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初，在日中支派遣軍策劃下，以漢奸蘇錫文 為首，上海成立了第一個地方漢奸政府，偽上海大道市政府。這個漢奸政府根據日佔領軍的需要，隨著招降的漢奸地位越來越高，也變化很多次。從偽上海大道市政府，偽上海督辦市政公署，偽上海市特別政府。
蘇錫文
汪錦元的母親中文、日文都很精通，又長期在上海當教師，此時成為了偽市政府教育局局長顧澄的翻譯。上海黨組織經過研究，指令汪錦元打入偽市政府秘書處，後擔任偽青年報經理、日本軍部大上海廣播電臺報道部科員、南京偽國民政府教育部駐上海聯絡員、偽外交部專員等職務。這期間，汪錦元以“漢奸”身份出現，以各種偽職作掩護，把黨的情報工作做得風生水起，任務完成得很出色。
情報的收集也是五花八門，如“上海警備司令楊虎之妾左傾思想非常濃厚，和小說《花濺淚》作者於伶（注：進步分子）交往密切”，比如“國民黨內政部長陳群的六姨太和日本某要人私通”，比如某官員與某官員交密或不和等等，都在網羅的範圍之內。當然主要是以收集日本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和“滿洲”、南京等親日政權的情報為主。汪錦元此時的黨內上線為翁迪民，隨後改為鄭文道。
彼時，上海有一個偽國際問題經濟研究所，高宗武擔任所長。汪錦元作為人才被選入其中。不久高宗武調任，由汪精衛的日語翻譯兼秘書周隆庠接任。汪錦元的才幹，得到了周的賞識。
周隆庠，江蘇無錫人。日本九州帝國大學畢業。（與高宗武、邵毓麟都是日本九州帝國大學的高材生，人稱“九大三鷹”。）回國後進入外交部，在高宗武 的手下任情報科科長。後跟隨汪精衛叛國，成為他的翻譯。
周隆庠(二排左一)
汪偽政府成立之後，周隆庠當上了偽外交部政務次長兼亞洲司司長，因工作繁忙，遂提出另外物色一個人給汪精衛當日語翻譯。汪精衛也感到最好有個比較年輕的人，精通日語和中文，既能口譯也能筆譯，還能住在公館裡隨叫隨到，隨時可以接聽日本人打來的電話。他託周隆庠找一個合適的人。
汪精衛的疑心病很重，既要提防重慶軍統、中統的人，以及共產黨人的滲透，也要防備日本人對其的控制，認為絕對不能在自己身邊埋下禍根。找誰合適呢？周隆庠向汪精衛推薦了汪錦元。周隆庠告訴他：汪錦元母親是日本人，他生在日本，長在日本；回到上海後，一直在日人手下工作；現在任職於大道市政府，並且周親自考察過；汪錦元祖籍蘇州，出身名門，應該說此人政治上可靠，社會關係清清白白，與任何一方都沒有掛連。是可以信任的。
1940年9月，汪精衛、陳璧君夫婦對汪錦元進行了當面考察，看到這個三十歲剛出頭的年輕人，中等身材，老成持重，不多言笑，彬彬有禮，和氣謙恭，第一印象就不錯。又經過一番瞭解，最後同意汪錦元住進汪公館，職務是“汪主席”隨從日語翻譯兼秘書。
從此，1940年9月開始至1942年7月29日上午7時半，潘漢年情報系統的汪錦元，在頭號大漢奸汪精衛公館裡“臥底”近兩年之久。也由此誕生了中共情報史上赫赫有名的‘南京情報組’。
南京情報組：由李德生（又名紀綱）、西里龍夫、陳一峰、汪錦元、張鳴先、張明達、呂一峰、阮毓琪8個成員組成。 李德生任組長，潘漢年為總負責。
除中國籍成員外，還有日籍中共黨員西里龍夫、中西功等人。西里龍夫的公開身份是日本同盟社記者，中西功則在日方“南滿鐵道株式會社上海事務所調查室”任職。1938年3月，“華中派遣軍”司令部報道部將西里龍夫調到南京，擔任日本同盟社南京支社的首席記者。
中西工
1938年3月，偽“中華聯合通訊社”（“中聯社”）成立，經過西里龍夫安排，陳一峰考入“中聯社”，並很快擔任首席記者。西里龍夫與陳一峰利用自己的首席記者身份，在南京蒐集到許多重要情報，送往上海。
1939年4月，上海派遣張明達到南京擔任交通員，後“中聯社”招考聯絡員，張明達通過應試，當上了“中聯社”的聯絡員，來往於南京到上海沿線各城市，乘機傳遞西里龍夫與陳一峰獲得的情報。
1940年3月， 已經在“中聯社”中擔任首席記者的陳一峰，又進入汪偽政府的“中央電訊社”任職。西里龍夫則繼續以日本同盟社南京支社首席記者的身份，在南京日、偽上層活動。
李德生以“世傳中醫”的身份作掩護，在洪武路小火瓦巷長治裡1號以國醫診所為掩護，既賣藥又坐堂看病。在以後，這也是‘南京情報組’活動經費主要來源之一。
題外話：一個情報組的活動，其如果效率和成績高，那麼所需費用也是相當驚人。我們的影視劇中，很多地工人員表現為消費奢侈，出入於燈紅酒綠之所。其真實情況今天來說，是是而非，奢靡情況是有，但大多數人地工人員相當清苦，還要自籌資金或者自我負擔活動經費。曾經電視劇《借槍》中曾就將活動經費的奇缺作為筋線貫穿於全劇之中。
《借槍》海報
1940年4月至南京之初，南京組的經費每月是一百至一百五十元，待李德生診所情況好轉時減為五十元。南京組每月開銷約三百元，空缺部分由組員黨費和李德生收入補足。1942年3月起組織經費停發，完全由組內自籌。
1939年春至次年春，單中西功所交黨費就達四百餘元。當然組內成員若有困難，組織也都盡力幫助，如西里龍夫一方面繳納黨費（李德生特別說明有幾回交的是“日本金”，日圓當時幣值大於國幣），一方面在1940年5、6月罹傷寒之疾時，組織支付了二百元醫藥費。當時情報科成員，不論血統是中國還是日本，都有一種為著理想獻身的精神，所以南京組經費停發，不僅工作沒有因此而停頓，自籌的經費經常達到每月四、五百元，超過正常開支。這些餘錢，給南京組的工作帶來了便利，如為了工作順利結交南京警察總監蘇成德時送了價值百元的絹制匾額。外來資源主要有滿鐵上海事務所情報室的節餘費用
書歸前文，汪精衛將汪錦元視為心腹，帶他和日本高層人士會談，帶他出訪東京和偽滿洲國。汪精衛與日本人的秘密幾乎對他毫不隱瞞。這使汪錦元的情報工作如魚得水。在當時極度嚴峻、危險的環境下，他獲得的情報之多、質量之高，難以統計。
左起：汪錦元、李德生，陳一峰
1939年12月30日，日本和汪精衛雙方秘密簽訂了《日支關係調整綱要》，史稱‘日汪密約’。
《日支關係調整綱要》：包括《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和《調整日支新關係原則》、《日支新關係調整要項》、《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附件》等三個附件。
主要內容為：一、割讓中國東北給日本，將蒙疆、華北、長江下游和華南島嶼，定為“日支強度結合地帶”，由日軍長期佔領。二、偽政府從中央到地方都由日本顧問或職員監督。三、偽軍和偽警察由日本供給武器並加以訓練。四、偽政府的財政經濟政策和工農交通事業由日本控制，一切資源由日本任意開發。五、禁止一切抗日活動。其它兩個文件的主要內容為：日本支持汪精衛組織偽政權，並對偽政權的有關貸款、稅收等問題作了規定。
汪精衛與東條英機
汪錦元利用特殊身份獲得這份情報後，上級很快通過電臺送報延安，受到周恩來的表揚。 中國共產黨公開揭露了“日汪密約”，“日汪密約”引起了全中國人民的公憤，在國際上也產生了巨大反響，使日本和汪偽賣國集團狼狽不堪，只得不了了之。僅此這一份政治情報，汪錦元的貢獻就足以載入中共情報史冊。
汪錦元和“南京情報組”在順暢運轉，汪精衛從日本政府得到的武器情況，汪精衛處來往人員情況等絕密情報。這些情報被迅速送交中共南京情報組負責人，由張鳴先（李德生妻）完成密寫，書寫材料往往是中央電訊社的刊物，外套“中央通訊社”或“同盟通訊社”“中日文化協會”等日系機構和親日機構的信封。政治交通張明達密送中共上海情報部門，再經秘密電臺報送延安。
1941年10月，東京因為破獲了震驚世界的“佐爾格拉姆扎小組”，近衛內閣受此案牽連倒臺。此案並很快波及中國上海和南京。感嘆的是，當東京的尾崎秀實在被捕之前及時向中國的中西工發出撤離的警報之時，因為要確定日軍北上和南進之間的選擇。中西工、西里龍夫，包括汪錦元和整個“南京情報組”在遭到了滅頂之災之前。將這份情報固定了下來。並通過潘系統中‘21’號，將情報由軍統轉至重慶，重慶綜合自己本身所得情報分析（毛慶祥電訊系統池步洲無線電偵聽），急速在12月1日通過駐美武官告知美方。可惜，後面事不再贅述。
1942年6月15日，東京特高科派員秘密逮捕了在南京的西里龍夫和在上海的中西功。 1942年7月29日上午7時半將汪錦元逮捕。同一天被捕的有李德生、陳一峰等。以及上海的鄭文道、金若望(程維德)和倪志樸亦同時被捕。鄭文道被捕後跳樓犧牲，1982年被追認為革命烈士。該案成為日本諜報機構所說的著名‘中共諜報團案’。
鄭文道烈士
汪錦元等三人被關押在上海北四川路日本憲兵司令部時，東京警視廳和檢事局派員前來審訊。開始，日本特務著眼於擴大破壞組織，爾後著重於偵獲情報內容，邊問邊拷打，殘酷施刑，李德生的一口牙齒都被打掉，三人遍體鱗傷，並未屈服。9月審訊告一段落。
10月1日， 汪錦元、李德生、陳一峰等三人被戴上腳鐐手銬，由上海輪船至長崎再由火車押往東京，關押在巢鴨監獄 。 不久後，汪錦元等三人都被判處死刑，等待執行。
由於抓捕汪錦元是在汪公館，日本憲兵連個招呼都不打就闖進去，抓走了“主席”日語翻譯兼秘書，並由日本政府宣判，這使汪偽政府大丟面子。尤其是一向傲氣十足、對汪錦元印象甚好的汪精衛妻子陳璧君，怎麼也咽不下這口氣。加之日方並未查證汪錦元等和佐爾格案有聯繫的事實，陳璧君堅持要汪精衛、周隆庠出面干預要求引渡 她多次向日本人要求把汪錦元等3人“引渡回國”，由所謂的“國民政府”審判。
1943年4月初，日本政府為了安撫汪偽政府的面子，把汪錦元、李德生和陳一峰押回上海。同年6月21日，駐上海江灣的日本陸軍軍事法院判處他們無期徒刑，先關在江灣日本憲兵司令部監獄。7月，他們又被押往南京，關在珠江路日本陸軍監獄服刑。
進入1944年下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已成定局，德國即將覆滅，日本也面臨最後失敗的命運。侵華日軍總部並不甘心束手就擒，挖空心思尋找對策，竟異想天開，妄圖向新四軍尋求“局部和平”，以達到所謂“避免腹背受敵、兩面作戰”的目的。
派誰去尋找新四軍領導機關聯繫呢？日軍精心研究後，從獄中放出了李德生，並把這個任務交給了他。（李德生曾在日本被刑訊達16次，而其口供也成為日後研究中共地下組織在日據時期，滬寧組織的重要材料。建國後曾任內務部司長）
李德生先到上海，後輾轉到了淮南抗日根據地。時任華中局敵區工作部部長、新四軍第3師政治部保衛部部長兼調查研究室主任揚帆（原名石蘊華，曾名殷揚），奉命接見了李德生並對李德生進行了審查，而後將侵華日軍總部的意圖報告了華中局代書記、新四軍代政委饒漱石
揚帆
饒漱石對這麼重大的事情不敢做主，便發電報向中共中央請示。中共中央同意與侵華日軍總部接觸，以瞭解敵人的真實意圖，但不能做任何實質性表態。
饒漱石
揚帆奉命兩次進入南京，會見了侵華日軍總參謀長小林淺三郎、副總參謀長今井武夫。由於日軍乞求和平，揚帆乘機提出釋放汪錦元和陳一峰，得到了肯定的答覆。
1945年5月30日，汪錦元和陳一峰迴到了淮南抗日根據地。根據紀律，他們必須接受嚴格的審查。按常規必須對自己在日偽關押時期做詳盡彙報。直到7月，揚帆正式告知汪錦元：決定恢復你的組織關係，留在聯絡部工作，級別定為團級。
在此期間，大橋對子（汪僑霞村）在組織的精心安排下，從敵佔區上海通過多道封鎖線，來到了蘇北盱眙縣黃花塘抗日根據地。母子劫後重逢，悲喜交加。
1945年8月15日，抗日戰爭勝利，汪錦元喜極而泣。9月的一天，揚帆指令汪錦元再次前往國民黨剛剛接管的上海長期潛伏，並伺機進入國民黨機關。臨行前，華東局書記、新四軍政委饒漱石特地接見了汪錦元、陳一峰等人，對他們在抗戰期間的工作給予表彰，並要求做好日後的工作。
陳一峰夫婦去了南京，汪錦元母子回到了上海。
1946年，來了一位叫張建良（華克之，即當年孫鳳鳴刺殺蔣介石不成，刺殺汪精衛案的策劃者，其時還未是中共組織成員）的人，他找到汪錦元說：組織上很關心你的生活，派我送些錢給你，又問汪“能擔任些什麼工作”。汪錦元很吃驚，因張建良沒有按照揚帆與他約定的聯絡暗號、代名去聯繫，他擔心會是國民黨特務的試探，謹慎地未加理會敷衍了過去。張建良來聯繫了幾次，就沒有再見面了。
（一直到解放後的1953年，汪錦元見到張建良，才知道張是中共黨員、潘漢年系統的情報幹部，當時是潘漢年囑咐張建良來關心他的。）
華克之
1947年初，汪錦元和堂弟一起在上海虹口武進路開了一家小無線電行。半年不到，鄰居悄悄地告訴汪：“國民黨方面通過你的房東瞭解你的情況。”此後，汪錦元更小心了，又非常渴望能得到黨的指示。1948年，汪錦元教育動員一位石姓青年去解放區參加革命，並託他進蘇北、山東解放區後找揚帆和梁國斌以取得聯繫；又經一位季姓同志在上海找尋組織，終因蘇魯解放區戰局緊張，上海地區白色恐怖嚴重，都未能接上黨的關係。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後，汪錦元先後在東方經濟研究所和保衛部門任職。他工作積極勤奮，但很少談及自己，特別是給汪精衛當日文秘書這段歷史，更是從不提及，連他子女都不知道他過去的工作內情。
1955年夏，汪錦元因所謂潘漢年、揚帆案被捕。
1982年8月，潘漢年、揚帆得到徹底平反並恢復名譽後，汪錦元得到平反。組織結論中有一句：對黨有一定貢獻（個人一嘆）。
1992年3月26日，汪錦元因病逝世。上海市有關部門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
閱讀更多 半杯餿茶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