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建國後的40年間，山西汾酒都在做著“老大”該做的事。
應該說，計劃經濟時期，“汾老大”主要體現在“品質老大”上，以質贏人，以德服人。
至於“業績老大”，而是在“四方結隊學汾珍”的口碑基礎上自然產生的。是“標兵時代”造就了“汾老大”。
然而，上世紀八十年末九十年代初期，正當汾酒在“六連冠”業績老大的勢頭上，準備高歌猛進時。中國發生了深刻鉅變，“小平南巡”一錘定音，全國狂掀“二次改革”。
這個時候，中國白酒產業崛起了“兩股力量”：
第一股力量是川酒“人工窖泥技術”的突破，一大批“星期天工程師”深入各中小白酒企業兼職，“濃香原酒”如剛剛探明的礦藏，如大壩洩流的洪水，產量急劇膨脹，一發不可收拾。
第二股力量是“廣告酒”的火爆登場。“廣告酒”為四川濃香原酒的外流，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全國開啟了聲勢浩大的“OEM（貼牌）模式”。一場急功近利、電視為王、譽為“一年喝倒一個牌子，三年喝倒一個酒廠”的廣告酒大戰兇猛來襲。
兩股力量交織在一起，像一套組合拳，亂花漸欲迷人眼。
此時，“實實在在釀酒、本本分分賣酒”的“汾老大”還沒反應過來怎麼回事，已是“全國江山一片濃”。接下來，是以五糧液為首的濃香白酒率先漲價，開啟了長達20年的“迴旋式漲價潮”。
但是，誰也沒有想到，“成也蕭何敗也蕭何”，1997年“秦池標王”曝光後，“勾兌酒”成了這一時期談之色變的名詞，濃香又開始緩慢退潮了。
整個九十年代和新世紀伊始，“快”成了這一時期大多數做酒人的主旋律，完全違背了中國釀酒產業的基本規律。而“做酒”卻是一個“慢工出細活”的特殊行業。
這一時期，汾酒是怎麼想的呢？
查閱歷年報道資料、企業文獻和臺賬發現，早在八十年代中期，汾酒廠便接觸到一些關係戶前來遊說“聯營、貼牌”模式，其中，一位上級領導提出：用汾酒的牌子聯營周圍470餘家燒酒作坊，形成一個鬆散型托拉斯，造就更多“萬元戶”，大家共同致富。
但是，汾酒廠兩位領導一口回絕了，認為這“無異於大面積製造假冒汾酒，是飲鴆止渴、自己毀滅自己”。這其實比後來川酒、魯酒盛行的“OEM模式”早接觸了近10年。
而最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從1984年到1988年，國家對“酒類專賣”的價格開始放開，實行“雙軌制”。茅臺、五糧液、瀘州老窖等名酒廠紛紛上調產品價格，汾酒也從2.8元調整為4.8元每瓶，
但是，由於汾酒廠是產銷量均排在前列的行業老大，每瓶漲2元產生的影響實在太大。上級領導認為，汾酒廠必須以國家利益、人民利益為第一考慮要素，並多次暗示“老百姓的餐桌上要能見到杏花村出產的汾酒，要做市民喝得起的名酒”。謹尊上級暗示，廠領導不敢造次。
其實，1988年全國颳起了一股勢不可擋的“漲價搶購潮”，汾酒出現供不應求的局面，後來甚至發展到販賣“領導批條”。在全國名酒一片上漲的形勢下，汾酒抓住機遇，從4.8元，漲到6元、15元、20元，最後直接漲到30元每瓶。
但是，這一次上級領導的重要指示真的來了。1988年底，國家出臺政策，限制公款消費，並對13種名酒作出“統一降價”指示。一貫堅守“政治正確”的汾酒廠，全國首家登報（《山西日報》頭版），以“汾酒降價一步到位”為題，向消費者公佈降價信息，玻璃裝汾酒直接降回到每瓶15元。把汾酒拽回到了計劃經濟的軌道上。
但是，不久後，隨著政策的放鬆，各個酒廠又都恢復了產品價格，甚至有所上揚，而一貫堅守“政治正確”的汾酒，踐行了報紙上公佈後的低價格，沒有恢復，更沒有上揚。這為後來的整個“汾酒戰略”和“汾酒機遇”，埋下了價格導向和品牌發展的隱痛。
事實上，在那個年代，作為行業老大，汾酒的一舉一動總會受到國家、行業、消費者的關注和制衡，各級領導總會在各種場合以“人民餐桌上要能見到名酒，要有大局意識”為由，溫和地給予暗示。而汾酒只能以“我是行業老大”和“國企必須承擔的社會責任和道義”來安慰自己，鞭策自己。
特殊時期“汾老大”付出的代價，誰人又能說得清呢？
越是深入瞭解歷史就會發現，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值得尊敬和追隨的“老大”。有時候，“心理上的老大”比“現實上的老大”的位置更高、更穩、更久。
裝得下委屈，裝得下壓力，裝得下低谷，裝得下巔峰——這才是“老大”的品格和胸懷，也是“老大”東山再起的資本和動力。
很多人認為，晉商在歷史上只之所以稱為“中國十大商幫之首”，因為他們是“最有格局”的商幫，在國家需要時，他們有大局、識大體、講誠信，家國情懷流淌在他們的血液裡。“以質取勝、以義制利”，這樣的商幫豈能沉淪？
在汾酒堅定“品質自信、文化自信”、高舉復興大旗，並推出白酒高端芯片——“中國裝”之時。我們首次揭秘“汾老大得民心失高價”的歷史故事，就是為了“告訴業內外一個真實的汾老大”。
今天，“汾老大”又一次站在了品質與價格“雙超戰略”的“十字路口”，面臨歷史的重大機遇。“時代變革有目共睹，復興態勢不可擋”，誰還能阻擋汾酒的選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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