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實驗研究中，實驗者若能對被試施加一定的控制，則實驗結果會更具效力。否則會有太多複雜的因素摻雜進來汙染了實驗。 ”
這句話是心理學“科學實驗主義”的基本信條，在馮特、霍爾、斯金納、華生等心理學家的影響下，心理學的科學化、體系化有了長足的發展，心理學也從哲學當中脫離出來，成為一門可實證考究的顯學。
然而，恰恰是這句話，暴露了心理學研究體系的固有偏見，其癥結在於，這句話中用了一個略顯偏激的詞彙“汙染”！
如果用“干擾”、“影響”等中性詞來描述還說得過去，但是“汙染”一詞明顯的帶有情緒性的偏見，這種偏見會很大程度上影響實驗工作者的主觀心理，也會進一步影響那些求學的學子。
筆者並不是一個吹毛求疵的人，這個看似細微的細節問題，可能正好是影響心理學長遠健康發展的控制性因子，因此不得不對其進行批判。
這句話出自Wayne Weiten的經典教材《心理學導論》（第9版中譯版）第8頁。
在第23頁當中，作者舉了一個“布蘭科先生”的例子，來親自論證個人的知覺是如何被一個形容詞所帶偏的，而作者卻忘了自己不小心寫下的形容詞會給跟隨者帶來怎樣的影響。
也許有人會說，“汙染”這一詞並沒有什麼不妥啊，它“形象”的影射出了心理學科研工作者吹毛求疵的嚴謹科研精神，也是對那些不能有效控制實驗變量的“二流”實驗學家的一種作戰宣言。
然而，任何事情都有兩面性。心理學作為偏自然科學的一個子類，它並沒有真正意義上完成這門學科的使命：即有效的解釋人的行為和心理。現有的所有已成型的理論，往往只偏向於某個側面或某個重點領域，而很難從根本上闡釋人的行為與認知的底層運行規律。造成這一困局的根本原因在於人體以及人腦的高度複雜性。
面對人體這一超級複雜系統，要更好的闡釋其內在性質的全貌，就應該儘可能多的考慮環境的各種變量，來統籌分析它們對人體行為和認知的綜合影響。在數學、物理學、信息學、經濟學，在大型工程項目、武器研發、地震研究、氣候研究等等，已經有越來越多的應用了複雜系統的研究方法，這些方法能夠支撐極為可觀的參變量和極為繁複的系統結構，它們能夠更為全面的透視所在領域相關課題的關係演繹，它們能夠更為深入的剖析課題當中問題的各種表現。然而，心理學研究卻並不是這樣。
當實驗學者對實驗條件的控制要求愈嚴格時，實際上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學者進一步反思如何在更開放環境下提煉行為與認知邏輯的可能。“汙染”這一帶有偏見性的詞彙會無形中強化這種限制。
有人可能提出新的問題，開放環境下怎麼做實證研究？
氣象問題也是一個超級複雜問題，大氣雖然有著極其複雜的形變，實際上只用三個基本方程就可以描述。這一研究成果暗示著，即使看起來超級複雜的系統，其本質上可能是簡單的。學者對湧現、混沌理論的研究，進一步證明了這種可能性。
還有人說，人是一個直觀的對象性存在，對人體的研究既不可能像對小白鼠那樣進行解剖實驗，也難以建立有效的開放實驗環境來探究其變化。針對這個問題，其實可以換個思路，那就是建構演繹法。Google已經基於數字建模真實的演繹了一個初始狀態下不知道怎麼操作物體的機械手，如何一步一步學會了將物體放置在盒子中，這個過程實際上啟示了人從嬰兒到幼兒的行為歷練過程。而更多神經網絡深度學習的成果，也在暗示著人的認知思維的某種加工方式。
筆者的建議並不是完全做開放環境研究，而是相對於目前來說，不斷的向更開放的演繹環境邁進，能夠儘可能多的吸收更多的自變量，來統計考察其最具相關性的結論。
很多突破性的心理研究成果，實際上並不是基於對變量的嚴格控制，而是基於一個特定的基準活動平臺上的主體自行演繹，然後發現了異於常識或是新的關聯認知。這裡沒有假設、沒有猜想，而是基於基準條件的系統演繹，它沒有限定變量，它也沒有限定方向，這種不設主觀假想認知的實驗，雖然失敗的可能性更高，但是更有可能獲得有原始價值的前沿成果。讓·皮亞傑的觀察，斯坦福監獄試驗等都是這種成果的體現。
今天，心理學的分類已經越來越分化，各子領域之間的壁壘越來越高，就像盧·本傑明所說，不久的將來，心理學各門類之間可能會無法相互溝通。心理學要避免這種發展態勢，就應該用一種更包容、更開放的心態來看待行為與認知問題，更好的吸收其它學科的知識成果，更多的運用不同的研究體系和方法，而不是用一種預設的條條框框來死死限制住可觀察的邊界和範疇。
人的行為與認知既然是超級複雜的，那麼研究方法所包含的尺度和維度也應該複雜化，否則根本不可能探究出人性的奧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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