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昌寄養的兩個同庚革命子弟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紅軍英勇地堅持了整整一年的第五次反“圍剿”戰爭最後失敗了。10月中旬，中央主力紅軍第一方面軍所屬的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等5個軍團及中央領導機關共8萬餘人，分別從江西的瑞金、會昌、興國、寧都、石城和福建的長汀、寧化等地開進到于都河以北地區集結完畢後，踏上了戰略大轉移的征途，開始了著名的長征。
會昌寄養：鄧子恢 林伯渠忍痛將自己的孩子寄養在親戚家中
中央主力紅軍出發長征前，黨中央決定在中央蘇區設立中共中央分局、中央軍區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辦事處。同時，決定留下一部分紅軍部隊，由中共中央分局直接領導，掩護主力紅軍轉移和堅持中央蘇區的鬥爭。
林伯渠加入長征鐵流。鄧子恢奉命回閩西開展游擊戰爭。革命者為國不能為家。為了革命事業，鄧子恢忍痛將與黃秀香（龍巖人）愛情的結晶——在瑞金出生剛3天的兒子及林伯渠、範樂春（永定人）夫婦的兒子一同寄養在會昌範樂春親戚家中。
會昌，位於江西省東南部，為贛江東源的貢水流域，鄰接福建省，是當年中央蘇區的一個縣份，中國共產黨粵贛省委設於此。這兩個孩子同一個養父。養父是福建人，養母是當地人。
乾癟的奶水養不活兩個嗷嗷待哺的孩子，出於無奈，養母忍痛將其中的一個孩子（取名賴平亞）給人撫養。另取名叫範宜德的孩子留在自己身邊繼續撫養。也許是養母疏忽，也許是兩個孩子同庚，又太小，無法分辨，就這樣掉了包。
養父做米粉生意，每天起早貪黑，沿街叫賣，不辭勞苦地養家餬口。範宜德9歲時，養父送他進學堂。學費是一擔穀子。要知道，一擔穀子，可是全家半年的口糧啊！全家人只得節衣縮食。11歲那年，養父病逝，全家人的生活重擔全落在養母肩上。養母實在無力供他上學，千方百計地總算託人把他送進一家傘廠學藝。
被“掉包”的哥哥賴平亞，由一家貧苦農民收養。他的養父去當紅軍，養母先後被轉賣了3次，生活艱辛，但老區人民盡力撫養他長大。他不幸患小兒麻痺症，落了個終身殘疾。
千里尋子：鄧子恢找到了兩個失散15年的孩子
1949年9月，江西解放的消息傳到武漢，時任中南軍政委員會代主席的鄧子恢十分思念在江西突圍中負傷被捕壯烈犧牲的愛妻黃秀香。他倆愛情的結晶、可愛的兒子寄養在會昌老百姓家中，不知是否尚在人間？
1950年初，鄧子恢終於提起筆桿，給駐紮在江西贛州的龍巖老鄉——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十八軍政治委員兼任中共江西省贛西南區黨委第二書記的陳仁麒寫信，託他尋找他以及林伯渠在江西失散多年的兒子。他提供了尋找孩子的部分線索，並寄去一張自己的近照，使從未見過面的陳仁麒將軍對他有所印象。
陳仁麒馬上委託在江西贛南部隊的幹部左風前去尋找。終於在會昌找到了失散15年的兩位孩子。
1950年閏七月初八（即8月31日），範宜德的養母急忙跑到傘廠找他，說家裡來了客人。範宜德回家一看，來人是陌生的解放軍叔叔。左風見到孩子回來了，便簡單地詢問幾句後，對養母深情地說：“感謝大娘培養了革命後代。現在解放了，組織上要把這些孩子找回去，送他們上學，上學回來還是你的兒子。”聽了這話，養母眼裡含著淚花，痴痴地望著孩子，看得出她心裡多難過卻又無法拒絕。這消息來得太突然，範宜德也不願意接受這些現實，但又無法改變命運的安排，只得含著淚花告別了養母，隨左風叔叔走了。幾天後，左風也找到賴平亞。
將錯就錯
一個月後，一部吉普車風塵僕僕地把賴平亞、範宜德一行送到武漢鄧子恢家。
鄧子恢和夫人陳蘭喜出望外，熱情洋溢地把他們迎進客廳。
兩個孩子因缺少營養，都比較瘦弱。鄧子恢撫摸著他倆的頭，仔細端祥。看得出，有一位有點跛腳。“這兩個孩子，哪個姓鄧呀？”鄧子恢問道。
陪同前來的會昌老鄉指著那個跛腳的孩子：“首長，這個叫賴平亞的是您的兒子。那個叫範宜德的是林伯渠的兒子。”
賴平亞馬上上前摟住鄧子恢的腰，激動地叫道：“爸爸、媽媽，你們好！”
“好孩子！要感謝會昌人民養育之恩呀！”鄧子恢撫摸著孩子的頭深情地說。陳蘭則拉著孩子的手，回憶艱苦歷程，不禁潸然淚下。
鄧子恢馬上電告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林伯渠。林老一聽此喜訊，心窩裡溢滿了蜜似的，馬上回訊，請鄧子恢將兒子範宜德送到北京。
細心的陳蘭，已經覺察到範宜德長得與鄧子恢相似，心中充滿疑團。她提出能否先化驗一下兩個孩子的血型，待確定後再送北京不遲。聰明過人的鄧子恢早有察覺。但他覺得林老子女少，不願將腿有殘疾的賴平亞送給林伯渠。他直截了當地說：“我認為別化驗什麼血型了，還是遵照會昌老鄉的說法，把範宜德送去北京算了。”見陳蘭沉默不語，他又說：“孩子不是私有財產，是革命的後代呀！”陳蘭也同意了。
兩個孩子即將分別，按鄧子恢的囑咐，陳蘭讓賴平亞陪範宜德在漢口住了兩個月，參觀了著名的黃鶴樓、1923年“二七”大罷工革命紀念地漢口江岸車站及1927年“八七”會議舊址。兩個月後，她才將範宜德送到北京。
最後定名
1950年春，範宜德被送到北京，剛進家門，林伯渠滿臉喜色地迎接兒子。他憐愛地摸著範宜德的肚子說：“這孩子受苦了！”範宜德身材瘦小，營養不良，已經15歲了，看上去卻像個學齡前的孩子。
林老把孩子摟在懷裡，動情地說：“孩子，不是爸爸不愛你，是你生在戰爭年代，爸爸顧不上你們。如今你回來了，實現了爸爸的第一個心願，我第二個心願是送你上學。”
兩個孩子各自回到父母親身旁，鄧子恢給賴平亞正名為鄧蘇生，意為出生於中央蘇區紅都瑞金；林伯渠給範宜德取各為林秉蘇，意為秉承蘇區精神。
林秉蘇即進入北京101中學讀書。這是一所幹部子弟學校。
1953年1月，鄧子恢調任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1954年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全家都住進了中南海。鄧蘇生與林秉蘇同在101中學讀書，又成為了一對好朋友。因為父母均擔任黨和國家領導人，工作忙碌，他倆都在中央領導的食堂就餐，時間久了，中南海的中央領導都熟諳這一對寄養在會昌的同庚子弟。長期在中央蘇區工作的領導人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似乎有點詫異。一天，心直口快的朱德直接對鄧子恢道：“依我觀察，你們兩家有否搞錯了，你看，林秉蘇的長相跟你似一個模子印出來的。”這時，鄧穎超、康克清也上前說道：“準是在會昌掉包了！你們看秉蘇越長越像鄧子恢了，而蘇生呢，卻越長越像範樂春了！”
這時，鄧子恢用雙手摸摸兩個孩子的頭，笑著說：“沒錯沒錯，都一樣嘛！”
有一次，陳仁麒上北京開會，特意拜訪了鄧子恢，詳細地回憶了尋子的過程，也說單從照片上對照可能是搞錯了，但由於依據不足，暫且按老鄉的說法將兩個孩子送了回來。陳仁麒因此事耿耿於懷，感到內疚。
鄧子恢卻不當一回事，笑著說：“孩子搞錯了，就錯了唄！不要太認真了。林老沒有孩子，我孩子多，都是革命的後代，不要再換了！”
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說法引起了中央辦公廳的重視，為了搞清緣由，他們派人前往會昌，找到範宜德的養母再作調查，這才真相大白。原來，這位養母為了安慰堂妹範樂春的在天之靈，把她撫養的範宜德說成是林伯渠的兒子。她終於最後坦白：範宜德（即林秉蘇）是鄧子恢的兒子；跛腳的賴平亞（即鄧蘇生）是林伯渠的兒子。
調查人員回京後向中央辦公廳彙報。但鄧子恢、林伯渠並不以為然，他們都認為，共產黨人的子女，都是人民大眾的子女，姓名只是個符號，改不改由自己。
1955年，新中國取消了供給制，實行工資制，幹部子弟學校的供給制不存在了，學生誰來供養。開學後的第一個星期，林秉蘇回到鄧子恢家，鄧子恢見到孩子，高興地說：“你是我的兒子，你的上學學費由我出。”第二個星期林秉蘇到林伯渠家，林老拍拍秉蘇的肩膀，也笑著說：“孩子，現在實行工資制了，我繼續供你上學。”林秉蘇就是雙重身份給兩位老人當兒子，還沿用林秉蘇的名字。鄧子恢、陳蘭、林伯渠對待兩個孩子就如己出，而兩個同庚子弟更是情同手足。
林秉蘇、鄧蘇生二人真正改名字是到了1962年。
1962年7月下旬到8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開工作會議，對鄧子恢在農村集體經濟方面提倡實行生產責任制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鄧子恢關於生產責任田的主張繼續受到嚴厲批判，他被指責為熱衷於搞資本主義。後來，中央農村工作部被撤銷，鄧子恢被免去國務院副總理職務，改任全國政協副主席。
那時，林伯渠已去世，鄧子恢心情憂鬱。一天，鄧子恢把林秉蘇叫到跟前，說道：“孩子，你長大了，有選擇姓名的自由權。”林秉蘇認真地聽著。鄧子恢接著說：“可是，作為爸爸按照傳統習慣還是要給你取個名字。這些天，我想來想去，給你取了兩個名字，一個叫鄧瑞生，一個叫鄧秀生”。略作停頓，他接著解釋道：“你出生在瑞金，瑞生用來紀念你的出生地；你的媽媽叫黃秀香，她為我生下兩個孩子，你有一個姐姐，出生後不久便被餓死了，你是她唯一的孩子。秀生這個名字是用來紀念你母親的。”林秉蘇將父親的話牢牢記在心中。
1972年12月10日晚，因病住院的鄧子恢，由於缺乏認真的護理，病情突然惡化與世長逝。鄧子恢去世後，林秉蘇改名鄧瑞生。蘇生沒改名，只是改了姓，叫林蘇生。當鄧子恢被批評為“右傾機會主義”心情苦悶的時候，林蘇生為了支持鄧子恢，決定不改原姓，仍姓鄧，表示與鄧子恢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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