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40年，中國金融的改革亟待實現第二次突破，重在解決結構問題，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從而支撐新時代的高質量發展。
中國工商銀行前副行長，厚朴投資董事長張紅力(圖片: 主辦方《財經》提供)
“過去40年，中國的金融改革完成了第一次突破，重在解決了數量問題，緩解了資本總量的短缺，這是中國經濟長期高速增長的秘訣。未來40年，中國金融的改革亟待實現第二次突破，重在解決結構問題，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從而支撐新時代高質量發展。在第二次突破中，如能擴大直接融資的比例，將有望發揮金融對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的引領作用。”中國工商銀行前副行長、厚朴投資董事長張紅力在11月13日舉行的《財經》年會上如是說。
中國高速增長的40年離不開金融突破
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主要是靠要素驅動，靠資源、資本和勞動力的充分供給。其中地大物博保證了我們的資源供給，人口紅利保證了勞動力的供給，但是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資本供給嚴重不足，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核心瓶頸。而打破這一瓶頸的關鍵，恰恰在於40年以來，中國堅定不移地完成了第一次金融改革的歷史性突破。 此次突破，包括1983年的中央銀行的體制建設，90年代的專業銀行商業化和資本市場的規範化，以及2001年以後的金融市場的逐步開放。
此次突破，從三個層面激活了要素驅動，有力支撐了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
一是補上了資本的短板。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即便是國有企業，在執行撥改貸以後，再沒有其他的資本來源，一定要通過直接融資來完成。中國在改革開放中，建立資本市場的初衷，雖然主要是支持國有企業，但市場的價格信號機制，天然惠及了中國的各類所有制企業，為他們各自井噴式的發展提供了第一桶金。
二是改善了公司治理。資本市場還通過其突出的、明確的價格信號，起到了引導市場資源優化配置和產業結構調整的決定性作用，讓有限的資本金更多地流向了發展前景好的行業和經營效益高的企業，促進了優勝劣汰的市場競爭。
三是引進了國際資本。為了彌補國內儲蓄不足和擴大資本市場的規模，上世紀90年代中國通過積極利用外資，起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不僅有效彌補了國內大規模建設資金的短缺，而且提高了企業技術水平和管理水平，推動了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同時還加速了對外貿易發展，提高了中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通過引進外資，打通了境內外金融體系及長期效益至今仍在發揮作用。直到今天，中國依然是全球FDI的主要流入國。
在高質量發展的新時代，中國需要第二次金融突破
以十九大為標誌，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了高質量發展階段，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這一轉變的核心，是要從單純地依賴要素投入、擴大不可持續的一些舊的動能，轉變為主要依靠全要素生產率的可持續的新動能。
中國金融期待著第二次突破，深化改革的重點是從突破總量瓶頸轉變突破結構障礙，配置的範圍從資本要素拓展為全要素，從而為高質量的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服務於高質量發展的二次突破，需要完成三個戰略目標：
一是打通四條要素流通動脈。將要素資源從產能過剩、槓桿過多的低效行業擠出，加速向戰略性新興行業的遷移。
二是修整要素的價格扭曲。關鍵在於以價格信號為引導，發揮市場對要素配置的界定性作用，增強三大要素價格的市場化有效性：1、自然資源的價格。通過發展綠色金融體系，將環境汙染重新納入到資源定價。2、資本價格，一方面致力於打破
剛性對付，擠出水分，另一方面，治理市場亂象，使投資風險與收益合理匹配，引導資本脫離過剩產業。3、匯率價格。隨著中國匯率市場改革的繼續深化。人民幣匯率將更加準確地反映國內外兩個市場要素的相對比價，使中國經濟能夠更高效的參與全球要素資源配置。三是加速知識紅利的釋放。改革開放40年，中國的人口紅利已經完成了由數量紅利向知識紅利的歷史性轉變。一方面要發揮金融市場的信號機作用，引導資本向新經濟獨角獸流動，另一方面，隨著獨角獸的蓬勃發展，即將帶來中國資本市場的新一輪繁榮，兩者相互促進，有望形成穩定的正向循環，從而持續培育和釋放今後40年的中國經濟的知識紅利。
中國新一輪突破急需直接融資發力
新一輪的金融突破越是宏大繁雜，越需要明辨主次，擴大直接融資的比例是深化金融體制改革的重中之重，尤其是在當前，中國經濟內外部承受壓力的大背景下，加速拓寬直接融資渠道，有助於平衡穩增長、促改革、防風險，支持當前中國化危為機。
近年來，間接融資給實體經濟帶來的邊際效益已趨近於零。從國際比較上來看，美國直接融資比重最高，近20多年來，基本穩定在60%到70%，加拿大其次，基本保持在50%到60%。德國和日本兩大銀行主導型發達經濟體的比重，2015年達到了48%和54%，我們國家的直接融資比例不到16%。因此，通過發展直接融資進而改善企業效率的空間，可以說較為充裕。
支持民營企業發展，10月31日，中央政治局會議表明，解決民企、中小企業發展遇到的困難，已經成為當前中國經濟穩增長的關鍵，但是在間接融資體系下，銀行貸款意願的順週期性難以克服。在信息不對稱的約束下，銀行對抵押物、企業規模的偏好，難以從根本上得到剋制，擴大融資渠道是必然之舉。一方面直接融資，引導流動性向效益更高的企業配置，另一方面，直接融資所產生的豐富的金融資產將對銀行的存款進行替代，這將倒逼銀行體系提高風險管理的能力，從而擴大投放的範圍。
適應新經濟的增長，產業發展階段與社會融資機構有較強的關聯性，過去我們說傳統制造業往往能夠有效地依靠銀行的資金支持得到發展，而具有不確定性高，業態快速變化特點的創新經濟和高科技產業，使得直接融資中的投融資雙方風險共擔的優勢，更容易得到發揮，因此，完善股本形成機制，完善場內和場外等多層次市場體系，將大大有助於加速新時代中國經濟的創新發展。
增強風險修復能力。歷史的經驗一再表明，當經濟處於轉型升級階段，直接融資體系總是有更有利於修復內外部的風險衝擊。IMF曾經深入觀察過，1960年-2007年之間17個OECD的經濟體的恢復情況，其中美國、澳大利亞等以直接融資為主導的經濟體，經濟復甦的速度和質量遠遠高於以銀行為主導的經濟體，這對當下處於產業轉型鎮痛期的中國，尤其有借鑑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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