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統計，非洲人口全球佔比約15%，約有六億人仍未通電。電力短缺使非洲造成的經濟損失佔其GDP的4%，電力問題極大限制了非洲經濟的發展。
目前，不少國際機構與組織紛紛走進非洲，開展可再生能源合作。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高級能源顧問、工學博士沈一揚介紹，由於逐漸穩定的和平環境及經濟發展所帶來電力需求不斷增長，及全球可再生能源成本顯著下降，非洲可再生能源的發展已經進入快速發展軌道。在油價持續上漲的今天，相比非洲柴油或重油發電成本，風力及太陽能發電成本將只有其一半甚至更低，可再生能源已成為一種具有成本效益的替代能源。另外可再生能源由於不用額外大規模投資基礎設施就可獲得、建設便捷快速，相對火電及氣電等傳統能源運營操作更為簡便更適合很多基礎設施和人力資源較薄弱的非洲國家。可再生能源可以快速地為非洲的初步工業化提供支持，同時減少發展過程中對自然環境的破壞。
國際社會尤其是中國為非洲可再生能源提供了重要的機遇。中國是全球可再生能源發電成本降低的主要推動者和設備輸出方；在一帶一路計劃倡導下，中國也是非洲基礎建設和初步工業化的堅定支持者；中國未來還將在非洲能源領域提供大量資金支持，無論是在雙邊援助還是商業投資方面；同時同為發展中國家，中國經驗必將為非洲發展新能源發揮關鍵性作用。
對於現階段正在實施的中非可再生能源技術轉移南南合作項目，沈一揚認為，該項目是他見過的最有潛力創新的中非間低碳領域南南合作項目，雖然項目金額並不大，但從設計上看，該項目比很多發達國家對非洲的援助項目更具有包容性，考慮的困難和障礙更全面，這個項目非常有希望打造成為中非南南合作的新典範、新模式。沈一揚強調，中非可再生能源技術轉移南南合作項目中的“技術轉移”，不僅僅是“技術轉移”，還包括創新的規劃輔助、商業模式及投融資模式等。
當中國與非洲夥伴共同推動可再生能源技術時，不應為了技術而技術，進行技術示範的同時，更重要的是要和非洲夥伴一起設計可持續的能源服務模式，使技術落地並以適當的商業模式長期運營，並在一定程度實現產業鏈中部分環節的當地產業化。沈一揚強調，在這過程中，如果用“統合化”的思維去做，把可再生能源發電項目與當地產業項目（如農副產品加工項目及中小型工業項目）相結合，統籌發展，可以降低投資風險，帶來持續穩定的收益。
逐日非洲如何落地是關鍵
近年來，一批中國企業走進非洲，開展可再生能源合作，項目涉及太陽能、風能、生物質能、地熱能等領域。對於中資企業來說，可再生能源項目要真正落地非洲還面臨著很多挑戰。沈一揚說，能力建設很關鍵，項目要真正落地，就要為非洲培訓技術工人和本土工程師。另外，由於非洲的工業基礎比較薄弱，產業鏈配套方面的障礙比國內大很多，零配件成本或物流成本非常高。除此之外，在政策實施方面，非洲也面臨著諸多挑戰。“非洲很多政府的政策不如中國政府的長期一慣性強，政府部分政策及預算額度都會隨政府換屆發生變化，如何獲得持續的政府支持也需要機制上的安排。”另外，沈一揚建議企業不能用和中國政府的合作模式來與外國政府合作，因為中國政府執行力非常強，政策持續性好。“而在非洲，各國政治制度不盡相同，如果沒有完善的合作模式設計，就會意想不到的風險出現，所以要跟政府打交道的時候要因地制宜。”
對於即將進入非洲市場的中國機構和企業，很多中方機構希望能夠把中國的標準推廣至非洲。沈一揚建議企業首先應按照國際標準做事。他說，中國企業在這方面有過不少教訓，除去那些忽視環保的企業，很多情況是中方是嚴格按照國內環評標準做項目，雖然國內環保標準某些條款比國際標準更為嚴格，但是最後仍在環保問題上飽受批評和詬病。如果雙方一開始都按照國際標準來做，並邀請第三方機構來評估，就會減少最後的分歧。
沈一揚同時指出，資金匱乏也是現在非洲面臨的重大難題，除了非洲很多國家面臨大發展資金緊張外，對於大多數擅長做EPC的民營企業去非洲發展時，項目的融資問題需要非常仔細地考量。目前，非洲融資成本很高，在中方金融機構非常審慎的情況下，部分非洲國家銀行貸款利率高達20%~30%，進入非洲的中資企業所面臨的困難可想而知。對於中國企業來說，摸索出合適非洲的商業模式非常重要。只有摸索出合適的商業模式才能夠保證項目長期穩定獲得收益，而且這些模式必須接地氣，適應非洲。沈一揚強調，“很多在中國可行的商業模式，在非洲並不一定合適。”更重要的是，中國企業還要學會跟非洲本土金融機構和NGO以及其他機構打交道。
創新金融模式為可持續發展鋪路
沈一揚認為，為非洲提供投融資服務的金融機構主要分三大類，一是國際金融機構，如世界銀行、非洲開發銀行、歐洲復興銀行等金融機構；二是中國的國際金融機構，包括金磚銀行，國開行（中非基金）和進出口銀行等；三是民營銀行或商業銀行。
沈一揚介紹，對於世界銀行這樣的國際金融機構來說，很多已經在非洲耕耘多年，項目也取得很好效果，但是需要進一步創新以推動可再生能源在非洲的大規模商業化運行。沈一揚認為，這些國際金融機構應與當地本土金融機構相結合，攜手當地可再生能源企業摸索出創新的商業模式或金融模式，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
對於中國國際商業機構來說，最好與國家“一帶一路”的大戰略要有機地結合，做一些“統合化”的研究。沈一揚走過非洲很多國家，他發現很多項目很難拿到收益。因為項目建設完成後，電力需求很小，甚至很多政府部門都拒絕支付電費，在這種情況下，把發電項目和用電需求側結合起來很重要，比如說農產品加工，印染、紡織等相對用電量教大的項目規劃過程中，就應與新能源的資源進行資源匹配，互為補充。這樣的模式使可再生能源發電可以向農產品加工場提供廉價電力，同時，發電廠賣電收益也有保證。“相關部門應該多做一些資源調查，把規劃和投融資以及技術引進相結合。比如，撒哈拉以南很多非洲地區雨季水特別多，適合做小水電；旱季雨水少了，但是光照條件好，適合做太陽能，二者結合並輔以備用能源或儲能，就能夠形成一年四季較穩定供電的微電網，這樣不僅可以給園區供電，也能夠向當地電網售電，同時可以以較低價格供電給當地住民，推動教育衛生及扶貧等領域的進展。”
對於民營銀行來說，進入非洲的時候也應考慮選擇跟當地銀行合作的可能性，使投資風險最小化。而對非洲銀行來說，與中國金融機構合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風險，這樣它就有可能願意降低利率並更多投向新能源行業，這無疑是一件好事。“我們通過商業模式和金融模式的創新，讓本土商業銀行降低利率。我們還可以通過保險、再保險產品保障'走出去'企業的合法利益。”
合理引導打造更開放的平臺
在沈一揚看來，“中非可再生能源技術轉移南南合作項目”應該是個更加開放的平臺，長期向中資企業敞開大門，同時，要加大對企業的宣導力度。
目前，很多企業還在持觀望態度。“我們要把後續安排告訴他們，打消他們的後顧之憂。如果能讓中資企業看到我們打造的商業模式對於保障他們的合法權益有好處，他們會願意去非洲投資、發展。從多年的經驗來看，很少有技術轉移是通過政府的安排由一個國家轉移給另一個國家，一個企業轉入另一個企業，一般都是由民營部門通過適當的商業模式進行合作，而在市場的機制下逐步轉移。”
“如果把民營企業比作'電子'，我們要做的，不是去改變'電子'的運行方向，而是努力在旁邊加一個'電場'，使'電子'運動方向自動逐漸趨同。只有合適的商業模式才能夠造成大規模的技術轉移，我們要做的就是，與聯合國開發署一起做'電場'工作，吸引更多的中資企業加入進來。”沈一揚強調，如何在推動技術和政策創新的同時，擴大民營部門的參與，並打造合適的商業模式對於中非可再生能源技術轉移南南合作項目至關重要。
另外，對非投資最好與國內其他援助項目有效結合。沈一揚介紹，中方“走出去”的民營企業合作不足，國有企業及官方援助機構隸屬不同的組織架構和管理體系，他們之間聯繫甚少，更缺乏協調機制。“一個人面對叢林裡的所有危機，周圍沒有人作掩護，生存比較困難。歐美及日本在保護自己企業方面所做的工作和模式值得中國借鑑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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