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9日，“毒糖杀人案”当事人李锦莲及其女儿李春兰来到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参加针对国家赔偿的质证。
此前李锦莲因“毒糖杀人案”被判无期徒刑，在关押近20年后，今年6月1日江西省高院宣判其无罪，李锦莲随即申请4140万国家赔偿。今年9月，江西省高院做出赔偿决定，李锦莲获得293万国家赔偿。事后，李锦莲认为赔偿数额低于预期，遂向最高法申请复议。
不满293万国家赔偿申请复议
19日上午质证
11月19日早上8点半，李锦莲和女儿李春兰就来到最高法，与律师回合后前往赔偿委员会进行质证。质证在上午9点30分第七法庭进行，双方均出示了相关证据。
质证结束后，法院要求李锦莲在一周内提供赔偿方案，然后在针对赔偿方案进行商讨。
李锦莲国家赔偿案的代理律师认为，在该案中目前对李锦莲最有利的一点在于，2011年最高法曾指令江西省高院再审“毒糖杀人案”，但随后江西省高院裁定维持原判。这让李锦莲在监狱中又被关押了近7年。
“在最高法要求再审的案件中，很少有维持原判的。2011年维持原判的判决对我爸爸和我们家有非常严重的影响。如果2011年江西高院能够在再审时改判，我爸爸就会早出来7年，他就能见到他的妈妈，我们家也能早一点回归正轨。” 李锦莲女儿李春兰说，因此在国家赔偿中他们提出从2011年第一次再审后的刑期要按三倍赔偿。
此外，李春兰认为与其他改判的案件不同，因为近20年的关押，李锦莲出狱后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没有劳动能力，因此在赔偿上应对此予以考量。
此前，江西省高院在李锦莲案的人身自由赔偿金上认定为2035036.78元，李锦莲此次复议提出应为13582952.2元，其中差异最大的地方还是在2011年再审仍维持原判后的7年时间里按三倍计算。
李锦莲女儿23岁时
带弟弟进京申诉
从最高法赔偿委员会离开后，李春兰带着父亲穿过东交民巷到天安门广场转了转。东交民巷这条路，是李春兰在北京最熟悉的路。
在东交民巷西段一个大门紧闭的房间，李春兰经过的时候还特意指给父亲看，“这里原来是最高检的信访接待处，现在已经搬走了，过去我经常来这里送材料。”李锦莲看着大门一句话都没有说。
李锦莲“毒糖杀人案”发生于1998年10月9日，事发时女儿李春兰在厦门上班并不在家。直到李锦莲的妻子被警方带走审讯后死亡，家里人才告诉李春兰“家中出了大事”。当时23岁的李春兰赶快回到家中，第二天母亲就出殡了。
从一开始李春兰就不相信父亲会杀人，她坚信法律会有一个公正的裁决，所以从1998年12月22日父亲被批捕，到1999年5月20日父亲被以故意杀人罪起诉，再到1999年7月6日的一审、2000年5月23日终审，这段时间李春兰把希望寄托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身上，她并未采取任何措施。
但终审宣判李锦莲死缓，让李春兰接受不了。2000年夏天，利用暑假的时间，23岁的李春兰带着当时刚刚上小学的弟弟一起来到北京，姐弟俩去了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全国人大等政府机关递交材料。所以，李春兰对北京正义路周边特别的熟悉，因为她相信这里能够带给她正义。
李春兰带着弟弟在北京待了将近一个月，这是他们第一次来北京。李春兰回忆，两个人住在闭尬的地下室里，但那次来北京是她所有来北京时住宿条件最好的一次，因为当时父母还留下了钱。
尽管心情不好，但他们还利用空闲时间在天安门玩了玩。眼看要开学了，弟弟回老家去上学，李春兰则继续申诉，她去了南昌，将江西省的有关机构跑了个遍。
后来，李春兰通过人大代表的渠道继续申诉，这让案件出现了一丝希望。最高法启动程序查阅李锦莲案案卷，并联系了李春兰及李锦莲律师了解情况。尽管时间漫长，但李春兰看到了希望。
18年申诉路改变女儿人生轨迹
2011年，最高法要求江西省高院再审该案，公诉方在再审时也认为该案证据不足，李锦莲没有作案时间，除了其本人的有罪供述外，没有其他直接证据。但江西省高院再审维持了原判。
这次再审曾经被李春兰抱以厚望，但维持原判的消息对她来说浇了一盆冷水。给庭审法官打电话的时候她痛哭流涕。
案件再审维持原判后，李锦莲和李春兰继续自己的申诉之路，此后的几年李春兰很少再去南昌，她将更多的希望寄托在北京的正义路上。直到2017年最高法第二次做出再审决定。2018年5月18日，该案第二次开庭再审，检方与辩护方均向法院提出客观证据不足，建议法院改判李锦莲无罪。
2018年6月1日，江西省高院宣判撤销原审判决，李锦莲无罪。
从2000年夏天第一次到北京递交申诉材料，到2018年父亲被无罪释放。这18年改变了李春兰的人生轨迹。现在的
李春兰43岁，因为申诉造成的穷困和忙乱，她还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即便是在已经入冬的北京，她脚上还穿着农村常见的黑色系扣布鞋，外套是1997年买的，从装束看与普通农村妇女无异。但一双大眼睛又让人相信李春兰所说，18年前的她是很多男同学追求的目标。李春兰高中时成绩不错，差了一点没有考上大学，本来她打算上两年班再择机复读考大学，为此她对一名男生的追求始终也没有明确，“因为我想考学，觉得如果谈恋爱了会耽误事，但我俩一直保持着联系。”
后来李锦莲案发，李春兰放弃了在厦门的工作，也放弃了继续读书的念头，更断绝了和那名男生的交往，一心扑到了父亲的案件申诉上。那名男生一开始还始终坚持给她写信，有些信件李春兰至今还收藏着没有拆开，但她觉得父亲的案子没有眉目，不能让人家跟着自己一起颠沛。
女儿希望赔偿后
带李锦莲到北京散心
李锦莲被宣判无罪后，李春兰回想起过去的18年只剩下叹息。但她说，这18年来她认识了很多帮助过她的人，有律师，有记者，还有人大代表，她特别想跟他们说一声感谢。
李春兰说，父亲宣判无罪后，除了自己案子的事情之外，不愿意多说别的，变得沉默寡言。走在街上，李锦莲东瞧瞧西瞅瞅，女儿说自从父亲出狱后，对周边的生活还有诸多不适应，坐地铁会走丢，各种造型的垃圾桶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李春兰想趁着这次来北京带父亲去长城、故宫散散心。不过李春兰并不知道八达岭长城路途遥远，也不知道故宫必须要提前预约参观。当得知这次可能来不及去玩，父女二人又纠结起是不是要再去最高检和监察委递交申诉材料。
现在，李春兰还有一件事很是犹豫。父亲的案子已经有了结果，只剩下国家赔偿的事宜需要沟通，但母亲的死又成了她心里惦念的事情。李锦莲出狱后，曾经向江西省监察委控告公安机关曾对他及妻子刑讯逼供，但控告书交上去后一直没有反馈。李春兰觉得，母亲自杀身亡跟刑讯逼供有关，希望为母亲讨回公道。可是，她知道
这件事情比父亲的案子更困难，如果陷入母亲去世的事情无法自拔，可能又会失去很多的时间。但如果弃之不问，又觉得对不起母亲。李春兰说
对于母亲的事情，她也很矛盾到底是应该放下，还是继续坚持。但他们家比谁都希望生活可以早点重新开始，等赔偿的事情圆满结束了她可以和父亲有一个新的家，不用再寄宿在别人家里，她也可以重新上班，学着用智能手机上网。到时候她也更方便的带着父亲四处走走安度晚年，用另一种心情来北京逛一逛正义路以外的地方。
法制晚报 记者 张子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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