來偷窺是廚娘長期寂寞裡所產生的性幻想。
所以小說裡的“我”聽到張玉霞的尖叫聲、哭聲， 然後衝下來按門鈴， 哭倒在她懷中， 這是幻想還是真實發生？我們不知道。她開始安慰張玉霞， 然後報警， 三天後來了一個年輕俊美的警察， 警察到她家就說， 他是“為了多瞭解一點有關劉老師的生活”而來， 他們都覺得劉老師最有嫌疑，因為劉老師非常愛娃娃，在樓梯間遇到時就會對他微笑，摸摸他的頭，還會買糖給他。
在兒童失蹤案經常發生的時期，一些原本愛小孩的人，看到小孩都不敢再靠近了，怕讓人誤會。這個劉老師原本是大家口中的好人，因為他特別愛孩子，他退休後還會到小學門口， 陪孩子玩， 教他們做功課。可是在兒童綁架勒索案愈來愈多時， 人們開始懷疑他， 甚至是懷疑這個糟老頭是不是有戀童症？劉老師突然就從一個慈父的形象，變成了戀童癖。
*作者：蔣勳，臺灣作家、畫家、詩人、美學家，本文由勳衣草美學社整理編輯，僅供交流學習所用，不作商用！版權歸蔣勳所有，轉載請註明作者及出處。謝謝！^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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