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俏。攝影/張沫
本刊記者/賀斌
本文首發於總第876期《中國新聞週刊》
在11月1日召開的民營企業座談會上，中央高層對民營經濟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肯定，不但為民營提振信心，更給民營企業家吃了定心丸，特別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強調“民營經濟只能壯大、不能弱化，不僅不能‘離場’，而且要走向更加廣闊的舞臺。”這一番話，讓未來中國民營經濟的發展有了更大的空間和無限的可能。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劉俏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認為，更廣闊的舞臺有著深刻的用意，其中包含兩個維度：一方面意味著更多的市場對民企開放；另一方面，企業自身需要通過轉型，完成價值創造 ，從“大企業”變成“偉大的企業”，幫助中國經濟完成微觀基礎的重塑，從而實現高質量發展。
對於第二個維度，劉俏尤為推崇，“在這一過程中建功立業，才是更加廣闊的舞臺。”
要從追求規模轉為價值創造
中國新聞週刊：在這次會上，將民營企業面臨的困難歸納為市場、融資和轉型“三座大山”，你對此如何理解？
劉俏：我認為，民企的“三座大山”，同時也是來自一個維度的三大挑戰，主要是轉型的挑戰。
過去40年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微觀基礎上最大的一個變化，就是中國的現代企業制度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但是一直以來，中國的企業普遍存在著在高增長下的思維定式——過於注重追求規模，而對價值創造和投資資本收益率關注度不夠。
關於經濟增長有一個理解上的框架，“增長＝投資率×投資資本收益率”，其中投資率可以靠銀行信貸拉動，在中國現有的情況下，主要靠金融體系來提供資金支持。而投資資本收益率反映的是投資效率。
在經濟高歌猛進的時候，企業還可以靠大量的銀行信貸做大規模，尋求總量上的增長。但經濟增長如果長期依靠投資，而投資效率跟不上，勢必給金融體系帶來巨大的壓力，高槓杆就是這麼出現的。
隨著中國經濟進入轉型階段，長期基於信貸擴張的投資，使企業槓桿高企，同時很多行業出現了產能過剩，新的增加動能尚未就位。一旦加強對金融系統性風險的防範，嚴控銀行信貸，控制影子銀行規模，企業的日子就不好過了。
在去槓桿壓力之下，包括銀行在內的整個金融體系害怕風險，不敢給民營企業貸款，造成民企融資難的境況。一些上市公司通過股權質押獲得融資，雖然實現短暫的增長，但在投資資本收益率沒有改善的情況下，企業基本面並沒有顯著改善，鉅額的債務反而給企業帶來困擾甚至困局。因此，主要是轉型的挑戰，企業必須對自身的發展模式進行轉型，從追求規模轉向追求價值創造，尋找新的增長動能（市場），通過對經濟微觀基礎的重新塑造，實現企業“從大到偉大”轉變，這才是中國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核心要義。其他兩個挑戰某種程度上是相對的，主要是轉型挑戰。
中國新聞週刊：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召開以來，防範化解金融風險一直是重中之重，這次會議針對民企融資難問題，對金融機構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在防範金融風險和為民企提供融資之間尋求平衡？
劉俏：針對民營企業融資難問題提出的舉措，同樣也是為解決當前經濟面臨的問題而提出的。
以今年前三季度的經濟數據為例，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為5.4％，比上半年回落0.6個百分點，大概是十年來最低的一次，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民營企業信心不足，同時也反映了民營企業在融資方面的困境。正因為如此，在這次會議中，對金融機構提出要求，將為民營企業提供融資作為一項重要的內容。
但是，既要為民營企業提供融資，又要防範金融風險，如何在兩個目標之間取得一個平衡。我想只有一個方法，就是讓企業提高投資效率，第一要發展，第二要有質量的發展，實現民營企業和金融體系之間的良性互動。
金融體系應該服務於經濟增長，如果僅增加信貸，而企業層面投資資本收益率沒有根本改善，可能槓桿率還會重新走高，增加新的風險。如果民營企業將自身的發展理解得更加科學、更加全面，大力拓展創新和研發，不僅看重規模上的拓展，更看重對商業模式、價值創造和投資資本收益率的發展，找到一個均衡，從中長期看是有可能的。
切忌“一刀切”和“撒胡椒麵”
中國新聞週刊：習近平提出，“我國民營經濟只能壯大，不能弱化，不僅不能‘離場’，而且要走向更加廣闊的舞臺。”如何理解“更加廣闊的舞臺”？
劉俏：我個人理解，更廣闊的舞臺有兩個維度，一方面，隨著中國市場體系的建設，未來可能會有更多的領域向民營資本開放。從這個角度來講，民營企業在未來整個經濟體系中將起到更加活躍、更重要的作用，發展空間會更加廣闊。
另一方面，我認為其實還隱含著一種期待，因為改革開放40年來，第一階段的任務已經完成，一大批企業建立起來，而且規模巨大——2018年，按營業收入統計的《財富》全球500強企業中，有111家中國企業，民營企業的數量也超過了20家。
但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企業需要改變過去的認知和思維定勢，把價值創造放在單純地追求規模之上，保持較長時期的投資增長收益率，重新塑造中國經濟的微觀基礎。在這一方面，民營企業更加靈活，也更加市場化，對市場有著敬畏之心，因此在轉型過程中有著更多優勢，也可以有更大的力度。重塑中國經濟的微觀基礎，民營企業同樣有更廣闊的舞臺。
中國新聞週刊：在這次會議上，提出了六個方面的政策舉措，都是從政府層面提出的，特別是提出要建立新型政商關係，如何理解？
劉俏：新型政商關係的提出非常重要。在政策執行方面，在改革開放過去40年裡，中國政府在中國市場體系誕生、發展、逐漸完善的過程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通過政府頂層設計和對外開放，同時激發自下向上的活力，我們積極參加全球產業鏈的分工佈局；與此同時，中國龐大的人口和全球化市場令製造業能快速崛起並擴張，涵蓋諸多領域的製造業集群不斷湧現，這一切使得大規模生產和產業的崛起在中國成為可能；中國的高速增長還得益於政府積極制定長遠發展戰略並貫徹實施發展戰略的出色能力——政府制訂並實施不會受到利益集團掣肘的長遠發展計劃，並利用各種行之有效的方法確保規劃目標的實現。
隨著經濟的不斷髮展，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也在不斷變化。關於新型政商關係，我認為未來最理想的狀態就是，政府作為規則的制定者，營造一個公平、公正、透明的營商環境，以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主要力量，讓市場扮演決定性作用，這樣的經濟才是有活力的經濟。我們必須拋棄對政府和市場所做的簡單的二元對立，更建設性地思考如何提高政府的效率，實現政府和市場的有效結合。
中國新聞週刊：也就是這次會議提出的，給民營企業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對於這個“公平”，應如何理解？
劉俏：這六條措施如果都能夠執行好，就實現了公平。長期以來，國企跟民企之間，的確存在著某些“不公平”現象。比如對於“融資難，融資貴”，民企的反應就更明顯，我們也曾做過一個分析，同樣是上市公司，相同的行業，相同的規模，民營企業平均比國有企業多支付1.38％的利息。
因此，這次會議中，針對融資問題，要求金融機構加強金融服務，給一些民營企業提供差異化的金融服務，就是從實際出發，公平地解決“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
我們支持民營經濟公平競爭，就是要讓所有的企業都擁有同等待遇，政府提供同等的條件，讓市場機制來決定。
中國新聞週刊：這六大措施，對於政府來說，最大的難點是什麼？
劉俏：我認為是執行和落地。具體而言，就是這些政策措施如何細化，各級政府應該採取怎樣的舉措，使政策能夠真正起到作用，讓民營企業感受到來自政府層面的支持。同時，在理念上也要做出改變，各級政府首先必須得想明白、捋清楚什麼是新型政商關係，什麼是政府該做的，如何實現政府和市場的高效結合，助力企業完成轉型挑戰。
如果說執行層面最大的挑戰，我覺得要把事情做實，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比如一些民營上市公司的股票質押只要有爆倉的風險，地方政府要支持他們進一步發展，對於這些企業提供怎樣的支持？採取怎樣的退出機制？如何設計這個政策？政策標準是什麼？政策的執行效果如何評估？政府在採取這些措施之前，可以多做些深度分析，多去思考。一定要明確目標，通過具體可行的舉措讓政策落到實處，讓民營企業明顯感受到有實質意義的支持。
中國新聞週刊：類似設立科創板，試點註冊制這樣的政策？這樣的政策？
劉俏：中國資本市場最大問題在於缺乏優質的上市公司。我們的分析顯示1998年至2017年這20年間，中國A股市場上市公司平均的投資資本收益率只在3％-4％之間，遠低於美國上市公司過去一百年平均10％的水平。中國經濟的微觀基礎（企業）的資本使用效率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我們需要一個能夠識別、培育優質上市公司的資本市場。改革企業上市制度和退市制度，推出IPO註冊制並堅決執行市場化的退市制度，有利於營造良好的市場和監管氛圍，提升上市公司的質量。這一舉措主要是針對註冊制進行試點，是一次股票發行制度的改革，是資本市場基礎制度改革邁出的重要一步。
中國新聞週刊：在你看來，民營企業最大的訴求是什麼？
劉俏：活下去，然後直面轉型的挑戰。
不能讓所有企業都死掉，但也不能讓所有企業都活下去，這不現實。對於那些基本沒有商業模式和核心競爭優勢，只是憑藉關係，掌握一些關鍵資源存活的企業，一旦政策環境發生變化就叫苦連天無法生存的企業，直面轉型挑戰更為重要。
政府支持，最怕的就是一刀切和撒胡椒麵。總而言之，提高政府的效率，實現政府和市場的有效結合，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能夠充分發揮，這才是對民營企業最好的支持。
閱讀更多 中國新聞週刊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