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龍/文
當前我國經濟運行穩中有變，面臨一些新問題新挑戰。做好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工作，不能依靠“貨幣+基建”拉動的形式應對當前的局面，而是要在堅持宏觀審慎的框架和環境下，做好減債、減稅、盤活資源、保障民生等工作，化被動為主動，不斷優化金融環境、激活經濟活力和長期經濟動力，進而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一、警惕經濟動能不足的風險
從國內國際形勢發展來看，當前我國經濟社會處於一個非常關鍵的節點。從國內來看，雖然我國總體保持穩中向好的局勢，GDP、CPI、PPI、PMI、城鎮調查失業率等等一些經濟指標都處於合理區間，一些新動能在逐漸成長。但同時，我們也應看到，發展中的矛盾尚未解決，並且面臨著一些新的問題和矛盾，主要表現在：國有經濟資源配置不合理的問題沒有得到良好解決，一些地方國有企業，特別是地方融資平臺企業佔據了大量的國有經濟資源，造成了資源的浪費和低效使用；中小企業的金融環境惡化，出現了融資成本抬升等問題；徵管的強化沖銷了減稅降費的部分效果，削弱了企業的獲得感；“成本抑制”現象並沒有得到完全解決，企業發展能力和競爭力受到制約；房價上升、股指下跌等因素，削弱了居民的消費能力等。
上述問題和矛盾相互疊加，給企業發展和居民生活帶來很大壓力。相當一部分實體經濟，特別是是中小民營企業利潤下降、經營困難、發展無力。根據國家統計局發佈的數據，今年前三季度，具有經濟增長先行指標意義的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僅增長5.4%。9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6.4%，消費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出疲軟和萎縮的趨勢。10月份，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為50.2%，雖然仍處於擴張區間，但回落趨勢較為明顯。此外，社保徵管變革、房地產稅的推行等因素，都給經濟發展帶來了更多的不確定性。
從全球經濟來看，貿易摩擦、全球稅收競爭、全球金融風險等因素，給我國的製造業帶來新的挑戰和壓力，不利於我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可能削弱我國發展動力。貿易摩擦實際上是大國在全球經濟競爭中的一個反映。能否在這場“賽跑”中勝出，關鍵在於能否通過制度變革，從根本上解決本國國內的問題。對於我國而言，就是要解決制約產業結構升級和實體經濟發展的深層次矛盾。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在“賽跑”立於不敗之地。
二、繼續深化供給側改革的主要任務
經濟動能面臨不足的風險，我國的宏觀政策“閃轉騰挪”的空間受到壓制，貨幣政策難以解決動能不足的深層問題。一旦採取貨幣“放水”、基建拉動的形式應對當前的局面，就可能進一步扭曲當前的經濟結構，將經濟逼上“死角”，減少了迴旋餘地和從容。我國經濟仍具有保持健康發展和中高速增長的諸多優勢。今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任務應是以調整資源和利益分配格局為重心，激活中國經濟全局，實現高質量發展。為此，需要做好三件事、解決三方面問題：
削減地方債——解決金融環境和地方壓力問題。地方債是當前財政金融問題的“集中癥結點”。地方債存量仍成為壓制地方發展的一座“大山”。財政部公佈的16.47萬億元顯性債務，按年利率3.5%計算，地方政府一年承擔的顯性債務利息約0.57萬億元。但如果算上隱性債務，地方政府的負擔和壓力就會劇增。綜合各方判斷，以地方融資平臺企業為主的隱性債務保守估計不低於30萬億元，如果按年利率5%—10%計算，地方政府及融資平臺企業一年需要承擔的隱性債務利息成本就高達1.5萬億元—3萬億元。有的地方政府和融資平臺連債務利息都承擔不了。地方債，不僅擠壓了其他市場主體，尤其是民營企業的金融資源，制約了企業的創新能力和發展潛力，而且造成了財政資源的扭曲，擠壓了積極財政政策的“操作空間”。一旦地方債存量得以實質性削減，不僅可以在不給企業造成資金緊張的局面下，實現降槓桿的目的，而且可以釋放出大量的金融資源，減輕金融環節和地方政府的壓力，解決了金融環境問題。
系統綜合性減稅降費——解決經濟活力和動能問題。雖然削減地方債解決了金融環境和地方壓力，但是解決不了經濟動能問題。解決這一問題，關鍵還是要減稅降費。當前，實體經濟不賺錢，資金就有可能流向房地產領域，這也是當前我國經濟比較擔憂的一個問題。怎麼辦？需要落到改善營商環境、運行成本以及企業的利潤上，解決資金收益率的問題。雖然近幾年來我國確實降低了一些企業的稅費負擔，但零敲碎打式減稅降費並未取得預期的效果。一方面，減負的力度不夠，降低的數量不足以激活經濟；另一方面，受徵管強化、傳導機制不暢等原因，降低了企業的獲得感，特別是多數中小企業難以享受減稅紅利。此外，零敲碎打式的減稅方式，不利於引導市場預期，甚至導致“出力不討好”的狀況。防範經濟動能的衰減，必須以綜合、系統性的方式，加大減稅降費力度。只有中小企業真正感受到減費降稅的獲得感，帶動實體企業收益率好轉，才能引導資金流到實體經濟，促進產業結構升級，並推動資本市場的繁榮發展。
盤活、優化國有經濟資源配置——解決經濟增長的中長期動力問題。使資源向效率高的部門流動、配置，是解決經濟增長的長期動力的根本途徑。一些國有企業非主業務擴展過度，“殭屍企業”、特困企業以及地方政府融資平臺企業佔據了大量的國有經濟資源，降低了國有資源使用效率，削弱了中長期經濟增長動能。同時，不利於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提升國有企業的主導力、控制力和全球競爭力，要靠提升核心競爭力來實現。靠“鋪攤子”、“擴非主業務”等實現的“大”，實際上是一種“虛胖”，不利於國有企業發展主業、聚焦於提升核心競爭力。
只要資源和利益分配格局得到有效調整、優化，企業和居民都得利，經濟也就活了，再輔之“保障民生”這張牌，逐漸消除社會焦慮情緒，增強經濟韌性和社會穩定性，這樣我們在貿易摩擦和競爭中就有了更大的底氣和資本。
三、激發經濟發展動力，實現高質量發展
激活經濟發展活力必然面臨利益調整、盤活資源等難點和障礙，但制約發展的深層矛盾不會自動消除，高質量發展也不會自動實現。因此，我們亟須破除發展桎梏，通過減債、減稅、盤活資源、保障民生，化解經濟動能衰減的風險，實現經濟社會良性發展。
依據債務產生的性質，分類治理地方債。由於各地資源狀況差異很大，各地債務形成的資產也並不相同，所以處理地方債存量必須堅持一地一策，靈活選擇資產出售、資產置換、股權轉換、資產證券化等方式消化存量債務。一是按照債務形成資產的性質，對於有現金流的、市場屬性較強的項目，按照市場化原則，正常地削減資產和債務。二是對於投向交通運輸設施和市政建設形成的顯性債務和隱性債務，可根據情況，或者將這些資產與負債“裝進”各省公共事業類上市公司，或者盤活城市資產、配置土地等方式化解。三是對於無現金流的公益項目以及“純吃飯”形成的消耗，則盤活資源、出售資產、財政償還的形式處理。同時，加快整合、改革融資平臺企業，降低市場對其融資及相應債券的疑慮，在提高其融資能力的基礎上，逐步消化整合前的債務存量。
實施綜合、系統性減稅降費。統籌稅費關係，完善促進製造業發展和社會公平的稅收制度，實施較大規模的減稅降費措施，消除抑制企業發展和產業升級的稅收因素。採取降低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相結合，以便照顧不同企業狀況，提升減稅的普惠性。一是下調增值稅稅率，將16%的稅率降至14%左右，取消10%的稅率檔次，形成14%和6%兩檔稅率結構；二是將企業所得稅降至20%左右；三是降低社保費率，將基本養老保險費企業繳納的費率分別下調至13%—11%左右，並下調基本醫療保險費率。
加快政府體制和事業單位改革，調整支出結構，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率。如果不消減支出、不統籌資源，很難實施較大規模的減費降費。減稅降費的深層意義在於通過“減稅——縮減支出——調整職能和事權——退出部分競爭性領域、強化市場監管”這一邏輯，形成倒逼機制，優化政府介入市場的方式和界限。為此，一是加快政府體制和事業單位改革，削減行政運行的一般性公共支出；二是堅持有為有不為，優化並適當減少經濟建設支出；三是打造完整、統一的“大預算”，優化善土地出讓收入等資金的使用，提高資金的整體配置效益和財政保障能力；四是完善公共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加快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比例，用於保障和改善民生；五是加快實施部分國有產權劃歸社保，充實社保實力，減輕財政壓力；六是優化專項轉移支付，減少財政補貼，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率。
優化國有經濟資源配置。採取資產處置、產業間整合等方式，削減、收縮國有企業的非主業，使其聚焦主業、提升核心競爭力。對於產能過剩、發展潛力不大的非主業，可通過市場化的資產處置方式予以解決；對於具有一定的優勢或發展潛力的非主業，則通過產業間整合，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提升產品品牌價值和企業競爭力。對不符合產業發展方向而又長期虧損的國有企業，則應通過破產重組、資產處置等方式，將其佔據的財政、信貸等資源釋放出來，為新興產業或具有創新潛力的企業提供資源支持，進而形成經濟發展的新動能。
（作者系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財政與國家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
閱讀更多 經濟觀察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