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授元年（690年），武則天自立為帝，改國號為周，定都洛陽，稱“神都”，建立武周。武則天改唐為周後,立即起用武氏子侄為宰相、將軍,臣下有功者常賜以武姓,又免去天下武姓之家的田賦,追封武氏先人,上諡號,立廟宇。顯然,她是想百年之後傳位於武氏子孫的。一些鑽營投機者,也乘機聯名上表,請武則天立武承嗣為皇太子。在長壽二年(693年)元旦舉行的祭典大禮中,武則天初獻之後,竟讓武承峒、武三思為亞獻和終獻,正兒八經的皇太子李旦尷尬地站在一邊。這一切,理所當然地激起了忠於李唐王朝的元老重臣們的反感與不滿。狄仁傑、李昭德等幾位有見識的宰相巧妙地一再提醒武則天:“姑侄與母子哪個更親呢?陛下若立兒子,那麼百年之後,可以永享兒孫的香火,若立侄子,則從未聽說過侄子當皇帝為姑母立廟奉祀的!”
一天,74歲的武則天對狄仁傑說:“昨天夜裡,我夢見一隻大鸚鵡,兩翼折斷了,你說這是什麼徵兆?”狄仁傑趁機借題發揮:“鸚鵡者,武也,即指陛下;兩翼即指陛下的兩個兒子。陛下若起用兩位殿下,兩翼不就復振了嗎?”這時宰相吉頊也為武則天正寵幸的張易之、張昌宗兄弟出主意:你們倆專橫跋扈,深為群臣忌恨。要想保全自己,唯一的選擇,是參與立儲大政,借枕蓆之便,勸說武皇復立盧陵王(即李顯)為皇太子,這樣將來可免於難。二張又怕又驚,聽從吉頊之言,屢次在武則天枕邊吹風,促使武則天作出決斷。
在這兩難之中,武則天經過再三權衡,決定派人把盧陵王李顯秘密接回洛陽。當時的桌嗣李旦(李顯之弟,即睿宗)知趣地請求退位,李顯被立為太子。武承嗣眼看著到手的太子位易人,氣悶之下,怏怏而死。武則天為防止自己死後,諸武與太子再度紛爭殘殺,曾召集太子李顯、相王李旦、太平公主與武姓子侄,宜誓於明堂,祭告天地,立下鐵券,藏於史館,讓他們宣誓和平共處,並復位李顯為太子,使朝廷緊張的局勢得以緩和下來,也使武則天贏得了最後一段較為安定輕鬆的日子,贏得了死後的哀榮。
長安四年(704年)末,武則天病臥床上,累月不見宰相,身邊只有張易之、張昌宗兄弟二人侍奉,並“居中用事”,朝臣們心神不安,惟悉繼酮發生變故。次年正月,即神龍元年(705年)正月,宰相張柬之、崔玄瑋,左羽林將軍桓彥範,右羽林將軍敬暉,右臺中丞寰恕己等5人,經過密謀後,發動政變,由右羽林大將軍李多祚帶領軍隊攻下玄武門,直奔武則天病臥的迎仙宮,張易之兄弟未及反抗,即被誅殺,隨即二張集團的其他重要成員也被殺掉。病榻中的武則天被“請”下御座,讓位於太子李顯。政變次日,以武則天名義頒佈制書,命皇太子李顯監國。第四天皇太子李顯正式即位,仍為中宗,李唐王朝再度重建。因張束之等5人廢周復唐有功,都被封為王位,史稱這一日為“五王政變”。
“五王政變”後不到一年,神龍元年(705年)十月二日,82歲的武則天淒冷地死在上陽宮的仙居殿。臨終遺囑:去帝號,稱則天大聖皇后;歸葬乾陵(高宗的陵蕖);赦免王后、肖淑妃二族及褚遂良、韓璦、柳爽的親屬。在她臨下臺前,已經赦免過一大批被酷吏陷害的人們;臨終赦免的這一批,是她最早的、也是最後的一批冤家。臨終遺囑表明,這位叱吒風雲半個世紀的女皇,最終還是回到正統的封建之道上去了。因而也使她成為既空前,又絕後的封建社會的唯一女皇。
雖然武則天臨終時囑咐兒子李顯在陵前樹碑而不立傳,但時人和後人對地的評價並未因慕碑無字而稍有停緩,尤其是對她不擇手段登上皇位,酷吏殺人,重用諸武,變更官制、文字,以及個人私生活方面的問題,多所指責。但客觀地分析,武則天不失為一位卓異的女性,一位給後來盛世奠基的女皇。
神龍二年(706年)正月,武則天的靈柩在唐中宗李顯的護送下由洛陽運回長安,與唐高宗合葬在乾陵。她在臨終前曾囑咐兒子,可以為她立碑,但不須立傳,從而留下千古猜測的“無字碑”之謎。對於這位在有唐二百九十多年中,獨自叱吒風雲五十多年的一代女皇,人們評說不一。縱觀封建時代正統的史家評說,對武則天的評價是貶多褒少,甚至有貶無褒。武則天在位時的些政績,可能也由此而有所遺載。今天,當我們站在封建立場之外時,可以對有關問題重新加以分析和認識。
武則天能不能當皇帝?這是首當其衝的一個問題,也是解決其他爭論不休的問題的前提。若站在封建主義立場上看,武則天是不能當皇帝的。因為封建時代的皇位,是嫡長子繼承製,女性是不能沾邊的。即使再有本事的女性,也最多當個皇后,或者手握實權、沒有皇帝稱號的幕後決策者。武則天之前有呂后,之後有慈禧太后,她們也都很有些本事,但只能當個事實上的皇帝,卻從來沒有得到過正式的皇位。武則天則不然,她正兒八經地當了15年武周皇帝。僅就這一條,也就足以引起在她之後歷代封建史學家、政治家的猛烈抨擊。但是,我們如果站在封建立場之外來看問題,武則天能不能當皇帝的答案是肯定的。這裡的關鍵,是看本人有沒有相應的德才,不能簡單地用男尊女卑的傳統觀念來加以肯定或否定。魯迅先生曾說:“武則天當皇帝,誰敢說‘男尊女卑!”武則天當皇帝,實在有勇氣,也給社會中的女性,帶來了勇氣。
任用酷吏,濫殺無辜,確是如此。這在任何時候、任何人身上,都是不能肯定的,對武則天當然也不能例外。但應看到,武則天之所以這樣做,固然與她的本性殘忍有關,同時也是不得已而行之。這就是在男尊女卑的封建時代,“女主臨天下”的不易與艱難。還應看到,武則天在任用酷吏的同時,也著意任用了狄仁傑等一批良吏,使政局保持了平衡;一旦政局穩固,她就對酷史下手,不允許再行酷政了。更值得研究的是,武則天任用酷吏殺了那麼多人,其中不乏冤魂屈鬼,但卻沒有動搖她的統治,說明了她虐殺的主要懸與她為故的李唐宗室和關隴士族,在客觀上抑制了士族勢力,扶持了庶族勢力,在統治基礎方面可謂“失一得一”，故能保持統治基礎的穩定。
重用武氏親族及其他小人,也是事實。這同樣與她追求個人目標時的“實用主義”有關。但同時也要譽到,武則天對人才的重用程度,兒乎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皇帝,她在位時期通過各種途徑,選拔了大量各類人才,後來協助唐玄宗創造“開元盛世”的重要人物,大都是在武則天時期選拔培養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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