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 港股挖掘機
在香港，3人之家月入15000港元以下屬貧窮。
每5個港人中，就有1個是窮人。
沒有人願意主動變窮，只是大家在時代大潮來臨之前，反應快與慢而已。
有人攀高升天，有人一墜不起。城市也是如此。
香港“最窮”的地方之一：深水埗
1 “一百萬爭奪戰”
2006年初，當時的香港扶貧委員會發表了一份由政府統計處提供的報告，顯示在2004年第四季，如果以綜援金額的水平來算，香港共有一百萬市民生活在綜援水平線之下。
——香港貧窮人口超過一百萬人，這是特區政府有史以來第一次公開承認的窮人數字。
時間來到2018年11月19日，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暨香港扶貧委員會主席張建宗主持記者會，公佈了2017年香港貧窮情況的分析。
據最新發布的《2017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2016年全香港貧窮人口有135.2萬，貧窮率為19.9%；而2017年貧窮戶達59萬，貧窮人口則達137.7萬，貧窮率20.1%。
如若將綜援、生果金、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等恆常現金政策計入，貧窮人口及貧窮率分別下降至101萬及14.7%。
——但這依然是自2012年後，香港首次在政策介入後貧困人口未能跌破一百萬人大關。
按照公開數據，香港最新人口數在740萬左右，因此也就有了文章開頭那句“每5個港人中就有1個窮人”的說法。
事實上自從《香港貧窮報告》發佈以來，這類說法就從未斷過。繁華背後，亦有哀涼，真實的香港便是如此。
這是香港↑
這也是香港↑
2 與其說窮人多，不如說貧富差距大
筆者記得沒錯的話，於19日發佈的《2017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是特區政府這些年來的“規定動作”，大抵都會在10月、11月中上旬對外發布上一年的報告。
不妨再來細究一下這份報告的內容。
窮人的總數上面已經說過了，如若將綜援、生果金、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等恆常現金政策計入，2017年香港的貧窮人口及貧窮率分別下降至101萬及14.7%。
香港官方界定一個人窮不窮是按貧窮線來算的。根據報告，2017年家庭月入低於規定界線以下就算貧窮：
1人家庭對應4000港元；
2人家庭對應9800港元；
3人家庭對應15000港元；
4人家庭對應19900港元；
5人家庭對應20300港元；
6人家庭對應22500港元。
因此，在香港，3口之家月入15000港元以下便是貧困戶，這句話是絕對有依據的。
另外根據報告，香港貧窮率最高的前5個地區依次為觀塘（25.6%）、深水埗（24.2%）、黃大仙（23.7%）、北區（22.9%）和葵青（22.9%）。
在政府政策介入後，前5個最高的地區則為北區（17.5%）、觀塘（17.2%）、深水埗（17%）、元朗（16.7%）及黃大仙（16.4%） 。
不過需要詳細說明的是，香港使用的是
“相對貧窮”的貧窮線計算方法，一個住戶是否屬於貧窮會因整體住戶的收入狀況而變動。但這種方法有它的侷限性，即會根據本港市民整體收入水平而不斷浮動。
因為現實情況乃是收入差距較大，若有錢階層收入增長較快，從而拉高了收入的中位數，處於中位數一半以下的“貧窮”人口就會越來越多。
而且貧窮線只算收入，有些“低收入、高資產”的市民被算進去也有可能。
因此可以說，貧窮報告最能反映的，還是貧富差距的問題。
這個還用多說嗎？
Knight Frank（萊坊）在2017發佈的一份報告顯示，在全球的城市中，資產超過3000萬美金（彼時約合人民幣2.07億元，港幣2.33億元）人數最多的城市，是紐約，達6570人。第二名是倫敦，有4750人，歐洲第一。第三名是香港，有4080人，雄冠亞洲。
而擁有超過100萬美元資產的人，香港有227900人，全球第四。
再來回頭看看特區政府畫出的貧困線，便知這是一個怎樣的天差地別了。
前幾年內地一篇講“摺疊”的科幻小說摘得科幻界最高榮譽“雨果獎”，一時間輿論譁然，殊不知在香港，“摺疊”二字早已深入骨髓。
香港底層市民住的劏房
3 香港人怎麼就窮了
這裡面牽扯兩個問題：
先說第一個，是香港人怎麼就窮了呢
另一個，是為什麼現在扶貧不好做，窮人在增加？
姑且一個一個說。
香港城市大學社會科學部黃洪博士早年間曾撰寫過一篇論文，題為《香港貧窮問題的成因及解決方法》，探討香港出現貧窮問題的主要原因時他認為：
自八十年代初開始香港製造業的生產性工序快速向外遷移，造成大量製造業工人失業，是導致香港貧窮惡化的主要結構原因。
自1986年開始,製造業的工作人口便由九十四萬多人(佔全港工作人口35.8%)持續下跌，到1996年製造業只剩下五十七萬多人(佔全港工作人口18.9%)，十年間製造業共淘汱了三十七萬多人，佔全港工作人口的比例下降了近17%。
另一方面留在香港製造業的生產工序主要以產品設計、產品銷售、及財務控制等以文職人員為主的非生產性工序，所以製造業本身亦出現白領化的趨勢。
在非工業化及白領化的影響下，受打擊最大是長期在製造業工作的體力勞工，包括中老年的男性技術及非技術工人，以及女性的操作工，這些工人面臨裁員及關廠的威脅,出現失業、開工不足及提早退休的狀況。
而這些勞工大多流入低職級、低工資的服務業工種。由於工作經驗、年齡和學歷等等問題，他們多數缺乏條件轉當文職工作，很多時候能夠在服務業內找到工作，維持原來收入者，已經是比較幸運的了。
這裡面，不少製造業的藍領工人——尤其是中老年及女性工人——更面對失業的困境。
這是客觀因素，已經說得很明白了，套用當下流行的一句雞湯，可能很殘酷：
時代在拋下你的時候，連句招呼都不打。除了客觀因素，還有相對的“主觀因素”。
安邦集團研究總部首席研究員陳功在其一篇題為《香港的貧窮問題》的文章中，詳細論述了他認為導致香港貧窮問題的“生活”方面的因素：
香港自僱人士多，形成了看不起貧窮的文化，窮人的日子很難過。其實中國傳統文化就看不起“沒錢的人”。
……雖然香港失業率迄今依然維持在中等水平之上，但勞工的反映並不強烈，也缺乏組織來有效代言。所以，他們的困苦經常不為人所知。
還有就是社會資本的匱乏。說白了就是人際之間的各種社會關係，為的是獲得資源和機會，從宏觀講是一種通過集體行動實現共同利益的組織資源。
有嚴謹的科學調查結果表明，香港43.9%的貧困人口表示，他們連一個可以借錢的親友都沒有，被調查的貧困人口中，平均能夠介紹工作的親友只有1.74個。
“社會資本的匱乏程度非常嚴重，這勢必會導致香港的貧困和不滿存在被放大的可能。”
此外，除了以上產業轉型升級的原因，還有個原因就世人皆知了：“樓災”。
從1998年起，香港的樓市開始暴跌，一直跌到2003年，暴跌了多少？80%。一輪樓災下來，多少中產階級變成負產階級，多少千萬富翁、億萬富翁變成了千萬負翁、億萬負翁。
4 人口高齡化+住戶小型化
根據《2017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全港有137萬人貧窮，是九年來最高紀錄，而且2017年相對於2016年還增加了2萬多人。
於是乎有人議論紛紛：這怎麼還越扶越窮了呢？
官方給予的解釋是：人口高齡化、住戶小型化。
人口高齡化自不必說，任何一個地方，發展到一定階段，都要面臨人口高齡化的問題。
有第三方數據曾對香港和深圳的未來做對比時，特意選出人口平均年齡的數據：香港人口平均年齡在43歲，已經是中年往上了，而深圳的平均年齡則在33歲，恰值壯年。
這還只是平均年齡，事實上，香港的老年人問題一直都是政府發大力在解決的領域。
一份2017年公佈的數據顯示，香港的65歲及以上老年人貧困率在30%左右，也就是說每三個65歲及以上老年人中，就有一個過著“窮困”的生活。
而住戶小型化就更為凸出了。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不願意與父母的同住，他們寧肯租房子也要搬出去，而搬出去的生活，也並沒有想象中那般美好。
因為有一個核心問題困擾著一批又一批本港青年：買房。
香港資深媒體人關偉文曾描述過這樣一種場景：
香港市民茶餘飯後最為熱議的是，樓價顛升，買私樓買不起，抽居屋抽不中，租樓太吃虧，公屋輪不到……連青年學者都要住劏房（房中房），原住劏房的要搬到棺材房，擁有私樓的似乎是幸運兒，但都埋怨說，樓價太貴難以追上升幅，無法細樓搬大樓……
不少市民尤其青年似是陷於沮喪，未來居住生活如何改善？
不愧為資深媒體人，所述場景有如一幅清明上河圖，每一個群體的形象躍然紙上，卻又似曾相識。
5、不算太晚
香港所面臨的貧窮問題是結構性的，也是歷史性的，從來沒有人願意主動貧窮，只是在時代的大潮襲來之前，有人敏感地調整了姿勢，有人還熱烈地憧憬未來。
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大勢而已。如今再想突破，富人因為富有而更富有，窮人因貧窮而更容易貧窮。
甚至在某些需要改進的問題上，還會做出令旁觀者難以理解的選擇。
猶記得前段時間港府放出“明日大嶼”的填海計劃，欲建設26-40萬套單位的住房，要一舉從供給端解決香港住房緊張的問題，卻遭遇了預料之外的反對。
劉德華在為“明日大嶼”宣傳片的配音中說：
“我們見過一個朝氣蓬勃的香港，我們也見過一個停滯不前的香港，你想下一代，見到一個什麼樣的香港？”
——隨後社交網絡上，劉德華被水軍“圍攻”。華仔一腔赤誠之心，也不知現在是否還澎湃如初。
只是一直在“隔岸”旁觀的我們，是不是咂摸出一些別的味道，則至關重要。
今天不妨借用爆款製造機“飯統戴老闆”的一段評述，來結束此文：
香港面臨的問題，不止香港獨有。在一場模仿遊戲中，前車之鑑，既給了我們充分警示，也給了我們調整時間，希望一切都不要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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