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情於國 勇於擔當 無限懷念——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原主任趙啟正回憶吳建民大使
2017年8月，《難忘吳大使——追憶吳建民》一書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其中收錄了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原主任、現北京吳建民公益基金會名譽會長、察哈爾學會國際諮詢委員會名譽主席趙啟正的文章：深情於國 勇於擔當 無限懷念。現轉載如下：
趙啟正主任與吳建民大使與青年學生對話
一年倏忽而過，對老友建民的思念仍在夢裡夢外襲來，彷彿一轉身， 他又站在我面前，家事國事天下事盡付儒雅談笑間。
去年6月18日，晨曦在樹。我在中國人民大學指導的一位博士生告知我：“吳建民大使恐遭意外，失去聯繫了。”我多方瞭解無果，直到上午9時30分看到有關部門的微信公眾號，才確認他竟在凌晨4時從武漢機場去武漢大學途中突發嚴重車禍，當場與世長辭。這噩耗猶如晴天霹靂，無論如何我也難以相信、更不願接受。我失去了一位摯友，青年人失去了一位導師，中國失去一位資深外交家，世界失去了一位全球化時代有擔當、有作為的使者。
當天有記者問我的心情，我回答說摯友忽然遠行，人天迢遠，心中沉鬱，不勝哀傷之至！建民從21歲起在外交舞臺馳騁40多年，後在外交學院為培養外交後備力量又殫精竭慮工作了近5年，在70歲退休後，還不斷接受具體任務率團或獨自出訪，同時傾力投入公共外交活動，向國內外說明中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發揮了積極影響。他任駐法大使時，為申辦上海世博會做了重大貢獻。他之所以能在人生的各個階段和不同舞臺上皆有卓越的貢獻，我想最重要的驅動力是他的愛國情懷和外交家精神。
我和建民第一次見面是在1994年。我時任上海市副市長，兼浦東新區管委會主任。他來上海希望瞭解浦東開發進展情況，我帶領多位浦東干部與他會面，話題聚焦在歐盟與中國關係、歐洲經濟態勢等方面，也拜託他向歐洲介紹浦東開發的前景。我們的問題一個接一個，他回答得越好，我們越有興趣深究。這次交流，建民多少年來始終記得，他在一些場合說：“我訪問過中國許多地方，很少有地方領導，召集了那麼多局長，聽我這樣詳細談海外信息，還追問那麼多問題。浦東的幹部真會挖掘潛力和利用資源。”我們從此開始有了聯繫，在2000年前後，我倆通過電子郵件持續交流互動，有什麼信息、想法及時交換，互為師為友達23年之久。
1996年，建民出任中國常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和瑞士其他國際組織的代表、特命全權大使。他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尖銳鬥爭中，嚴厲批判西方國家一再搞反華提案，揭穿其真實目的是妄圖主宰中國命運。在他的精心組織下，第三世界國家聯合起來扭轉了對中國的不利局面。他在堅持中國立場的同時，也擅長“剛柔相濟”的功夫。他基於對中國人權狀況持續改善的信心，建議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任意拘留調查工作組”來中國看看實際情況。這個工作組第一站來到上海，我作為副市長主動與之面對面地直率交流，有問必有所答，還安排了考察項目。這是中國第一次接待這個小組，而建民給我這個“新功課”時，卻未給我什麼“囑咐”。他說用不著他多言，相信我必能配合默契。果然，我們不遠萬里的呼應，給挑剔的來訪者打開了一扇直接洞察中國的窗戶。
1998年1月，我調任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和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 這個機構的主要任務是“向世界說明中國”，於是便和建民有了更為密切的業務聯繫。1999年9月，新聞辦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合作在巴黎舉行長達12天的中國文化周，這是一個頗有新意的大規模跨文化交流項目。彼時，建民已經是中國駐法大使，所以，無論在北京策劃期間，還是在巴黎活動進行期間，我免不了要請教建民，也免不了給他一些“功課”，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法國政府、巴黎市政府，他們都有怎樣的“中國觀”，該邀請誰出席，怎樣獲得希拉剋總統的賀信，以及節目的設計、我的演說要點、跨文化交流的難點和障礙等等。可謂事無鉅細，他總是有求必應，親自上陣，頗有當仁不讓之概。
在法方的建議和安排下，建民和我利用文化周的間隙參觀了諾曼底登陸紀念館，看了盟軍搶灘時慘烈犧牲的黑白紀錄片，去了埋葬著成千上萬年輕戰士的美軍墓地，他們幾乎都是登陸前兩三天犧牲的。我倆就戰爭與和平的問題交流了很多看法，他對中國高舉和平、發展、合作旗幟，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理解和體驗對我有頗多啟示，令我對擔當重任在第一線的中國外交官們肅然起敬。
建民比我只長半歲，人生履歷也有相通之處。我從外宣一線，他從外交一線退下後，都去了大學，面對教育、學術和年輕人。此間，他所倡導的“交流學”和我力主推廣的“公共外交”，幾乎是一個題目的兩個側面。世界知識出版社請我們進行了一場對話，併成書為《交流使人生更美好》。 後來，這本書還進入了中央電視臺科教頻道《讀書》欄目，介紹給全國觀眾。我們以此為題，在上海戲劇學院同來自多所大學的學生們進行了三個半天的對話。戲劇學院的教授說，其實這是兩位祖父輩的老者和孫輩們的心靈交流。建民素有長者之風，語重心長地回答了學生們的各種問題。這次對話又成書《正見民聲——跨越50年的代際交流》，去年還出了日文版，受到了歡迎。一位日本朋友告訴我，在日本，代溝導致的交流障礙也是人們很關切的社會問題，書裡中國大學生們講到的自己遇到的代溝故事和兩位老者與他們循循善誘的對話對日本也有啟示。
2013年吳大使（左）、趙啟正（中）與葉小文（右）參加《公共外交與中國夢》節目
建民演講時的激情也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次在山東電視臺《新杏壇》欄目錄制節目，我們的對話沒有安排主持人，於是我們事前商量了一個簡單提綱，靠話語的自然鋪展和相互的眼神交流，各自充分發揮而又相得益彰。整場對話一氣呵成，行雲流水，免去了節目後期剪裁的麻煩。在上海圖書館，我們兩人曾就交流學和公共外交問題有一場公開的對話。在聽眾互動環節，建民在回答一些重大問題時，會情不自禁走到舞臺邊上靠近聽眾，肢體動作和言語亦隨之激昂。臺上臺下，熱烈共鳴，這正是每一位聽眾追求的佳境。
一位大使離任多年後還被駐在國惦念，就可見他在任期內有多麼優秀的建樹。建民去世消息傳出，法國前總統希拉剋給吳建民大使夫人施燕華大使的唁電稱，驚悉吳建民大使不幸逝世，深感悲痛，法蘭西人民失去了一位知曉法國併為法中關係做出巨大貢獻的偉大朋友。今年1月法國前總理拉法蘭在巴黎宣佈“吳建民中法青年訪問獎學金計劃”啟動。拉法蘭說，這個獎學金計劃旨在將吳建民大使致力推廣的國際對話和主張和平的精神傳承下去，使雙方青年加深對彼此國家的全面瞭解。
建民的影響力到底有多廣，一次臺灣之行令我印象深刻。2008 年，我倆同時受邀參加在臺灣舉行的兩岸書展系列活動。預定日程之外，主要是因為他的盛名，我們受到臺灣熱心改善兩岸關係的非政府組織和精英人士的邀請，參加了兩次座談，接受了一次媒體深度專訪。在臺北故宮，不僅有許多大陸游客向他問好，要求合影，臺灣當地的民眾也有人認出他，向他親切打招呼。
互聯網給經濟創新帶來很多機遇，其中的社交媒體也給了人們表達的便捷，但也會傳播失真信息，放大不同觀點的分歧。網上有人把對國際輿論有影響的人士分成了這派或那派。這種分類往往既簡單又含混，有人此時被歸為這派，另時又被歸為那派。建民認為崗位、角色、語境不同，人的表達重點自然有差異。網上有人把他以和平自主的外交政策說明國際問題以及我們應持的正確立場批為“軟弱”。可他並不大計較網上對他的“誤判”。他一直泰然處之，也不退縮，並愈發覺得自己有責任向公眾說清楚中國的外交政策，堅持不懈地用他的智慧和激情引導民眾對世界形勢和趨勢做出準確的觀察和研判。也正因為如此，車禍當日，有記者要求我用一句話評價建民，我說他是偉大的愛國者。他多次表達過擔憂過激的“民粹主義”或會成為一股國際潮流。建民離去後四天，英國公投“脫歐”，後來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印證了他先前的判斷。
2009年夏天，我和建民一起作為主賓去參加西班牙舉行的巴塞羅那亞洲論壇。結束後在巴黎我轉機回國，建民應邀去美國參加另一場公共外交活動。他就一個人，在偌大的戴高樂機場，拎著個小包，拉著拉桿箱，走向遠處，我看著他的背影逐漸消失，湧起一種莫名感動。這年他正好70歲，這樣高齡資深的前外交官，這麼不辭辛勞又到地球那邊講中國故 事了⋯⋯
去年，他77歲整，他真的走遠了嗎？我知道，也曾親歷過，他參與過的一些學術討論和論壇在新的一屆開幕時有追念他的感人場面，彷彿他還在現場併發揮著他的智慧，這無盡的熱情還會燃燒很久、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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