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英國媒體《衛報》在一篇文章中講述了17歲加拿大國腳、拜仁慕尼黑新簽約球員阿方索-戴維斯的成長故事。就在今天，這位小將已抵達慕尼黑並完成了體檢，他將翻開自己足球生涯新的一頁。
幾個月前，幾十名穿著深色西裝的白髮老人聚集在莫斯科國際會展中心，參加了持續時間長達5小時的國際足聯大會。在大會上，2026年世界盃舉辦權的兩個申辦方各擁有15分鐘的陳述機會，力爭獲得投票者們的支持。
美國、加拿大、墨西哥申辦代表團首先進行陳述，他們的“開局策略”是讓一名身穿鮮紅色運動上衣的年輕男人自信地走到麥克風前，講述自己的故事。那名男子告訴現場聽眾，他的父母逃離了處於內亂之中的利比里亞，而他在一個加納難民營出生。
“生活太艱難了。”他繼續說道，“但在我5歲那年，一個叫做加拿大的國家歡迎我們進入。”他成熟而又沉著，雖然發言時間不到1分鐘，但他的話語顯然有影響力。
他就是阿方索-戴維斯，溫哥華白浪隊的年輕球員，並以創美國大聯盟球員轉出身價紀錄的費用與拜仁慕尼黑簽約。2016年7月份，年僅15歲的戴維斯完成了在溫哥華白浪一線隊的首秀，而他的成長故事就像一個現代童話。維多利亞和迪比耶-戴維斯（注：阿方索-戴維斯的父母）曾在利比里亞首都蒙羅維亞居住，此前已經經歷了一次內戰，所以當暴力流血事件再次爆發時，他們只有兩種選擇：要麼拿起槍保護自己，要麼逃離。
“你不得不四處漂泊，跨過屍體才能找到食物。”多年以後，維多利亞回憶說，“所以最好的做法是離開這個國家。”他們在距離加納首都阿克拉以西一小時車程的布杜布拉姆難民營待了幾年——2000年，阿方索-戴維斯在那裡出生。雖然條件比蒙羅維亞稍好，但為戴維斯提供足夠的食物和水仍然困難，而這也讓他們感到焦慮。
“難民的生活就像被放進一個集裝箱裡關了起來。”維多利亞說，“你沒有辦法出去。你不能去距離難民營太遠的地方，因為可能會遭遇任何事情。”戴維斯的父母申請移民加拿大，並於2006年到達了加拿大安大略省城市溫莎。不過次年他們又搬去阿爾伯塔省城市埃德蒙頓，在那裡定居，開始了新的生活。
“當我回首往事——住在難民營，沒有食物和衣服——再看看我們現在的生活。阿方索擁有他所需要的一切，我為他感到自豪。”
戴維斯與拜仁慕尼黑的簽約吸引了加拿大媒體的廣泛報道，而在美國職業足球大聯盟，這也被視為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轉折時刻。這次不再是某個進入職業生涯末期的球星來到美職聯踢球，而是美職聯俱樂部培養的年輕球員以一筆鉅額轉會費與歐洲豪門簽約。（拜仁還承諾將為戴維斯提供在一線隊的機會。）
戴維斯顯然受益於加拿大國內足球架構在過去十年間的大幅增長：目前加拿大擁有三家美職聯俱樂部，並且他們都有自己的青訓學院。加拿大計劃在明年春季組建國內聯賽，年輕的加拿大球員有清晰的上升渠道。然而在過去，加拿大年輕球員的成長曾面臨許多困難。
在拜仁宣佈簽約戴維斯後，人們很容易聯想到歐文-哈格里夫斯，後者在卡爾加里出生和長大，於1997年（年僅16歲）加入拜仁青訓營。但哈格里夫斯之所以有機會加入拜仁，是因為一位叫托馬斯-尼恩多夫（Thomas Niendorf）的德國教練在拜仁俱樂部有聯繫人，幫他安排了一次試訓。在當時，加拿大國內沒有能夠培養這名中場球員才能的先進訓練營，甚至沒有哪怕一家他可以加入的職業球隊。
“我們（加拿大）沒有設施，也沒有教練。”哈格里夫斯在效力拜仁期間曾感嘆。哈格里夫斯後來選擇了加入英格蘭國家隊，並於2001年完成了在三獅成年隊的首秀。時至今日，許多加拿大球迷仍然對這件事難以釋懷。
伯恩茅斯球員貝戈維奇的成長經歷與戴維斯有許多相似之處。貝戈維奇出生于波斯尼亞，在貝戈維奇4歲那年，他的家庭在戰亂之下逃離祖國，先是在德國找到一個難民營，後來又於1999年搬到了埃德蒙德。與哈格里夫斯的情況相仿，貝戈維奇無法在加拿大踢職業足球，所以在青少年時期與朴茨茅斯簽約。雖然貝戈維奇曾代表加拿大U20國家隊，參加了2007年的U20世界盃，卻始終得不到在成年國家隊比賽的機會，最終他選擇接受出生國的徵召，於2009年底完成在波黑國家隊的首秀。
“我不太看好加拿大足球的未來。”貝戈維奇在2014年曾說，“我不確信管理者們是否都是合適的人選，人們總是說一些正確的話，卻從未落到實處。話雖說得好，但沒有行動。”
與哈格里夫斯和貝戈維奇相比，阿方索-戴維斯的經歷大不一樣。
戴維斯在2015年加入溫哥華白浪，而到目前為止，他已經代表加拿大國家隊參加了幾場比賽。但有個問題是：戴維斯的成長故事是否真的反映了加拿大足球在轉變，亦或僅僅是個特例？
一個難民成為足球超級巨星的故事確實勵志，很好地反映了加拿大的現代、自由和寬容，但這能否說明加拿大的草根足球戰略有了堅實基礎？從某種意義上講，作為一個移民孩子，戴維斯在埃德蒙德的成長需要歸功於當地人的友善——他們被戴維斯與生俱來的天賦所打動，希望幫助他實現夢想。
蒂姆-亞當（Tim Adams）曾經是埃德蒙德當地的一名記者，他創辦了致力於幫助被邊緣化兒童（包括童年時的戴維斯）的Free Footie項目，為他們提供機會參與有組織的體育運動。“這個事例表明了對一個孩子來說，如果一切順利，可能會發生些什麼。”亞當說。
“但挑戰在於我們需要為1萬個孩子創造合適的條件，並且不僅僅侷限於足球領域，還包括在生活中幫助他們。除了他的足球天分、聰明和沉著之外，在阿方索贏得成功的背後，社區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哪些人團結在一起，幫助他追逐夢想？這些做法能否在加拿大的每座城市得到推廣？因為我百分之百地確信，如果加拿大的每座城市都有一個Free Footie，那麼都有可能培養出一個阿方索-戴維斯。而我們的男足和女足國家隊也將由像他那樣的球員組成。”
亞當向馬爾科-博西奧（Marco Bossio）推薦戴維斯，後者是聖尼古拉斯天主教學校的一位教師兼足球學院主管。“這是一個非營利性的機構，我們希望延續Free Footie的精神，確保這些運動員有地方可以踢球。”博西奧說道。
“他們往往迷戀足球，從中享受樂趣，忘記生活中某些不愉快的事情。阿方索和他的家人經歷了太多苦難，我能想象……阿方索的父母經常熬夜工作，所以他不得不照顧弟弟妹妹，他既要上學、踢球又要照顧家人，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在聖尼古拉斯天主教學校唸書三年後，博西奧開始騷擾溫哥華白浪。“我打電話給他們，吊他們的胃口。”博西奧回憶說，“他們邀請阿方索參加試訓，看到了之前我所看到的一切。”
但戴維斯是屬於鳳毛麟角的人才。戴維斯的成功故事振奮人心，但由於種種原因，在加拿大各地，仍有許多充滿才華的年輕移民兒童沒有得到重視。如果得不到任何支持，當地志願者和教練不太可能繼續伸出援手，說服他們堅持踢球。
“有個孩子住在馬路對面的一處經濟適用房裡。”亞當說，“他是從阿富汗來到埃德蒙德的難民，我會帶他去踢球。二對二，我和10歲的他搭檔，更兩個成年人踢比賽。他太棒了，所以我帶他去俱樂部試訓。俱樂部讓他站在禁區邊緣，將皮球從頂角射入球門，但他還是個小孩，沒有做到，所以就被拒絕了。後來他走了，完全離開了足球……我確信他本有機會成為一名球星。我知道在加拿大各地，像這樣的孩子還有很多。我們是個包容的國家：‘來這兒吧，我們會給你機會。’現在是時候讓這些孩子走出陰影，站到聚光燈下了。我們應當給他們機會。”
博西奧也有同感，他覺得有戴維斯的故事作為例子，加拿大的足球管理機構應當為地方的舉措提供支持和投資，確保更多優秀人才不被錯過。
“我認為我們也許忽視了很多事情。”他說，“許多運動員都在快速進步，阿方索並不是我們帶到溫哥華白浪試訓並且成功簽約的唯一一名球員。我希望加拿大足協能夠留意，為那些他們也許從未聽說過的小型青訓學院提供認可和支持。如果他們能夠提供資金等方面的協助，我認為加拿大足球將會取得長足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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