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亞伏案工作。
作為傑出的科學家、我國核科學事業的主要開拓者之一，朱光亞在中國戰略武器的發展歷程中功勳卓著。但一直以來，由於從事工作的特殊和為人低調，朱光亞生前從未給自己的人生寫下隻言片語，甚至連公開發表的學術論文也只有4篇。
“兩彈”功勳
1942年夏，18歲的朱光亞進入西南聯大物理系學習。在這裡，朱光亞先後受教於周培源、趙忠堯、王竹溪、葉企孫、饒毓泰、吳有訓、吳大猷等教授，並很快顯露出自己的天賦才華。
1946年，朱光亞與李政道等一起，漂洋赴美。
“我們已經站起來了，回去吧，趕快回去吧！祖國在迫切地等待我們！”1950年春，獲得博士學位後的朱光亞放棄優厚的工作生活待遇，作出了歸國參加新中國建設的堅定選擇。歸國途中，朱光亞聯合51名旅美留學生，並牽頭起草了這份激情洋溢的《致全美中國留學生的一封公開信》。
歸國後，朱光亞相繼在東北人民大學物理系和北京大學物理系任教，培養了許多優秀人才，為後來的國防科技事業尤其是“兩彈一星”研製儲備了大批人才。
1955年，為了新中國的安全，毛主席、黨中央做出發展核武器、打破核壟斷的戰略決策。在赴美學習實驗核物理整整9年後，朱光亞終於擁有了為新中國核事業作貢獻的機會。
組織整理參考資料，開展理論、爆轟、中子物理的研究與實驗，構建完善核武器研製與試驗技術體系……為開創中國的核武器事業，朱光亞做了大量艱苦細緻的基礎工作。
從原子彈到氫彈，從第一代核武器到第二代核武器，從地面、空中核試驗到地下平洞、豎井核試驗，朱光亞參與組織和領導、主持了我國40餘次核試驗中的每一次試驗，其中30多次親臨試驗現場組織指揮。
1964年至1966年，他參與組織領導了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第一枚空投核航彈、首次導彈與原子彈“兩彈結合”試驗任務，實現了我國原子彈研製的飛躍發展，使我國成為世界上少數幾個獨立掌握核武器技術的國家之一。
戰略科學家
“他將科學的態度投入教學工作。儘管他說自己‘一生只做一件事’，但實際上，他做的所有事都是這樣，無論大事小事，都講究用科學的方法處理和對待。”朱光亞的學生宋家樹說。
他的老秘書張若愚至今難忘——一次在外面開會，朱光亞讓他回家取一份文件，仔細交待他說，第幾個保險櫃，第幾格，從左到右第幾摞，從上往下數第幾份，不要看內容，取來給我就行了。
有一次，朱光亞的長子朱明遠和父親說起原子彈，當時還年輕的朱明遠喜歡寫詩，便將形似蘑菇雲的原子彈用可愛、漂亮等字眼來形容，父親聽後十分生氣，告訴他說：“原子彈是很恐怖的武器，這樣的提法比希特勒還希特勒。”聽到這樣的訓斥，朱明遠哭笑不得：“這僅僅是文學比喻。”但轉念一想，還是父親考慮得更為嚴謹，“任何有關戰爭的武器，都不能過分美化”。
“父親做事嚴謹，但並非只關注細節，他會用戰略的眼光考慮每件事的可實行性，他是一位‘戰略科學家’。”朱明遠回憶。
早在1964年，朱光亞就提出要在抓緊進行空投核航彈試驗準備的同時，開展地下核試驗的技術研究和準備工作。在他的領導下，經過10多年的刻苦攻關，到上世紀80年代實現了將核試驗轉入地下的目標，為核武器技術快速持續的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朱光亞說：“我們不能兩眼不看世界風雲，只顧埋頭搞武器研究。”
作為中國工程院首任院長、中國科協主席，他的學術思想從未在“兩彈一星”這個節點畫上句號。
和平開發利用核能造福人類，這是作為核物理學家的朱光亞一個久懷的夢想。1971年，他欣然領命參與組織領導我國第一座核電站的籌建工作，並組織力量進行關鍵技術攻關，對核燃料組件的設計、試驗、考驗、試製等進行有力指導。1991年12月，秦山核電站首次併網發電成功，實現了我國核電技術的重大突破，結束了中國大陸無核電的歷史。
不用浮名伴此生
與深厚的學識、顯赫的聲望和巨大的成就相比，朱光亞留給人們印象更深的是他謙厚儒雅、低調做人的為人品格。
生活中的朱光亞非常簡樸。朱明遠回憶說：“父親有個百寶箱，收集了釘子、螺絲等小配件，家裡什麼東西壞了，他都自己修；剩菜剩飯一定會留著下頓吃。”
朱光亞有一輛心愛的“老爺車”，整整跟隨了他近40年的時光。他愛騎車不愛坐專車，家人也很自覺，輕易不用他的專車去辦事，偶爾有急事借用一下，朱光亞都會在一個專門的本子上記下來，事後他為家人付費。
朱光亞的生活並不寬裕，但他的節儉不是因為沒有錢。
1996年，朱光亞獲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成就獎”，獎金為100萬港幣。頒獎前一天，他對工程院秘書長葛能全說，全部獎金捐給中國工程科技獎獎勵基金。
每當人們提到他在中國核事業上的成就時，朱光亞總是謙虛地說：“這些重大成就，是許多同志共同做的，我個人並沒有什麼值得稱道的。”
（摘編自《光明日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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