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企業尤其是獨角獸企業，獲得的金融資本大大超過了企業的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導致在規模高速擴張的同時，出現人員能力不足、商業模式不清晰、企業社會信任度不高的情況，這是造成“巨嬰”企業出現的直接原因。重塑信任、培育社會資本是“巨嬰”企業成熟的標誌。
2010年前後，隨著移動互聯網、大數據等信息科技的突破性進步，以及風險投資的支持，全球新創高科技企業加速成長。風險投資家艾琳（Aileen Lee）把那些估值在10億美元以上、成立時間10年以內的企業稱為獨角獸。根據CB Insights統計，2010年凡客誠品以30億美元的估值，成為中國首家進入獨角獸榜單的公司。而到2018年10月該榜單中的中國獨角獸企業已達82家，公司總估值已超過2600億美元。
獨角獸企業的大量湧現，在不斷創造財富神話的同時，也始終伴隨著爭議和批評。如全球獨角獸企業估值最高的優步公司，就曾曝出公司高管對女員工的性騷擾、公司CEO辱罵司機、公司通過技術手段躲避政府監管等問題。“血檢女神”伊麗莎白·霍姆斯的血液檢測公司霍爾姆斯（Theranos），在沒有任何可靠技術和產品的情況下獲得了90億美元的估值，而最終證實這一切不過是一場騙局。曾經資本市場的寵兒——樂視，在上市之後縱然擁有樂視體育等現金牛業務，但也因過於追求生態佈局，業務無序擴張而失敗……
部分獨角獸企業存在戰略模式模糊、盈利模式匱乏、經營管理混亂、社會責任缺失等問題，與其龐大的估值相比，令其如同一位不成熟的“巨嬰”。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企業要實現良性發展，需要均衡發展四種資本，即自然稟賦（自然資本）、金融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巨嬰”式的企業，往往是忽視了社會資本的建設和發展。
從“自然稟賦”到“社會資本”
最初，發展經濟學認為，一個經濟體要發展，最重要的資源是自然稟賦，包括地理位置、氣候條件、自然資源等，自然稟賦的優劣決定了經濟發展的成敗。盛行於17~18世紀的殖民活動，就是建立在對自然資源的佔有和掠奪之上。殖民國家通過佔有殖民地的黃金、橡膠、香料、動物毛皮等自然資源，為自身經濟的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動力。
然而人們很快發現，僅僅擁有豐裕的自然稟賦，並不足以支持經濟的健康發展。典型的如南美地區，儘管自然資源十分豐裕，但其經濟一直處於較為落後的狀態。伴隨著殖民國家貿易發展，企業開始發現，對殖民地資源的開發，通常需要進行長途海上貿易，因此對於保險、融資等金融資本的需求開始出現。藉助於金融的力量，國家或企業在經濟活動的早期，就可以以未來的收益做擔保，獲得用於發展的資金，從而獲得先發優勢。18世紀英國能夠領先全球，一方面是因為它先進的航海技術，另一方面則是因為英國擁有全世界最發達的金融市場，龐大的金融資本是18世紀的國家和企業發展的主要推動力。
進入20世紀以後，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科技研發能力開始取代金融資本和自然稟賦的地位，成為國家和企業發展的重要推動力，而研發能力又取決於經濟體人力資本的高低。擁有強大研發能力和高端人力資本儲備的美國科技類企業，在這一時期開始崛起，全球化組織開始湧現。
當組織範圍、邊界擴大之後，內部交易成本開始迅速上升，企業內部基於合約進行制度上的規範，社會也通過各類制度合約建立保障經濟正常運行的秩序。但是，由於存在信息不對稱和“委託-代理”問題，造成合約不夠完備。例如，公司的所有者往往會看重公司的長遠利益，而公司的經營者（經理人）由於激勵機制的問題，則往往追求短期利益。在過去小型的熟人社會環境下，大家都生活在一起，信息不對稱情況較小，“委託-代理”等問題並不嚴重。而在全球化的社會環境下，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可能就很嚴重，這就導致了合約的不完備問題。這個時候，如果大家互相不夠信任，就要花費大量的交易成本去彌補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如常見的對賭協議、盡職調查、政府的嚴格監管等），這種信任就是社會資本。有經濟學家作過測算，一個國家的人均GDP與居民之間的信任度呈現非常顯著的正相關關係。
中國的企業，尤其是近幾年科技、地產、金融等高速發展的行業，主要的驅動力還是建立在人力資本和金融資本的基礎之上。近年來，隨著中國高校擴招、海外人才引進等措施的大力推行，中國在金融、工程、IT等領域形成了充裕的人才儲備，促進了一批創新企業的發展。更為直接的推動力則是來自金融資本。
2008年之後，我國貨幣政策相對寬鬆，廣義貨幣供應量M2不斷攀升，為社會提供了充裕的資金，風險投資極為活躍，很多企業尤其是獨角獸企業，獲得的金融資本大大超過了企業的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導致在規模高速擴張的同時，出現人員能力不足、商業模式不清晰、企業社會信任度不高的情況，這是造成“巨嬰”企業出現的直接原因。
被套利邏輯綁架的企業
“巨嬰”企業缺乏社會資本的原因，往往是被套利邏輯所綁架。套利來自兩方面：
一是風險投資的套利，
二是企業商業模式的套利。
大部分風險投資都追求短期或中短期內，以高額的收益率退出被投企業。因此，風險投資對被投企業的增長有著極高的期望，每年要達到的規模、利潤，通常用對賭協議的形式與企業進行約定。企業為達到投資方的盈利要求，則往往尋找商業模式上的套利機會，在短期內做出業績。
這種情況在共享經濟領域尤其突出。共享經濟是CB Insights獨角獸榜單中估值最高的行業。截至2018年10月共享經濟企業的估值高達1 820億美元，佔獨角獸榜單總估值的21%。共享經濟如此獲得資本青睞的原因之一在於，共享經濟在商業模式上，存在成本外部化的套利機會。根據畢馬威（KPMG）的調查顯示（圖 1），美國11大重點行業中，僅環保成本就佔到公司EBITDA（息稅折舊及攤銷前盈餘）總值的41%，因此，企業即便只能將很少的成本外部化，就可以獲得可觀的利潤。
共享經濟模式使得這種成本外部化成為可能。以滴滴出行為例，在其創辦早期，公司借鑑優步的思路，希望將閒置的私家車利用起來，使得出行更為方便。但是，堅持這種做法會導致公司成長很慢，為快速獲客，公司採用了對司機和乘客雙方高額補貼的方法，在短期內獲得了大量用戶。這種違反市場規律的補貼策略，給司機帶來了不菲的收入，導致大量專職司機的出現。租車公司也發現這一商機，將汽車租給那些沒有私家車的專職司機，滴滴在兼併優步（中國）後，幾乎壟斷了共享汽車出行市場，為實現盈利的需要，開始陸續停止補貼，按比例抽取司機收入。此時滴滴儼然成為全國最大的出租車公司。然而與受到政府嚴格監管、運營成本較高的出租車公司相比，滴滴將司機審查管理、車輛審查、年檢等成本都轉移到由用戶或者社會來承擔，從而獲得了成本優勢。
這種就是商業模式的套利。然而，這種套利帶來內外兩方面的風險。
從企業內部看，套利的存在使企業忽視能力建設，一旦運營出現問題，在短時間內可能無力解決，只能將問題掩蓋或拖延下去；
從企業外部看，企業短時間內獲得快速成長，社會資本的積累本就不足，一旦出現問題，就會導致用戶甚至是多方利益相關者的不滿。企業短期內又無力解決，造成惡性循環。由於商業模式套利，在短期內企業都會獲得不錯的市場表現，引起其他企業效仿，進而侵蝕行業或社會規則，造成劣幣驅逐良幣的後果。
CSR：企業聯繫社會資本的紐帶
如何避免成為巨嬰企業？一個有效途徑是重視社會資本的建設。社會資本的主要構成如圖2所示，其核心是以誠信實現各方的信任。
建設企業的社會資本，一個有效的落地措施是實施企業社會責任（CSR）。聯合利華主席尼爾·菲茨傑拉德（Niall Fitzgerald）表示：“企業社會責任是重建社會對商業的信任，公司必須通過將社會責任的價值觀應用於它們所做的一切，來建立自己的價值觀並建立與各方的信任。”
根據普華永道在2013年和2014年連續兩年對全球CEO的調查顯示，絕大多數CEO都表示，恢復信任在公司業務中至關重要；56%的CEO認為，建立一個更具道德的企業文化是企業獲得信任的出發點；50%的CEO希望改善員工多樣性和包容性來增強企業內的互信；49%的CEO認為企業需要減少對環境的影響，以獲得可持續的發展。
普華永道對CEO的調研結果，與企業社會責任的指標體系高度吻合（表 1）。建立信任是建設社會資本的基礎，這需要一個更具道德的企業文化，實現經濟效益不應成為企業最重要的追求。
比如，糖果公司瑪氏（Mars）的董事會就要求，公司的ROE每年只需保持在8%左右的水平就可以，如果ROE超過8%，超額部分就要返還給公司的上下游廠商。如今瑪氏旗下擁有數個價值過10億美元的品牌，其中就包括我們熟悉的德芙、瑪氏、M&M'S、士力架等。
希望改善員工多樣性和包容性來增強企業內的互信，涉及企業組織的能力和信任等問題，與企業社會責任中的“員工責任”和“多元化與平等”等指標相對應。
最後，受到CEO關注的環境問題與企業外部效應的內部化有關，環境汙染可能是對企業負面影響最大的外部化問題。企業要將負面外部效應內化，可能會對企業的價值創造帶來風險（如利潤下降、產量受限等），但也可以通過增收或降本帶來更多價值創造的機遇。因為當企業開始為負面外部效應買單，利益相關者才能夠從中直接受益，也為企業帶來更多的信任，從而支持企業的長期發展。
感謝中歐國際工商學院中坤金融會計學教席教授、中歐財富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芮萌為本文社會資本相關內容的寫作提供指導；中歐財富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助理劉心潔對本文亦有貢獻。
本文為《中歐商業評論》2018年11月刊焦點【告別“巨嬰”——“早熟”企業如何真正長大】文章之一，點擊文末“閱讀原文”，可付費閱讀本期焦點全部內容。
閱讀更多 中歐商業評論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