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十九世紀處，腐朽沒落的清朝閉關自守，自絕於世界，世界列強卻瘋狂發展武力與經濟，由於武力的擴張和經濟的侵略，列強紛紛盯上了中國這塊大肥肉，而其中日本給中國帶來最深重的災難。
日軍之殘暴，超越全世界任何一支軍隊。從1894年旅順屠城開始，到1945年美軍用原子彈摧毀廣島、長崎逼迫日本天皇發佈投降書，中國直接死亡人數超過3500萬，各種因戰爭流離失所、夭折、餓死、凍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數超越2.8個億。而日本侵華軍人數頂峰時也就是兩百萬，平均起來人均致死中國國民死亡數量達十七人以上。
旅順屠城、東北無人區、南京大屠殺，無數的屠城式屠殺，日軍為何如此殘暴！
美國文化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創作的文化人類學著作《菊與刀》從人性角度解釋日本這一充滿矛盾的民族性格。
日本民族有兩大性格表現，一是天皇是日本民族的神，神聖最不可侵犯；二是等級森嚴，服從強者；
日本民族有關人際關係以及個人國家關係的整體觀中，他們對等級制度的信賴乃是核心地位。”“各守本位”是描述他們等級思想的關鍵詞。在人際關係中，每個人都有其在社會階層中的地位，每人都應安守其地位，享受其地位應得的權利，履行該地位所要求的義務。一個人必須向地位高於他的人表示敬意，而地位高的人不得侵犯地位低的人的權利，否則地位低的人的報復是正當的。
日本文化是一種恥感文化，和美國的罪感文化差異極大。為了洗刷恥辱，日本人最極端的行為就是自殺。“按照他們的信條是，用適當的方法自殺，可以洗刷汙名並贏得身後好評。而我們大多數國家譴責自殺，認為它只不過是屈服於絕望而自我毀滅。
日本人在觀念上認為自己是歷史的“負債者”，這種債即有父母的“恩”，還是兒子欠父母的一切；又有“皇恩”，是一個人對天皇的負債；還有別人施加給他的“恩”。這些恩都是必須償還的欠債。一個人要成為有德行的人，就必須報恩。由於報恩意識的存在，日本的人與人之間產生了服從的關係，比如子女要服從父母，下級要服從上級，人人都要服從天皇。
日本的幼兒和老人享受了最大的自由和從容。幼兒期過後，限制逐漸加強。到了結婚前後，個人的自由達到最低的限度。到60歲以後，日本人又可以像幼兒一樣逐步被寬容而不受恥感文化的極大約束。日本兒童特別是男性兒童的教育存在著兩重性，即幼時除了要對父親表示恭順之外，在外面卻充滿競爭，並可以隨意發洩自己的挑釁心，而六七歲以後，慎重與“恥辱感”逐漸加至他們身上，並隨著年齡的增大，要求越來越嚴厲。這種教養方式在日本人的人生觀中產生了矛盾的性格。
日本人心中完美的將菊與刀結合在一起，‘菊”是日本皇室的象徵，“刀”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體現。本尼迪克特用這兩個詞表示了日本人的兩種矛盾的性格：好戰而祥和，黷武而好美，傲慢而尚禮，呆板而善變，馴服而倔強，忠貞而叛逆，勇敢而懦弱，保守而喜新。對於日本人的這種國民性格，本尼迪克特從等級制度、報恩意識、義理、日本兒童的養育方面展開深入剖析。
在戰爭中，也包括在任何群體性競爭項目中，日本人對集體到了盲目服從的程度，這是對天皇效忠文化的延續，上下級等級森嚴，絕不容忍任何人挑釁這種制度，而在侵略戰爭中他們也希望被侵略國戰敗後接受自己的這種等級文化，而這當然理所當然地被拒絕，於是日軍對於稍有反抗意識的叛逆者一律殺戮以儆效尤，而日本國民在遵守這些制度、執行這些政策時未免也有不良情緒和激烈牴觸，日本軍部和政府則縱容甚至鼓勵將帥士兵將這種情緒通過燒殺淫掠發洩出來，來補償將士的內心不平感，以保證堅定不移的去實現天皇和大本營侵略擴張、統治世界的野心狂想。
而從地理上看，日本處於環太平洋地震帶，世界百分之八十的地震都跟環太平洋地震帶構造有關，日本自古以來資源缺乏，歷史以來充滿了危機意識和濃厚的登陸情結，內心深處其實都對日本沒有安全感，而想通過種種方式獲取或佔領大陸資源，以脫離危機頻發的日本，在這種危機意識下，日本國民形成了極其嚴重的集體情結，甚至某種程度為集體否定個性的張揚，崇尚武力，以強者為師，尊崇強者意志，對於強者極盡服從，並逐漸形成日本的民族性。
正所謂，有多少壓迫，就有多少反抗，人性都是相通的，日本民族的個性本無好壞，但卻被日本皇室、陰謀家、戰爭販子、軍方戰犯死硬派所利用，成為實現少數戰犯統治世界野心目標的墊腳石和炮灰。
回顧歷史，誰也不希望悲慘的歷史重演，我們唯有警醒警醒再警醒，努力努力再努力，絕不能忘記歷史，落後了就必定要捱打，忘記了歷史就是背叛，唯有自強不息才能拒絕一切強加於我們中國人頭上的屈辱。
閱讀更多 露珠青竹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