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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0週年之際，應國務院總理李克強邀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於10月25日至27日對中國進行了正式訪問。
此次中日雙方簽了52個協議，總額達到180億美元，創下歷史記錄。這些協議意味著什麼？數量的背後隱含著哪些更深層的突破？中日之間存在著哪些分歧、哪些機遇，如今的中日關係應如何看待？
本文轉載自中國網，原文首發於2018年10月28日，原標題為《從安倍訪華看中日合作：正從垂直合作向水平合作轉換》，不代表瞭望智庫觀點。
嘉賓：楊伯江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楊伯江。（鄭亮 攝）
楊伯江：謝謝，各位網友大家好！
問：我們注意到，安倍首相這次訪華，是日本首相時隔7年之後的首次正式訪問。7年來，中日關係總體上處於惡化狀態，安倍也一直在跟中國較勁。那麼，此時他改弦易轍，多少給人出乎意料的感覺。您怎麼判斷其中的緣由，有哪些方面是客觀所需？
楊伯江：我想簡單來說，促使安倍政府對華政策的轉變，有內外兩重因素，那麼從日本自身需求來看的話，確實在各方面的壓力之下，繼續保持和中國較勁已經越來越不符合日本的國家利益了，甚至會對日本國內的政治利益——也就是安倍政權的國內政治利益產生影響。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外部或者說國際形勢的影響，這裡面我們可以給它概括成兩個衝擊。一個我認為是特朗普衝擊。 特朗普衝擊首先體現在貿易方面對日本的打壓。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上臺之後，讓日本寢食難安，時時處在壓力之下，心理壓力是非常大的。目前美方對日方施壓的焦點有兩個領域，一個是汽車，還有一個就是農產品。在明年（2019年）開春的時候，美國就會迫使日本進行雙邊貿易談判。我們知道國際關係當中有一個規律，強者大國一般喜歡用雙方的方式解決問題，我跟你一對一單挑；而弱者呢，像日本在美國面前是屬於弱勢的，它肯定是喜歡多邊的不喜歡雙邊的，但是美國壓它這樣做，沒有辦法。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壓力，來自於特朗普。
更重要的，特朗普上臺之後在逐個退出美國當初所推動或者是主導推動的戰後秩序架構，這讓日本感覺到非常大的危機。因為戰後日本是在體制中生存發展起來的，也就是說自由貿易體制使它受益良多。而特朗普退了很多，甚至巴黎協定（關於氣候問題的）、教科文組織都要退，這讓日本感受到深深的危機感。我們都講覆巢之下無完卵，日本就是那枚雞蛋，所以它的恐慌是帶有根本性的。
第二個，我認為是朝鮮半島出現的變化。 朝鮮半島出現的變化是積極的、正面的，是值得歡迎的，但是美朝關係的接近，也讓日本感覺到很大的危機和壓力。這種情況下，日本會不會被邊緣化？那麼它急於找一些國家特別是像中國，它認為對朝鮮半島具有特殊影響力的國家，來傾訴、溝通、協調、交流，那麼我想，這是日本的戰略心態的一個重要變化。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在過去一年多以來，日本安倍內閣對於中國的態度和政策明顯發生了變化。特別是去年5月份，在我們首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面，日本第一次正面表態，停止過去對“一帶一路”的這種觀望甚至是抵制的政策，轉而採取參與、合作的政策。
問：安倍訪華期間首次舉辦了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論壇，在這個論壇上，參與的人數也好，最終簽約的項目數量也好，都是空前的。您能不能給我們介紹一下，中日兩方在第三方市場合作的情況？
楊伯江：應該說這方面的內容非常、非常豐富。我剛才講中日關係極其複雜，我們千萬不要偏，也就是說當我們強調中日關係有問題、有矛盾的時候不要忽略它相互依賴的一方面、好的一方面；然後，當關系開始好轉，走向合作強化的道路的時候，又忽略或者無視問題的存在——這都是不對的。
我們要採取一個平衡的看法，平衡的角度。所以剛才您說的這個問題，確實在這次中日之間首屆第三方市場合作論壇上面，算下來一共簽了52個協議，總額達到了180億美元。這個規模在中日經濟交往史上應該說是空前的，而且我覺得關鍵還不在於數量的多寡，不在於金額的多少，而在於從合作範圍和深度來說，是極大地提升了。首先從範圍來看的話，它不僅僅只限於傳統的中日雙邊了，而是中日+X、中日+α，中日合作在第三方市場或者地區進行開拓。而且這個合作，又不僅僅是中日，還包含著比如說中日共同來設計來推動第三方國家或者是地區的發展。圍繞支持它的發展，這個X或α的發展，我們一塊兒來協調合作行動。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拓展。
第二個，在中日雙邊的框架下，其實有很多（合作）可以說是空前的，是迄今為止所沒有的。比如說我個人非常看重的一點，就是中日之間這次簽了貨幣互換協定。貨幣互換協定不是一個新事物，在2002年曾經簽署，但是無論是從它的規模還是執行的情況，還是影響所及來看的話，跟這個沒有辦法比。當時是30億美元，這次是300億美元，也就是說是原來的10倍。這個10倍是什麼概念？大約是去年中日貿易額的1/10，去年（中日貿易額）突破了3000億，回到了2012年前的水平，而這次的規模貨幣互換協議的水平差不多是300億，是去年貿易額的1/10。
那麼這樣的一個貨幣互換協定，它具有雙邊的意義，但同時更具有地區和國際的意義。從雙邊來說的話，咱們倆之間做生意可以用本幣來結算，這個非常便利，為彼此的進出口貿易結算、投資等等都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同時因為有貨幣互換這個約定，會幫助雙方規避因為國際匯率變化而可能受到的損失。還有一個是能幫助金融形勢的穩定。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非常重要的所謂的地區和國際的意義，用一句廣告詞來說就是“沒有中間商賺差價”，也就是說中日關係不再依賴美元這個國際上最大的通用貨幣、流通貨幣，而是說用我們的本幣來直接結算。我想這也是推動東亞地區走向自主性合作發展、自主性一體化前景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臺階，我們邁上了這個臺階。當然，從中方來講的話，這也是推動人民幣未來走向國際化的一個重要的步驟，所以它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
問：在這個合作論壇之前，中日雙方在第三方市場有沒有過這樣的合作形式？
楊伯江：應該說很少見，我們看到的更多的不是……
問：處於一個競爭的狀態？
楊伯江：沒錯，甚至有的時候有點惡性競爭。其實那種惡性競爭對雙方不是互益的而是互損的，有的時候可能賠了本恐怕連吆喝都賺不到。如果理性、客觀地評估的話，應該停止這種惡性的競爭，應該攜起手來共同做一些事情。這個從對中日關係整體的政治影響來說無疑是正面的，同時從經濟的合理性來說也是非常科學的，所以現在終於走上了這樣一個合作共贏而且是合作多贏的正確的方向，也就是說不光是中日受益，第三方、第四方大家都受益。
問：這應該也是中日交流活動的一個新的動向？
楊伯江：沒錯。
問： 隨著中國經濟和科技越來越強，中日經濟關係顯然已經不完全是以前那種互補關係了。那麼，現在及今後，中日的經濟合作會有什麼變化，在領域、方式等方面會有什麼新的特點呢？
楊伯江：確實是，這又是一個非常專業的問題。確實，我們傳統上說，中日關係有合作的潛力，那麼依據之一就是中日兩國無論是從經濟還是從產業的發展階段來說，都存在一個互補性，也就是落差，這個落差恰恰是形成了合作的條件，因為你有的我沒有，我有的你沒有，這是一種優勢互補。目前來說，隨著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的長足發展——當然，日本同時也在不斷地前進，應該說，這種互補性依然是存在的。但是與此同時，確實競爭性也在增強，很多地方中國已經趕上去了，甚至在某些領域都已經超越了，所以為中日經濟合作、產業合作的模式創新提出了挑戰。這是一個現實的問題。
這點上，我想從中日雙方通過這52個協議當中的一部分也明顯看得出來，它們在謀求轉型。但是出現了競爭性，或者說競爭性的勢頭越來越強的這部分怎麼辦？我覺得現在中日正在謀求一個什麼樣的轉型呢？
就是從過去的垂直合作向水平合作轉型，比如說剛才我講到的在第三方市場合作。嚴格來說，今後中日之間的所謂第三方市場合作，恐怕得把市場這兩個字摳掉，也就是第三方合作。因為把這個詞拿掉以後，它的內涵會更廣闊，它的外延會擴大，就是說圍繞著第三方，恐怕不光是共同開拓市場的問題。比如說我們一塊來幫助某一個國家或地區實現經濟發展，這其實就是中日雙方的一種水平合作。再比如說，這次就科技創新中日雙方還達成協議，要設立一個常設的機制、協調的機制。這就說明，在科技創新這一塊，中日也慢慢地走入一個水平合作、對等合作的階段，而不再是過去那種垂直的。當然我再次強調，我們還有一些是互補性的，那個恐怕是比較傳統的模式，而與此同時需要創新新生的這個領域，它應該成為一個新的增長亮點。
問：剛剛提到的簽署的52項協議裡面，以您分析，主要在哪些領域？
楊伯江：這個領域坦率地說很容易掛一漏萬，因為我也多次嘗試去背它、記它，但是到最後總會漏掉一兩個。我們嘗試概括一下，大概是包括這樣一些內容，比如說
科技創新、交通物流、節能環保、綠色經濟、第三方市場。當然第三方市場猶如是一個橫座標，而這些是縱座標，是一個交叉的關係。還包括財政金融，還包括貨幣合作，比如像剛才講的貨幣互換等等這些，非常非常的多。這些既是雙邊的，同時更是多邊的，也就是在中國“一帶一路”這個框架下的所謂第三方市場合作。
問：其實也是涵蓋了方方面面。
楊伯江：涵蓋了方方面面，真的是很容易說不全。
問：是的，自從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以來，起初日本是抱著懷疑以及牴觸的心態，現在有了很大的變化。此次安倍訪華對日本參與“一帶一路”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
楊伯江：應該說會產生一個明顯的直接促進的作用。當然，這裡面有一些我們要向我們的網友解釋清楚，因為作為專業的研究人員，比如說，
在籤的52個協議當中，日方沒有使用“一帶一路”框架下這個詞，它堅持不使用是基於國際戰略方面的考慮，也就是說對美國因素的顧忌。目前對中國“一帶一路”提供合作與參與的國家群當中，應該說日本和美國是少數派，是明顯孤立的。比如說在西方七國集團，也就是我們通稱的G7當中，現在只有兩個國家沒有加入亞投行，一個就是日本，一個就是美國，日本無論如何都會多顧忌一些老大的心情。所以我想，我們做大事，推動中日雙邊關係良性發展，這些措詞還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具體的、實實在在的合作項目。這次所達成的相關協議，無疑會對日本企業——它的企業主要是民間的，不管是以什麼名目，不管用不用“‘一帶一路’框架下”這個措詞，參與我們的“一帶一路”建設，會起到明顯的、直接的、巨大的推動作用。因為我們知道，日本的資本主義、日本的體制和歐美還有所不同。從戰後起，它的企業受政府的引領就是比較突出的，就是所謂的窗口指導或者叫行政指導，就是政府給你一個意見，理論上你可以聽也可以不聽，但是往往沒有企業不聽，因為你聽的話，會帶來很多好處。因為企業同時也受到政府的保護，各種政策，包括所謂的保駕護航。所以過去在冷戰時期，有一個常見的說法，就是日本的政府為企業發揮的作用是護衛艦隊，護航式的，你們到海外去開拓，我們政府為你們保駕護航，是這樣的一個政企的關係。在這種體制特色之下，日本政府和中國政府（取得）這樣大的進展，對於企業今後的作為肯定會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這點是非常非常確定的。
問：除了剛才我們所講述的內容之外，您覺得安倍此次訪華還有哪些亮點？
楊伯江：我覺得除此之外還有一些，比如說中日關係的一些摩擦和爭議的領域，這個本來是一個有問題的領域，但是雙方就妥善解決這個問題達成了一些重要的共識，這也是看點也是亮點。比如說雙方達成了海上搜救的協議，這個非常重要。因為通過這次安倍訪華期間中日領導人之間的積極互動，我們可以看得出來，發展中日關係的思路是清晰的。也就是說，如果把它作為一個固定的盤子，一個規模一定的盤子來看的話，合作、協調這一部分是積極面，這是肯定的。同時還存在著問題、摩擦、爭端，是問題的面。我們現在的基本思路就是儘可能地擴大前面積極的方面，同時，不能因為關係好轉了就對問題的一面視而不見，不但要正視它還要不忽視它，要處理這些問題。首先，要通過外交和平磋商的方式來予以解決；第二，在問題沒有得到最終解決之前要保障它處在有效的控制之下，不能夠因為局部摩擦的激化而衝擊關係整體，這是一個基本的思路。而中日之間存在著諸多敏感問題，釣魚島、東海主權爭端就是最突出的，這次雙方達成了一個海上搜救的協議，應該說是非常重要的。就東海的爭議，我們知道應該遵循哪些守則哪些規則，這是非常重要的。
當然也還涉及到其他的問題，這個不一定叫亮點，但是值得我們重視和理解的問題。比如說，日媒報道，這次在安倍訪華期間，日方提出來要正式結束對中國提供了39年的政府開發援助，也就是ODA，這個O是official，D是development，是發展，日語叫開發，A就是assistance，援助，政府開發援助。
政府開發援助是1979年開始的，在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訪華之後，迄今為止已經為中國提供低息、有償、無償等等大概有三四類貸款，達到了300多億美元。這個數字在我們今天看來也許不那麼地驚人，但是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對於中國當時保障我們改革開放的順利進行，還有此後的經濟社會的發展、我們的產業發展，確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為我們當時最缺的就是外匯。當時的很多重要項目都是在這個ODA項目的支持下建成的，比如說寶鋼，比如說首都國際機場，比如說北京中日友好醫院等等這些。當然，後來在1985年之後，隨著所謂廣場協議的達成，日元在美國的壓力之下被迫大幅地升值，這種情況下就導致我們中方還債、償還貸款的利息增加了，因為日元變得值錢了，也造成了一定的負擔。
但總體來說對我們改革開放的順利成功、對我們經濟社會的大發展、對我們的產業發展和升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實，在ODA中有償援助的部分，在2008年基本上就停止了，也就是在10年前。這次日方提出來正式終止，我認為這是一個自然的過程。也就是說，我們的經濟總量在2010年已經超過了日本成為世界經濟第二，當然，我們在人均上還較日本差不少，我們大概是他們的1/4-1/5的樣子，但總體上已經達到這個規模。剛才我們講的在一些企業技術等等方面，在一些領域也已經趕上甚至是超過了日本。這種情況下，我覺得結束是一個自然的事情。但是取而代之的，不是說這個領域就不可以做事了，還可以繼續考慮共同做事情。我們根據外媒的報道看到，日方提出來中日準備搞一個對話，什麼對話呢？就是發展合作對話，就是我剛才說的中日雙方一起坐下來研究商量，怎麼樣研究支持第三方實現發展。我覺得這樣的一個轉換也驗證了剛才所提到的那個問題，就是從一個垂直合作向水平合作的一種歷史性轉換。
問：各國紛紛在進行關稅協定的談判，構築各自的貿易圈子。中國和日本在這方面有聯合也有衝突，比如日本全力推動的TPP就排除了中國，中日韓自貿區也遲遲沒有進展，隨著日本的轉向，您判斷一下，今後在構築貿易圈的問題上，日本會不會積極地與中國聯合？
楊伯江：這又是一個非常專業的問題。剛才我講一個大背景，還是要從特朗普說起，因為美國的國際地位決定了，美國往往是牽一髮而動全身，華盛頓的一言一行，一個政策上的變化，確實會產生廣泛的國際影響，對日本來說尤其如此，因為它是同盟當中的老二嘛。
所以在特朗普上臺之後，2017年他上臺以後，日本加速了在推動地區合作方面的作為。比如說，今年3月份，日本推動了CPTPP，就是美國退出之後的11國的TPP，他們又加了兩個字CPTPP，簽了，渴望明年生效。第二個就是7月份日本再次得手，推動了歐盟簽了日歐EPA，這兩個是日本在地區合作方面取得的進展。
下一步日本要推什麼，日本要推RCEP。恐怕中日韓（自貿區）目前來看是放在RCEP後面的，而在推動RCEP儘早達成協議，爭取年內達成協議這一點上，中日雙方是有著共同的利益和政策主張的。
【注：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即由東盟十國發起，邀請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共同參加（“10+6”），通過削減關稅及非關稅壁壘，建立16國統一市場的自由貿易協定。】
背景是什麼呢？就是9月25日美國和加拿大、墨西哥簽訂了自由貿易協定，而其中被美國塞入了所謂的“毒丸”條款，也就是說你要跟所謂的非市場經濟國家簽署貿易協定，必須要美國點頭。我剛才講過，2019年伊始，日本即將與美國開展雙邊談判，所以日方非常擔心美國也會讓它吞下一顆毒丸。如果做那樣一個要求的話，它在政治上很難拒絕，這也就意味著它和中國之間的貿易，以及RCEP的可作為的空間就受到很大的限制，所以日本最近在這方面，RCEP的談判進程方面是有一些變化的，也就是說希望能夠加速，而在這一點上，我相信中日之間的共同利益要大於利益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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