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至17日，紀念圓瑛大師誕辰140週年（圓寂65週年）暨第四屆天童禪宗文化研究交流大會在浙江省天童禪寺隆重舉行。諸山長老與專家學者聚會一堂，共同紀念圓瑛大師。
天童禪寺
紀念活動現場
與會高僧有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演覺大和尚，道慈大和尚，覺醒大和尚，普法大和尚，中佛協副秘書長照誠大和尚等諸山長老，並有來自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數百人共襄盛會，共享禪悅法喜。
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
覺醒大和尚
其中，覺醒大和尚代表諸山長老致辭，並預祝此次紀念活動圓滿順利。覺醒大和尚表示要繼承發揚、豐富發展圓瑛大師倡導的“大慈悲、大無畏、大無我”精神。
覺醒大和尚還特別指出要學習圓瑛大師善應因緣、中道圓融的高超智慧，將佛教的教義圓融於國家富強、人民幸福、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之中。
舍利塔
本次活動舉辦期間，除了學術會議外，還舉行了天童禪寺舍利塔暨圓瑛大師海外弘法紀念塔復建落成典禮。
天童寺舍利塔由圓瑛大師建成於1935年季夏，供奉海外弘法獲贈的佛舍利。後於動亂年間被毀並消失。2017年6月，寧波東吳鎮一座橋樑施工時發現大量石構件及《天童寺舍利塔記》碑刻，這才重見天日。
天童禪寺方丈
誠信大和尚
圓瑛大師年輕時曾到天童寺參訪，學法於天童寄禪和尚，並於1930~1936年期間擔任天童寺住持，最後又圓寂於天童寺。因此圓瑛大師與天童寺有非常密切的聯繫。
圓瑛大師在出家人中，堪稱是愛國愛教的典範。那麼圓瑛大師在愛國愛教方面具體做了哪些表率呢？快來和禪風君一起了解吧。
《探索·發現》
佛門獅吼 圓瑛法師
廟產興學風裡，是他為佛教解圍
圓瑛大師出生於1878年，舍報於1953年，一生經歷了舊中國的淪亡破滅，艱苦的抗戰，以及新中國的成立。他是近代佛教領袖，也是佛教從晚清之後由衰轉盛的促成者之一。
近代佛教曾一度遇到危機，因此需要有人站出來，團結國內佛教界信教群體，共克時艱。1929年，圓瑛大師便與諸多同仁一同發起了中國佛教會，後多次擔任主席。
說起中國佛教會的成立，也是一個辛酸的故事。在民國成立之後，出於種種原因，“廟產興學”，也就是沒收寺廟財產，充公辦學，成為了當時一個呼聲很高的主張。
太虛大師
1928年，時值民國十七年，政府公佈了“寺廟管理條例”，地方官員及學界欲藉機沒收寺產，充實地方教育經費，就掀起了一陣摧殘佛教寺產以興辦教育的風潮。
1929年5月，佛教為求自保，在圓瑛大師、太虛大師、諦閒法師諸法師及王一亭、謝鑄陳、黃懺華諸居士的推動下，在上海召開“全國佛教代表會議”，中國佛教會成立，圓瑛大師被推為會長。
中國佛教會成立後，圓瑛大師代表全國佛教界向政府請願，反對“寺廟管理條例”。為此，政府把全文二十一條約的“管理條例”修訂為全文十三條的“監督寺廟條例”，沒收寺產的事件才緩和下來。
然而事情還沒完。當時新思潮湧入中國，佛教被誤認為落後的象徵。因此外界對於佛教界的攻擊，一直沒有停息。圓瑛大師擔任中國佛教會主席後，便積極致力於推動佛教參與社會事業，以積極回應外界攻擊。
在圓瑛大師的推動下，不少寺院設立了慈幼院、醫院、工廠、以分擔社會責任，併為賑濟天災而積極籌募善款，令外界攻擊的聲音少了許多。
然而到了1931年，“廟產興學”事件餘波盪漾，風波再起。當時有學者再次提出沒收廟產，解散僧人，以興辦教育的主張，並得到當時官員的支持。
聽聞這個消息，圓瑛大師出面奔走，各地佛教團體通電呼應，經過一番爭取，這件事情才逐漸平息了下來。
國難當頭時，他在為和平奔走
圓瑛大師組織的
僧侶救護隊
1931年，918事變爆發。圓瑛大師寫下“出世猶垂憂國淚，居山恆作感時詩”一句，通告全國佛教徒，啟建護國道場。同時致書日本佛教界，遣責日本軍國主義的罪行。
圓瑛大師本就是一個極出色的大乘菩薩道修行人，常常以慈悲心對待世人。當戰爭爆發後，一方面他對此表達了態度，另一方面，他也積極參與到對傷員難民的救護收容工作之中。
1937年蘆溝橋事變後，他召開中國佛教會理監事緊急會議，號召全國佛教徒參加抗日救國工作，並擔任中國佛教會災區救護團團長，召集蘇、滬佛教青年，組織僧侶救護隊，積極進行救護抗日傷員工作。
“八·一三”淞滬會戰開始後，這支僧侶救護隊，出入炮火紛飛的戰場，出生入死，救護傷員，受到社會各界的讚揚。
此前圓瑛法師曾在上海創立圓明講堂，在其中弘法利生。此刻戰爭爆發，圓瑛大師便將圓明講堂開闢為難民收容所，又成立了佛教醫院、掩埋隊，從事救護收容工作。
1937年10月和1938年9月，圓瑛大師兩次偕徒明暘到新加坡、吉隆坡、檳榔嶼、馬六甲等地弘組織華僑募捐委員會，宣傳救國道理，提倡“一元錢救國運動”，廣大僑胞踴躍捐款支援抗日救亡運動。
圓瑛大師赴南洋募款
圓瑛大師這樣積極活躍而又卓有成效的救亡活動，很快就引起了日軍的注意。1939年秋，圓瑛大師正在圓明講堂主持法事活動，日本憲兵以抗日分子罪名逮捕了圓瑛大師，同時被帶走的還有其徒明暘法師。
在入獄期間，圓瑛大師經受了20多次審訊和恫嚇，但他一直鎮靜自若，從容不屈，甚至在獄中依然能打坐參禪，顯現出不凡的修為。而上海各界人士，也為了爭取他的出獄四處奔走。
圓瑛大師被捕
引起上海各界轟動
出獄後，圓瑛大師仍住圓明講堂，閉門謝客，專事著作。1943年他在北京中國佛學院的演講中，號召佛教青年要肩挑“救國愛教”二副重擔，不能閉門讀書，要對國家存亡負起責任。
圓瑛大師曾自號“一吼堂主人”。佛教中認為，佛陀說法能折服一切外道，如獅子吼能令群獸調伏。圓瑛大師的這個自號，與他生平奔走呼籲抗日的經歷結合，也讓他贏得了“佛門獅吼”的美譽。
如果不是虔誠的佛子，又怎麼會如此大力弘法，併為佛教據理力爭？如果不是深深地愛國，切實地踐行慈悲，又怎麼會在抗日時期如此堅定救亡？
我們從圓瑛大師的這些事蹟，便可以看到他是如何身體力行地踐行佛法的慈悲精神，更可以看出他在佛法上修為的深厚。
佛教是不是避世的宗教？何謂愛國愛教？弘法修行的同時，能否承擔起社會責任？禪風君認為，圓瑛大師的生平，就是對這些問題最有力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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