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國際經濟形勢複雜多變，不確定性增加。發達經濟體經濟復甦進展不一，貨幣政策正常化進程也有所不同。美國經濟保持強勁的增長勢頭，今年以來連續3次加息，下半年仍將進行加息。而歐元區經濟在經歷了快速增長後明顯放緩，加息進程則相對緩慢。新興市場國家在國際貿易保護主義和匯率大幅貶值影響下，經濟復甦也明顯趨緩。在錯綜複雜的政治經濟環境下，貿易保護主義和地緣政治等因素都將給全球經濟發展帶來挑戰。如果貿易保護主義和衝突得不到明顯緩和，全球經濟增長可能面臨下滑風險，2016年以來全球經濟復甦的勢頭可能就此結束。
上半年，我國宏觀經濟在整體保持穩中向好運行態勢的同時，面臨著一定的下行壓力。始於今年3月份的中美兩國貿易方面問題對國內經濟增長的影響正逐漸顯現。3月我國出口負增長，貿易逆差13個月來首現；5—6月經濟數據幾乎全線走弱，7—8月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和消費增速未見明顯好轉。人民幣匯率自4月中旬以來，由此前雙向波動轉入單向走弱。今後一段時間，中美貿易方面問題仍是影響我國經濟增長最大的不確定因素。作為傳統“三駕馬車”之一的出口遇冷，對我國經濟增速的影響不可小覷。
當前和未來一段時間，我國將繼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宏觀經濟仍將面臨一些新問題新挑戰，如內生增長動力還不夠足、創新能力還不夠強、發展質量和效益不夠高等。從三大經濟指標來看，投資增速將繼續受制於基建和房地產，或難回兩位數增長；出口受中美貿易戰的走向存在很大變數，若美國進一步實質性加徵關稅，出口中短期內或難有起色；消費在擴內需發力下，有望成為經濟增長的壓艙石。
對此，我國有著清醒的認識和客觀的判斷。7月31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對經濟運行的表述由此前多次政治局會議提到的“穩中向好”改成了“穩中有變”。10月31日，政治局會議強調，“經濟下行壓力有所加大”。因此，下一步在宏觀政策上，短期邊際放鬆的貨幣政策和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正在發揮逆週期調節作用，同時，中長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擴大對外開放正在深入推進。10月7日，央行宣佈降低大型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非縣域農商行和外資銀行存款準備金率1%，這是年內第四次降準。7日晚間，財政部部長劉昆在接受新華社採訪時表示，正在研究更大規模的減稅、更加明顯的降費措施，預計全年減稅降費規模超1.3萬億元。
從金融的角度看，近期一系列措施有助於穩定金融市場預期，緩解市場緊張情緒，通過充分調動金融機構積極性來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國金融監管也呈現出一些特點和趨勢：
第一，從嚴從緊仍是金融監管主基調。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至今教訓深刻。2017年，我國拉開了金融嚴監管的序幕，從體制機制、政策措施、專項整治等多方面穩步發力，從建立健全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到設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從銀行業“三三四十”等系列監管檢查，到一系列規章制度持續發佈，一場嚴監管、強監管風暴席捲而來。未來幾年，防範化解重大風險作為三大攻堅戰之首，金融監管從嚴、從緊的基調和原則不會改變。從監管內容看，將繼續打好防控金融風險攻堅戰，表外業務、同業投資、支付業務、交叉金融產品等將進一步得到規範；從監管對象看，堅持“兩手抓”方針，一手抓正規金融機構，一手抓非金融機構。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金融監管全覆蓋，不留死角和空白點，減少風險隱患滋生，更好地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對於金融機構，一方面要求繼續迴歸服務實體經濟的本源，加快資管業務和產品轉型；另一方面要求完善風險管理體系，提升綜合風控能力。要強化監管力度，彌補我國金融監管領域中的短板，讓監管真正長出牙齒，實現監管的“嚴緊硬”；要引導金融業業從高速度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變，真正迴歸本源、專注主業，提升防風險的內生動力，實現健康穩健發展。總之，要通過從嚴、從緊監管，有效防範和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
第二，把握好力度和節奏是重要特點。金融市場具有脆弱性、敏感性和外部性，今年以來經濟金融指標變化已經充分反映出這些特點。因此，必須充分考慮金融機構和市場的承受能力，在保持經濟金融平穩運行中拆除“炸彈”，而不是引爆“炸彈”。未來一段時間金融監管，既要堅持住決心和定力，又要把握好力度和節奏，堅決防範“處置風險的風險”。對具體業務和領域，不採取“一刀切”和急剎車的辦法，而應實行新老劃斷，區別對待：對於存量業務，給予一定的消化期和過渡期；對於新增業務，嚴格按照法律法規進行規範，依法查處。以9月28日公佈的《商業銀行理財業務監督管理辦法》為例，該辦法體現積極穩妥推進行理財業務轉型的政策意圖，總體方向未變，部分要求有所放鬆，有助於理財業務穩健發展。一方面，對理財業務提出了更具體、更詳細的要求，更具有可操作性，有助於商業銀行加快理財業務轉型，推動理財業務迴歸本源，為實體經濟和投資者提供更好服務；另一方面，考慮到資管新規實施的實際情況，進一步明確部分細節，適當放鬆部分業務，可避免金融機構模糊解讀和過度解讀導致過度執行，消除不確定性，穩定市場預期。在內外部形勢較為複雜的情況下，該辦法可在一定程度上修復商業銀行表內、表外的信用創造功能，緩解嚴監管和去槓桿對社會融資造成的衝擊，緩解實體經濟融資困難。
第三，構建現代金融監管框架是方向。近年來，我國金融業“脫實向虛”趨勢加劇，金融風險不斷集聚，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金融發展和穩定。究其原因，突出的問題在於我國分業監管體系與金融業綜合經營趨勢不相適應，金融監管部門之間溝通不暢、協調不夠。在金融業綜合經營趨勢日漸清晰、金融創新不斷深化的背景下，如何深化金融監管體制改革、構建現代金融監管框架成為一項重大課題。2017年來，我國通設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進行金融監管機構調整，進一步健全了金融監管體系，形成了“一委一行兩會”的新格局。但是，目前關於金融監管機構的調整隻是框架性的方案，未來還有大量工作要進一步落實和完善，也面臨著不少挑戰。第一，法律法規是金融監管的重要依據，金融監管機構的調整也必須同時梳理和調整相關的法律法規，確保調整後的金融監管機構在行使職權時於法有據；第二，銀監會和保監會合並涉及到在全國的派出機構整合，涉及到原有人員重新配置，甚至涉及到相關利益的重新調整，需要妥善安排和處理；第三，雖然當前我國金融監管體系頂層設計得以完善，但是地方政府在金融風險防控中的作用還有待加強；最後，“一委一行兩會”協同還應繼續加強。總之，應進一步深化金融監管體制改革，構建現代金融監管框架，實現監管全覆蓋，減少監管套利行為，提升金融監管能力和效率。
第四，服務實體經濟是金融監管根本。為實體經濟服務是金融的天職，也是加強金融監管、防範金融風險的根本目的和舉措。下一步，應將嚴監管、強監管和服務實體經濟更好結合起來，既“做加法”又“做減法”，穩定金融政策，穩定金融市場，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一方面，貨幣和信貸政策要繼續做好“加法”。今年以來，貨幣政策從“寬貨幣”轉向“寬信用”，央行綜合運用存款準備金、中期借貸便利等工具投放中長期流動性超過3萬億元，遠超去年全年總和，保證了市場流動性合理充裕。同時，要進一步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加大對金融機構的正向激勵，使流動性能夠更有效率地注入到實體企業。要引導金融機構進一步創新產品和服務，加大對關係國計民生的重點領域、薄弱環節等支持服務。另一方面，財政和稅收政策要真正做好“減法”。“穩金融”不能僅將目光侷限於貨幣和信貸政策，還應該推進其他各項政策協同發力。特別是，要儘快將“減稅降費”等改革措施真正落到實處，減輕企業和個人負擔，激發市場主體活力，發揮財稅政策在擴內需中的重要作用。同時，財政政策更加積極，如加快地方債發行，加大基建投資力度，與金融政策、產業政策形成合力，為穩投資築底託底。要以國家融資擔保基金成立為契機，充分發揮政府性融資擔保體系的作用，進一步改善小微企業、“三農”經濟融資環境。
當前和今後一段時間，在加強金融監管、構築現代金融監管體系的過程中，還要處理好合規和創新的關係。良性的金融創新，有助於提升金融業競爭力和防風險能力。近年來，我國金融業出現的一些亂象，源於部分金融業機構以創新之名行套利之實，根子在於“偽創新”。金融監管部門在加強監管過程中，需要特別注意防範對金融良性創新活動的誤傷，保護好金融業創新發展的積極性。金融業要深刻理解監管部門整治工作的意圖和要求，妥善處理好金融創新與合規經營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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