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九世纪处，腐朽没落的清朝闭关自守，自绝于世界，世界列强却疯狂发展武力与经济，由于武力的扩张和经济的侵略，列强纷纷盯上了中国这块大肥肉，而其中日本给中国带来最深重的灾难。
日军之残暴，超越全世界任何一支军队。从1894年旅顺屠城开始，到1945年美军用原子弹摧毁广岛、长崎逼迫日本天皇发布投降书，中国直接死亡人数超过3500万，各种因战争流离失所、夭折、饿死、冻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越2.8个亿。而日本侵华军人数顶峰时也就是两百万，平均起来人均致死中国国民死亡数量达十七人以上。
旅顺屠城、东北无人区、南京大屠杀，无数的屠城式屠杀，日军为何如此残暴！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创作的文化人类学著作《菊与刀》从人性角度解释日本这一充满矛盾的民族性格。
日本民族有两大性格表现，一是天皇是日本民族的神，神圣最不可侵犯；二是等级森严，服从强者；
日本民族有关人际关系以及个人国家关系的整体观中，他们对等级制度的信赖乃是核心地位。”“各守本位”是描述他们等级思想的关键词。在人际关系中，每个人都有其在社会阶层中的地位，每人都应安守其地位，享受其地位应得的权利，履行该地位所要求的义务。一个人必须向地位高于他的人表示敬意，而地位高的人不得侵犯地位低的人的权利，否则地位低的人的报复是正当的。
日本文化是一种耻感文化，和美国的罪感文化差异极大。为了洗刷耻辱，日本人最极端的行为就是自杀。“按照他们的信条是，用适当的方法自杀，可以洗刷污名并赢得身后好评。而我们大多数国家谴责自杀，认为它只不过是屈服于绝望而自我毁灭。
日本人在观念上认为自己是历史的“负债者”，这种债即有父母的“恩”，还是儿子欠父母的一切；又有“皇恩”，是一个人对天皇的负债；还有别人施加给他的“恩”。这些恩都是必须偿还的欠债。一个人要成为有德行的人，就必须报恩。由于报恩意识的存在，日本的人与人之间产生了服从的关系，比如子女要服从父母，下级要服从上级，人人都要服从天皇。
日本的幼儿和老人享受了最大的自由和从容。幼儿期过后，限制逐渐加强。到了结婚前后，个人的自由达到最低的限度。到60岁以后，日本人又可以像幼儿一样逐步被宽容而不受耻感文化的极大约束。日本儿童特别是男性儿童的教育存在着两重性，即幼时除了要对父亲表示恭顺之外，在外面却充满竞争，并可以随意发泄自己的挑衅心，而六七岁以后，慎重与“耻辱感”逐渐加至他们身上，并随着年龄的增大，要求越来越严厉。这种教养方式在日本人的人生观中产生了矛盾的性格。
日本人心中完美的将菊与刀结合在一起，‘菊”是日本皇室的象征，“刀”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体现。本尼迪克特用这两个词表示了日本人的两种矛盾的性格：好战而祥和，黩武而好美，傲慢而尚礼，呆板而善变，驯服而倔强，忠贞而叛逆，勇敢而懦弱，保守而喜新。对于日本人的这种国民性格，本尼迪克特从等级制度、报恩意识、义理、日本儿童的养育方面展开深入剖析。
在战争中，也包括在任何群体性竞争项目中，日本人对集体到了盲目服从的程度，这是对天皇效忠文化的延续，上下级等级森严，绝不容忍任何人挑衅这种制度，而在侵略战争中他们也希望被侵略国战败后接受自己的这种等级文化，而这当然理所当然地被拒绝，于是日军对于稍有反抗意识的叛逆者一律杀戮以儆效尤，而日本国民在遵守这些制度、执行这些政策时未免也有不良情绪和激烈抵触，日本军部和政府则纵容甚至鼓励将帅士兵将这种情绪通过烧杀淫掠发泄出来，来补偿将士的内心不平感，以保证坚定不移的去实现天皇和大本营侵略扩张、统治世界的野心狂想。
而从地理上看，日本处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世界百分之八十的地震都跟环太平洋地震带构造有关，日本自古以来资源缺乏，历史以来充满了危机意识和浓厚的登陆情结，内心深处其实都对日本没有安全感，而想通过种种方式获取或占领大陆资源，以脱离危机频发的日本，在这种危机意识下，日本国民形成了极其严重的集体情结，甚至某种程度为集体否定个性的张扬，崇尚武力，以强者为师，尊崇强者意志，对于强者极尽服从，并逐渐形成日本的民族性。
正所谓，有多少压迫，就有多少反抗，人性都是相通的，日本民族的个性本无好坏，但却被日本皇室、阴谋家、战争贩子、军方战犯死硬派所利用，成为实现少数战犯统治世界野心目标的垫脚石和炮灰。
回顾历史，谁也不希望悲惨的历史重演，我们唯有警醒警醒再警醒，努力努力再努力，绝不能忘记历史，落后了就必定要挨打，忘记了历史就是背叛，唯有自强不息才能拒绝一切强加于我们中国人头上的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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