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30年代，成都戰火硝煙四起，駐軍混雜。城外打仗，城內繁華，明娼暗妓更到處都是。
根據當時的《新新新聞》報記者文樞的調查記載：省警局衛生科發給妓女的所謂“樂女證”——就是政府允許賣淫的營業執照，共是1——13565號，說明成都有登記的妓女有一萬三千多人。文樞說，私娼的數字，經他在成都婦女會和各大旅舍的採訪和調查，也在一萬人以上；還有所謂“私窩子”，根據帕莊醫院、四能醫院、博濟醫院等各處能瞭解的數字統計起來，成都有妓女三萬多名。
老成都的妓女，很少有“個體戶”，多是依靠鴇母為生。她們負有鴇母的“賣身債”，因此一切都由鴇母主宰，收入的70％交鴇母，自己僅僅得30％，還包括化妝、醫藥、服裝、用具等開支，如果在旅館接客，茶房還要抽三成。如果還請了賣身賬，收入自然要多些，但據妓女們說：“這個賬永遠也難以還清的。”
在當時的成都，出名的大“臺基”，有大田坎的“易裁縫”，江南館的“吳胖子”，钂扒街的“李老八”，凍青樹的“彭胖婆”，上升街的“薛二孃”，御河沿街的“大週二”，青龍街的“小週二”……等等，他們各自擁有漂亮姑娘多人，那些達官顯貴是趨之若鶩。
同時，還有一個很奇特的人物，以當時的“成都婦女協會會長”的名頭出現的何之言，出入於交際場合，非常活躍，他還用了幾個“女秘書”。據傳，以林亞華和包三妹最是活潑妖嬈，經常與一些黨政官員打得火熱，這是成都當時一個隱形而又帶特務性質的高等臺基。
在舊時的妓女中，若干年前都還健在的一個叫“曾三”的，已經是白髮蒼蒼、老態龍鍾了，在街上守自行車，偶爾遇到舊相識打招呼，談起國家的興亡舊事和當年的人世滄桑，不勝欷歔不已，感嘆良多！
四川軍閥劉湘，他的防地原駐重慶、萬縣一帶，1932年，劉湘移防成都。由於抗日戰爭的原因，兵荒馬亂。京、滬、揚州一帶的妓女，大量遷入四川，住在重慶、萬縣地區。在劉湘移防成都後，原來住在重慶、萬縣、宜昌等地的揚州基臺老闆，青幫頭子李松壽、趙長富、毛德周等，帶起五六十家有揚州姑娘的基臺來到成都開闢新天地。
成都川籍的妓女舊規矩，在妓院接客，不興“出條子”，妓院設備也要差些；川妓不善應酬，文化低，大多不會吹拉彈唱，缺少誘人技術。而揚州姑娘來成都後，整個風氣就改了，揚州姑娘不僅在妓院接客，還要在外“出條子”，當時的煙館、賭場、茶廳、劇院、餐館……都可以叫揚州姑娘來相陪應酬，實在是“春城無處不飛花”啊! 自此以後，川妓臺基也學會了這一套，在市內的各種場合大肆活動，逐漸就形成固定的模式了。
揚州妓女初來時，比川妓穿著華麗時髦，在風氣比較樸素的成都被人視為奇裝異服。而她們那時都住在旅館裡頭，又在市內的各處場合亂竄，使得一些本地人大大地看不順眼，加上保守的地域觀念，引起了成都人對她們的嫉恨和厭惡。於是，就有成都有頭面的紳士出來建議：“驅逐出境”。成都當時的治安機關，還真就發出了驅逐揚州妓女出境的命令。成都市警察局在一個晚上，突然將一百多個揚州妓女抓到警察局扣押，勒索了賄賂之後，限令三天之內離境，並嚴令成都大小旅館不準招留一人。
她們的老闆有錢的，就自己租房子住下來，以半開門的暗臺身份，向警察局領取正式執照，暗中繼續營業。而大部分無錢租房或租不到房的老闆，便由青幫頭子趙長富、李松壽通過袍哥關係，率領一批鴇母們去溝頭巷，拜訪本地袍哥舵把子陳俊珊、劉嘉興等人，請求得到幫助。據說青幫與袍哥自來是互不妥協，互不低頭的。那一天，趙長富、李松壽見到陳俊珊還下了一個大禮，向他請求大力解救危難。陳也很買賬，馬上給樂山、敘府、雅安、康定綿陽、南充……等地的袍哥大爺些介紹信，懇請他們照顧，讓這些妓女由老闆鴇母率領到那些地方去跑小碼頭，繼續謀生。
這個倒本來是莫得辦法的辦法。一年多以後，風聲過了，她們先先後後又回到成都。有的找了些錢，在成都租起公館，有的打夥買了房子，有的在別的臺基上搭班包房，總之都已經不再在旅館駐紮，都各自有了一個自己的“家”了。後來軍警機關也慢慢開始按川妓的等級發給營業執照，徵收妓捐。於是她們逐漸得以合法住下，成為一種正式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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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內容：焦板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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