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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李亚伟出了本读宋词的书：《人间宋词》。近年，不少当代诗人热衷谈论中国古诗传统，在一系列阅读和写作中，于坚希望回到“仁者人也”的伟大文明传统；西川则以一本《唐诗的读法》，试图回到唐人的写作现场，同时不无自负地告诉新诗的批评者：咱不但可以谈新诗，谈古诗也可以！
那么李亚伟呢？那个在1980年代以飞舞的铜锤和一百多斤的情诗，冒犯着朦胧诗以来的诗歌口味，试图掀起一场诗歌革命的一度以来的诗坛消失者呢？李亚伟告诉人们，这本书原是组诗《河西走廊抒情》的副产品。据称，在组诗写作期间，他曾查阅了大量资料，包括各种版本的宋词资料，发现没有宋词南方气质的遥远支撑，自己无法完成显然更吻合于唐诗的对河西走廊的宏大书写。
2018年7月15日，成都宽窄巷子，李亚伟《人间宋词》新书签售会现场。（成都商报 王红强/视觉中国）
我宁肯把当代诗人对传统的回望，视为在更宽深尺度上对历史想象的某种借用，只是，这种借用，终于超越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现代派诗人发现的意象，或者1980年代那批诗人谈论的文化，试图以活着的语言和经验，重构历史，激活现实。明此，惯出风头的李亚伟，又怎能不将文学史搁置一边，尽情贩卖私货呢？
果然，李亚伟在书中选了两个非主流词人：宋江和陈克，用他的话说，一个是职业大盗（政治赌徒），一个是业余军事家（民科），“这两首词都很好玩，增加了全书的生气，而且，非常容易让读者感受和了解宋朝的民间与政治的距离，战争与和平的关系。”
生气勃勃，才是其中的关键词。昔日的莽汉，虽由少年变成大叔，但一口精气全在诗中。李亚伟笑着告诉我，“有一次，他在上海民生美术馆做《河西走廊抒情》的专场朗诵，批评家朱大可来了，他说，他来听我的朗诵，主要是想观察我的诗歌中还有没有荷尔蒙，如果缺乏荷尔蒙就不用再写了，去玩儿别的吧，这是他的理论，诗歌是荷尔蒙的事业。听完朗诵，他说荷尔蒙很足，满意地走了。”
莽汉：打倒全中国的妈妈诗
如果说当代诗是在食指、北岛等一批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人，在一种个人与政治激情的辨析中得以确立，那么它的真正成熟，则由一大批后来被命名为“第三代”的大学生，在元气淋漓、社团林立的八十年代校园逐步推进。
在八十年代初的诗歌版图上，北京的高地之外，成都、重庆、昆明、上海、南京这些外省的礁石逐渐冒出水面，并在不断的流动与激荡中，发出越来越大的声响。
四川的校园诗歌，气氛空前浓郁。李亚伟告诉我，早在1982年，四川大学、成都科大、西南师大和南充师范学院的廖西、胡冬、赵野、万夏、朱志勇、唐亚平、白望、邓翔等在校学生便联络各校诗社，准备做一个四川的校园诗歌联合体。正是在西南师大的那次讨论会上，有人提出了诗歌“第三代人”的概念。
南充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大三学生李亚伟，那时刚刚开始学写新诗，并没有参加这次讨论会。一年之后，他到老家酉阳县的丁市镇当了中学老师。事后来看，讨论会上“这帮18到20来岁的小孩显然还是一帮乌合之众，几天争吵无任何结果，作鸟兽散，但这个文学事件是有历史意义的，之后产生了一轮一轮的波纹，首先波及的是与会者们的大学同学、中学考往各地大学的同学、同学的同学和邻居发小等。”
李亚伟和后来被称为“莽汉”诗人的群体，正处于这样的波纹中。马松、胡玉是李亚伟的同级同学；万夏则比他们低一级，是80级；就读四川大学历史系的胡冬，经由万夏的介绍与李亚伟认识；就读涪陵师专的二毛则是李亚伟的中学同学。
“‘莽汉’诗派成立于1984年1月，算是‘今天派’之后最早有流派样的诗歌团体。”李亚伟向我明确了莽汉的成立时间。在2003年与杨黎的一次聊天中，他追忆了更多有趣的细节。1984年春节，已经毕业的李亚伟和胡玉返校玩耍，在路上碰到宣称正在写莽汉诗的万夏，很快撞出火花。对“莽汉诗”的由来，李亚伟称：“其实最早是胡冬说的，他们两个在成都。但胡冬说的是‘好汉诗’，‘妈妈的诗’。后来万夏给我说的时候，就说的是‘莽汉诗’了。万夏的那种方式你知道的，他就跟你讲，我们现在在写这种诗，莽汉诗，胡冬就说是‘好汉诗’，‘妈妈的诗’。我觉得，锤子，我觉得是‘莽汉’。万夏是说‘猛汉’，我写成草莽的‘莽’，莽汉。我说如果要搞一个诗歌流派，发音可以叫‘猛汉’，但是事实上是‘莽汉’。呵呵，老子有点咬文爵字了。后来大家还是叫莽汉，万夏一直叫‘猛汉’。”
回中学后，李亚伟开始大量写作，最初的诗歌就是《我是中国》、《硬汉们》等。写好之后，便将诗抄给胡玉和马松，并催促他们写诗。在3月2日给胡玉的信中，李亚伟的语调变得激昂：
“把你的长篇大哭放下，写一点男人的诗，兄弟们一起在这个国家复辟男子汉，从而打倒全国人们写的妈妈诗。名字暂定为莽汉，这种鸟诗我们暂订半年合同，签到人都是些还来不及和胡须的男人，把一切都弄来下酒!
你我都是罗马角斗士是复辟古风的韩愈和一些奇怪的硬东西硬玩意。妈妈的口红诗妈妈农民诗，妈妈的哲理，妈妈的编辑部，妈妈的读者和稿费！”
不久，胡冬写出了《我想坐一首慢船到巴黎去》，马松写出了《咖啡馆》、《我们，流浪汉》，万夏拿出了《打击乐》，李亚伟后来的代表作《中文系》也写作于同年十月。那是“一诗定天下”的时代。多年之后，杨黎这样回忆最初的阅读体验：“你让我抒个情好不好，那真是中国诗歌最重要的早晨。我从万夏家出来时，我觉得成都那天的太阳太亮了。”
在那个时代，诗人之间相互传抄交流着最新的试验品，形成一片隐秘却可供清晰辨认的地下诗歌江湖。那些后来被李亚伟目为“革命性”的作品中，除了莽汉诗人的代表作，还有杨黎的《怪客》、《十三个时刻和一声轻轻尖叫》，于坚的《罗家生》、《尚义街6号》、赵野的《河的抒情》组诗。
革命，究竟在革谁的命？在弑父与开创未来的豪情中，李亚伟们的笔锋指向的正是当时如日中天的朦胧诗。“当时，我们如此地迫切地交流学习，非常想要和传统诗人相区别。交流中，我们愈发认为那会儿的主流诗人是不会写诗的，写得是虚假的诗歌，我们要修理一下他们。还有，‘朦胧诗’的写作被文青们学习成了‘梦’、‘小花小草’、‘眼泪’等好孩子的玩意儿，我们要吓唬一下这些孩子。那时，所有的文学作者都好像知道什么是诗歌，我们要捉弄一下这些自信的文学工作者和文艺爱好者。”李亚伟说。
“自在、欢乐、幽默、口语创作曾经是莽汉的诗句配置”，相似的创作方案，其实为整个第三代诗人所分享。你只要比较一下李亚伟与于坚在那一时期，就会完全明白这一点。李亚伟在《中文系》中写道：“万夏每天起床后的问题是/继续吃饭还是永远不再吃了/和女朋友卖完旧衣服后/脑袋常吱吱地发出喝酒的信号”，于坚在《尚义街6号》中则写道：“于坚还没有成名/每回都被教训/在一张旧报纸上/他写下许多意味深长的笔名”。
让莽汉诗人真正凸显出来的，还是那种建立在“反文化、反崇高”基础上的冒犯性写作，换句话说，它们比起昆明的于坚、南京的韩东，要野得多。诗歌的野性，来自于生命的蛮强与张扬。莽汉诗人一起醉酒、打架、找女友，在不无策划与表演痕迹的设计中，将写作与生活做派集于一身，很快声名远扬。
在写作“世界，女人，21岁或者/大哥老大姐等其他什么老玩意/我举着旗帜，发一声呐喊/飞舞着铜锤举着百多斤情诗冲来了/我的后面是调皮的读者、打铁匠和大脚农妇”（《二十岁》）、“再不揍这小子/我就可能朝自己下手/我本不嗜血/可我身上的血想出去/想瞧瞧其他血是怎么回事”(《打架诗》)前，李亚伟从来不是好学生。如他所说，这些后来的莽汉诗人，“当时就是旷课，耍女朋友，打架。在学校好像都各自在各自的圈子里比较有名。比较有名是什么也说不清楚，就是操社会那种。”
作为一个诗歌流派，莽汉诗歌虽然影响大，但存在时间很短。且不说万夏、胡冬只当了3个月的莽汉便改弦易帜，进行新的写作试验，就算李亚伟和马松，也在两年后便宣告了莽汉的解散。在李亚伟看来，聚散本就自然，“继续玩流派觉得枯燥乏味。
而且我们当时都只有二十三四岁，每个人都很勇猛不羁，不可能写成一个模样的诗歌，而独特才是诗歌创作最可靠的路径。”书商、酒徒与美食家
“一个诗人如果没写出让人深深记住的诗句，他就永远不是一个时代的好诗人。”李亚伟在《人间宋词》中谈及晏殊时，这样说。
如果说，在八十年代的诗歌狂飙中，莽汉诗人们留下了各自或深或浅的时代印痕，那么在90年代初的全民下海潮中，他们纷纷转场商圈，却并非赶时髦那么单纯。除了解决生计问题，更多考虑则是离开体制的桎梏，追求自由与新的可能。
1993年，李亚伟赴京做图书出版。做生意对他来说是一个艰难的学习过程，李亚伟告诉我，尽管经商多年，自己并没有赚到多少钱。“很多诗人下海都选择了出版，但诗人是乐天派，平时都很好玩。虽然大家都放下了诗歌，如同揖别了青春，但是，每年几次全国各地的图书会，桂林、长沙、石家庄、长春、深圳、西安等等订货会，我们基本上还是以前的诗人聚会。白天开书会，晚上开诗会。”
中途，李亚伟也试图继续写诗，发现很难进入状态。后来，他才发现，“我在写作上并不具备放下折扣、码洋就可以押韵、抒情的禀赋。刚算完成天本、放下计算器，就谋篇布局、笔走龙蛇，我绝对做不到。我的创作很缓慢，要整块的时间和清净的空间，真的像种庄稼一样，需要时间和气候。”
与往日朋友的醉饮与漫游，依然是他重要的精神生活方式。诗、酒、美食，在四川诗人那里，从来都是一体。一次在北京美食家黄珂的流水席上，李亚伟碰到诗人张枣，对方建议在座的烹饪爱好者开一家卖河鲜的酒馆，店名就叫渔家傲。席间没人响应，回家后李亚伟却拿起宋词，重读了一遍范仲淹的《渔家傲》。
1999年，曾与李亚伟一起写诗做书商的四川诗人刘太亨，向他提议两人分别在重庆、成都开设川菜馆：香积厨酒楼，以便朋友们在两地都有聚会欢乐的场地。旧事再提，这次李亚伟没有犹豫，两人一拍即合。
开饭馆后，他像那年的诗友、后来开餐馆的二毛、宋玮、石光华等人一样，开始研究美食。不但从一些民间食谱中找到早年的川菜记忆，而且每在其间与诗歌相遇。例如他在阅读宋词资料时，发现宋祁曾担任蜀地地方官，并写作记录四川物产与烹饪方法的《益部方物略记》，有趣的是，仁宗皇帝派宋祁到成都上任时，有朝臣反对：成都本是著名的喜欢吃喝的地方，调宋祁这样一个贪图享受的玩家去管理，会耽误政事。但仁宗皇帝根本不予理会，事实上，宋祁到了成都，不但如鱼得水，而且与民同乐。
我曾问李亚伟，你觉得做生意和写诗相比，哪个更过瘾？他告诉我，做生意对于多数人来说，可能都不是最好选择，每个人应该做最适合自己的事情，与是不是诗人无关。
李亚伟曾在一次访谈中说：“我是一个一玩就要玩几年，一写就拉开架势写的那种人，如果我是民工，我会是猛干几年，然后拿着钱到处旅游、走遍天涯、吃香喝辣的那种民工，如果我是农民，别人每年要种两季、三季稻子，而我可能是只种一季，然后穿着新衣服进县城去吃喝嫖赌的那种农民。”
对他来说，做书商、开酒楼无疑还是穿着新衣服进县城，写诗倒更应该是种稻子一样的农民本行。有段时间，诗刊社的老前辈王燕生，隔三差五约李亚伟喝酒，老先生当时快60岁了，酒量还很大，喝一斤二锅头面不改色。一次，他对李亚伟说：“你李亚伟赚100万有劲吗，中国多少人能赚100万？（要知道在上世纪90年代，100万绝非小数目）但诗歌写作你可是独一无二的。”
也许正是前辈当年酒桌上半开玩笑的劝诫，让李亚伟在十多年后，重新坚定了写作的信心。
莽汉老去，诗仍写进命里
2005年，李亚伟动手写了四首小诗，正是《河西走廊抒情》的开篇四首。再次写作，他萌生了写部大作品的想法。
知名出版人张小波曾在李亚伟诗集的序言中，写过李亚伟那段时间的生活状态。当时的李亚伟，据说在云南香格里拉盘下一处面积颇大的旅馆，准备离开北京。
“他说，张哥，我要卖掉房子，遣散人员；他说，我要快点离开这狗日的北平，转到哪里是哪里，看到美女就停下来，看到美食就停下来，看到美景就停下来。”
张小波问他：“就一点正事都不想做了？”
李亚伟骂了一句粗口，振振有辞地反驳：“张哥，人一生没有什么是正事。鱼有正事么？蛇有正事么？它们一辈子就那么游手好闲。”
图 | 摄图网
那时，李亚伟心里的正事，便是写作一部大作品。生活虽然写意，但写作对他来说是需要规划的严肃之事。只是因为别的事情，组诗写作被一再耽搁。这让他想到1992年时未完成的写作计划，当时他曾计划写100首关于辛亥革命到文革的“革命的诗”，以反思东西文化交融背景下中国人的生命状态，结果只写完18首，便遭搁浅。
拖到2011年春天开始再写，写到第15首时，李亚伟觉得越写越难，再写下去无疑属于强奸诗意，而创作本应是愉悦生动的。为此，他查阅了大量资料，并在秋天到河西走廊实地晃悠了一大圈，坐在那完成了后面的9首诗。
“一个男人应该当官、从军，再穷也娶小老婆，/像唐朝人一样生活，在坐牢时写唐诗，/在死后，在被历史埋葬之后，才专心在泥土里写博客。//在唐朝，一个人将万卷书读破，将万里路走完，/带着素娥、翠仙和小蛮来到了塞外。/他在诗歌中出现、在爱情中出现，比在历史上出现更有种。”
诗中不变的仍是带有莽汉标签的力度与质感，但此时的李亚伟，显然有了更大抱负。换言之，历史不再像《中文系》、《苏东坡和他的朋友们》等诗中那样，成为调侃与宣泄情绪的对象；作为想象力的援助，它们最终指向对文明的反思与生命意义的追问。
图 | 摄图网
于是，便有了这样的句子：“我只活在我自己部分命里，我最不明白的是生，我最不明白的是死！/我有时活到了命的外面，与国家利益活在一起。”“但是，在去和来之间、在爱和不爱之间那个神秘的原点，/仍然有令人心痛的里和外之分、幸福和不幸之分，/如果历史不能把它打开，科学对它就更加茫然。//那么这个世界，上帝的就归不了上帝，恺撒的绝对归不了恺撒。/只有后悔的人知道其中的秘密，只有往事和梦中人重新聚在一起，/才能指出其中十万八千里的距离。”
比起当年的横冲直撞，李亚伟的写作变得玄虚、深奥起来。他解释道：“我在诗中涉及了一些大的材料，与其说我在诗中涉及了世界观、生命观的讲述，还不如说，我被我自己对生命的思考生生地牵扯进了一个诗歌不太应该染指的领域。既然是被自己的内心牵扯进去的，那就不得不把它用诗歌描写出来。可以说，这样的写作风险是在诗中自然出现的，所以我紧张害怕都没有用，还不如直面它，老老实实下功夫。”
只是，对于当年那个后面跟着“调皮的读者、打铁匠和大脚农妇”的李亚伟来说，他“一直希望诗歌能够被尽可能多的人读懂——包括不爱读书看报、也不喜欢上网查资料的读者。”为此，李亚伟破例在组诗后面，写下一系列签注。
在其中一句“而当飞鸟想起自己是一只燕子，那么此刻，/祁连山上正在下雪，燕子正在人民公社的大门前低飞。”后，李亚伟注解道：“刘禹锡诗《金陵五题》的第二首：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乌衣巷地处金陵南门朱雀桥附近，为东晋王、谢等世家巨族聚居之处。记得美国当代诗人肯尼斯·雷克斯罗斯（中文名王红公）曾将此诗的后二句译写为：‘从前公爵府门前的燕子，如今飞进了石匠和伐木工家中’。”
这首组诗，为李亚伟赢得了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年度诗人”等诸多荣誉，仿佛标识着当年那个叱咤一时的地下诗人，从此浮出水面。回头再看，少年虽成大叔，生猛不羁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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