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樂亭文化研究會《讀樂亭》雜誌/樂亭故鄉人網站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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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王瑞林，樂亭高各莊張莊人，今年（2011年）88歲。在樂亭汽車修理廠退休後，幸福地安度晚年。
在我母親生下我之前，20歲出頭的父親就去世了，我們孤兒寡母相依為命，艱辛度日，母親一直沒有改嫁。在我11歲那年，經人介紹我母親到城西葛莊去當傭人。將我寄養在葛莊的姨母家，我入了葛莊小學讀書。母親的僱主是由北京解職歸來的年逾古稀的葛毓芝，就是樂亭許多老年人都知道的葛翰林。他中過進士，入過翰林院，也在京城做過官。
葛家的人對我們母子都很好，像親人一樣對待我們，我也常去他家，多次見到過葛翰林。他中等個子，留著半尺多長的白鬍須，腰有些彎。他對人親切和睦，也善待鄉里百姓，從不炫耀自己，也不擺架子。我母親在葛家，主要是服侍葛翰林，為他做飯，再幹點雜活。每天為他單獨做些細軟飯菜，晚上他吃一次夜宵，喝一點白酒。每月給我母親的工錢是兩袋白麵錢，相當三四塊銀元，另外就是管吃飯。但多年來，他家對我們的多方救助和對我的培養令我永生難忘。
葛翰林兄弟五人，他行二，我叫他二老爺，他點頭微笑，還囑咐我好好讀書，做好孩子。在縣裡，葛翰林有時參與一些行善積德的事情，有時去縣城，到北京等地辦一些事情，就由他的兒孫們出面。他平時與人交往不多，在家中讀書寫字。他堅持鍛鍊身體，練的是坐功，我多次見到他默默地打坐。
葛家有較大的宅院，有前後正房，各有廂房，前院還有庫房，放著旗鑼絳傘，供村民們辦喜事時借用。村裡人把他家宅院叫“翰林院”，他家後院還建有一座供家人和親友的孩子們讀書的學堂。他家的墳地也在宅院北面不遠處。葛家的土地不算多，由親友們來耕種。我在葛莊小學畢業後，就到城裡天衢街小學讀高小，也常到葛家去看母親。葛家對我母親不辭辛勞地幹活很滿意，對我們母子的遭遇多為同情，相處得很融洽。為了安慰我母親有子無女的遺憾，葛翰林還讓其孫女葛芬認我母親做乾媽，對我也像他家親人一樣，過年過節和改善生活時也常把我叫過去吃好飯好菜。前幾年定居在加拿大的葛芬回樂亭，還和我這個乾哥哥見了面，回想幾十年前相處的情景，二人都很激動。她還送給我了禮物和錢。
我記得二老爺由京城回故里後，利用他的威望，出面張羅縣民挖河渠，撲蝗蟲的事，他既出去籌集資金，自己也拿出一些錢財。當時葛莊幹這些事情的村民都在他家中免費吃飯，我還清楚地記得許多村民在他家吃撈麵的熱鬧情景。
我17歲那年在天衢街小學畢業，遵照二老爺之意，由其孫葛延敬（留日學生）把我帶到北京去。當年一些有錢的樂亭人在北京參與創辦了幾個工廠，有慈型機器廠、慈華織染廠、慈成印刷廠、慈平製革廠，同時還辦了香山慈幼學校，收納各地的貧苦孩子和孤兒，他們大多十四五歲十六七歲。這個慈幼學校在宣武區還有分校，讓我先入這個學校，校址在下斜街西口，校長是二老爺之子葛東橋，他還是樂亭中學的校董。他知道我是他家傭人的孩子，對我多有關照，鼓勵我好好學文化、學技術。當時我們是上午在慈型機器廠幹活，學習使用機床的技術，下午在慈幼學校學習文化知識。慈型機器廠的經理是樂亭人楊扶青，他高高的個子，身體也較胖，對孩子們總是一副和藹可親的面孔。後來聽說，他留學日本時是周恩來總理的同學，還資助過革命活動。因為楊扶青不在工廠守攤，他常有一些書報和信件，葛東橋還讓我為他整理，保管，裝訂登記。這樣，我與楊扶青也有多次接觸，現在我明白了，這與我聰明勤奮和葛家的推薦都有關係。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楊扶青去臺灣，接替的經理叫宋煥如，也是樂亭人，是一位慈祥又有才能的長者。近些年得知，他就是著名體育播音員宋世雄的父親。
在北京的幾年，我進一步學得了文化知識，尤其掌握了使用機床製造和維修一些機械產品的技能。建國之初，在樂亭只評上了兩名六級工，我是其中之一。
1942年葛翰林在故里去世。當時我正在北京，不久葛家的人把我從北京叫回，原來是我母親患了重病，葛家把我母親送到灤縣去醫治和療養，需要我去照顧。由於葛家與灤縣宣家是世交，他們委託宣家的人關照我們母子，把我安排在錢營小學教書，宣家的人和我見面後，看我聰明，文化也不錯，就讓我教這個學校最高年級的語文課，還當級主任。這樣既照顧了我母親，也有一筆經濟收入，同時也使我得到了鍛鍊。
從1930年至1942年葛翰林去世，我母親在葛家幹了整整十三年。我母親當年很知足很感激地對我說：“葛家是好人，不欺負人，也不怎麼走人（指與外人交往不多），可人家對咱們這麼好，咱可得記著人家的恩情。”我連連點頭稱是。
人老了，就愛想過去的事。我常想，在當年，樂亭一些有知識和有錢財的開明人士是辦了不少善事的，他們在扶貧濟困、培養後生、造福鄉里、服務社會方面做了那麼多好事，也應該讓人們記住他們的恩情。我們母子的親身經歷就能證實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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