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的一生,是光輝、偉大的一生。這與他有一個溫暖、幸福的家,有一位溫柔、善良、不斷給予支持與幫助的妻子是分不開的。
鄧小平和卓琳
在北京景山後街的一條衚衕裡,有一個兩進的普通院子,灰磚灰瓦,方方正正,院內種滿了花、草、樹,鬱鬱蔥蔥,這就是“中國人民的兒子”鄧小平生前的生活世界,全家是1977年搬到這裡的。至今,與鄧小平相伴走過了58個風雲多變的春夏秋冬的卓琳還生活在這裡。
卓琳比鄧小平小12歲,兩人都屬龍。院子裡有兩棵靠得很近的油松,一棵高大挺拔,一棵婀娜多姿,枝條互相交叉著,並肩矗立,好像兩個人相依相伴。於是,孩子們稱這兩棵樹為“雙龍樹”。卓琳閒庭信步時,總愛倚靠在雙龍樹幹靜靜地回憶些什麼……
一、相識相愛在延安的金秋
院子裡原樣保留著鄧小平的辦公室,書櫃裡擺放著他生前喜愛看的書籍,寫字檯上還擺著孫輩們送給他的禮物,檯曆定格在1997年2月19日這個特定的日子。每逢鄧小平逝世的祭日,卓琳和兒女們都要在院子裡撒滿花瓣。花雨灑落,情思綿長,這是一家人對老人的深情祭奠。
1939年初秋,鄧小平與卓琳相識在延安。卓琳說:“他(鄧小平)是從前方回來的,和鄧發住在一個窯洞裡頭。我是在公安部工作,他們經常到公安部來,因為公安部女同志多,經常到公安部來玩。有時候也叫我們到他們住的地方去玩,他大概在那個時候就對我有意了,我不知道。他就找跟我一塊兒到延安的女朋友,讓一個女朋友來跟我談,說他想跟我結婚,問我同不同意。那個女朋友和我談了兩次,我不願意。我說我年紀還輕,不想那麼早結婚,於是我拒絕了。”鄧小平當時是八路軍129師政委,卓琳是一個年輕女學生。對這位從前方來的長征幹部,卓琳自然缺乏瞭解。 據卓琳講,當時她怕跟一個工農幹部成家,因為去延安的那些幹部多是工農幹部,“我不是看不起他們,而是怕他們沒有知識,跟他們說不到一塊兒”,因此她不敢同這些人談情說愛。後來,鄧小平兩次主動找上門來,卓琳聽了他的有關情況和理想後,覺得他還不錯,是個知識分子。“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結婚,那個時候自己已經23歲了,我說算了吧,湊合吧。”
不多久,在延安楊家嶺毛澤東住的窯洞前,戰友們以淳樸的方式為卓琳夫婦舉行了簡樸的婚禮。幾天後,卓琳便隨丈夫離開延安奔赴前線。婚後,快言快語的卓琳慢慢適應了同沉默寡言的鄧小平的相處,也漸漸理解了丈夫的心,她默默地支持著丈夫。
從太行山到大別山,從抗日戰場到解放戰爭,鄧小平率領部隊每解放一個地方,卓琳隨後就帶著孩子們也趕到那裡。“以前都是他們在前方打仗,我們家屬都在後頭住的地方;打完仗休整的時候,他們再接我們去。後來,進軍西南時,他下命令不準任何人帶家屬。我不幹,不能把我們‘丟’了不管,是共產黨員的我一定要跟著你去,你砍我的頭也要跟著你去。他沒辦法了,只好向我‘投降’,帶著家屬。”那段日子不堪回首,在戰爭年代卓琳拖兒帶女所經歷的苦難難以表述:“日子是很苦的,男孩子尿尿,汽車走著,就那麼把著。女孩子要尿尿怎麼辦呢?教堂裡有一種水罐,就拿那個水罐給小孩接尿,接了以後倒在汽車外頭。”
二、從“名紳千金”到共產黨人
卓琳的經歷,雖不像鄧小平那樣波瀾壯闊、震撼人心,但卻同樣充滿曲折而耐人尋味。她出生在一個富甲鄉里的工商名紳家庭裡,是家中第七個孩子,也是最小的一個孩子。卓琳原名浦瓊英,父親是雲南有名的“火腿大王”,曾因某種原因而被“軟禁”過,於是才四五歲的卓琳就同母親先後赴越南、香港、廣州,千里尋父。她從小就感受到女性地位的低下與男人不平等,為之憤憤不平,小小心靈萌發出莫名的反抗意識。
念中學時,有一個音樂女教員常常在課堂上向學生們宣講革命、宣講共產主義,卓琳深受感染。有一天,這個教員突然被捕了。在押赴刑場時,這位戴著手銬腳鐐的女教員慷慨悲歌,高喊革命的口號。那英勇就義的場面與大義凜然的共產黨人形象,深深銘刻在卓琳心底。於是,追求自由、追求個性解放、追求革命的真理,漸漸在卓琳的心底明確。
1931年,卓琳作為雲南省體育代表團少年選手參加在北平舉辦的全國運動會。當從雲南出發剛剛到達香港時,九一八事變爆發了。國難當頭,運動會自然開不成了,雲南隊只好撤返。但卓琳心不甘情不願,寫信給家裡,表示不回雲南,要求去北平讀書。家人同意後,她經上海輾轉北平,在一個補習班學習數月,次年,考入北平女子一中。
1935年,一二·一六運動中,19歲的卓琳同數千名學生走上街頭,手挽著手,肩並著肩,加入抗議洪流,用不可遏制的憤怒高呼“不當亡國奴”的口號,聲討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暴行和南京國民黨的賣國行徑。對她來說,這是一次靈魂的洗禮,她的思想覺悟發生了質的飛躍。
第二年,卓琳抱著實業報國、科學報國的理想,以優異成績考上北京大學物理系。在校時,她積極參加了學校抗日民族解放先鋒隊。不多久,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喬裝成百姓模樣的卓琳,終於躲過日本兵凶神惡煞的視線,逃出北平。當時日本兵手持刺刀、荷槍實彈搜查學生和進步人士的森嚴危險場面,令卓琳刻骨銘心。
逃出北平後,卓琳決計要去延安投奔八路軍、投奔革命。北平——天津——青島——濟南——西安——延安,轉船倒車,她歷經輾轉到達革命聖地延安,並考上了延安陝北公學,經近4個月的學習圓滿完成學業。次年年初,她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矢志不渝的革命者,並因工作需要而改現名。
從一個名牌大學的女學生,到邁人革命殿堂的青年革命者,卓琳毫無畏懼接受戰爭的洗禮,投入到抗日戰爭的槍林彈雨之中。頭三個孩子都是在戰火紛飛的歲月中出生的,在戰爭的殘酷環境中成長。卓琳多次忍痛把孩子託付給老鄉,隻身一人,隨部隊行軍、轉移。
三、特殊時期共享“特殊待遇”
1952年,鄧小平從西南局調到中央工作,卓琳也帶著全家一同來到了北京。擔任黨和國家領導職務的鄧小平對自己的妻子提出了這樣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風頭。於是,卓琳多次謝絕了一些單位、團體請她參與工作的邀請,一門心思為鄧小平當秘書,整理日常文件。“他看完的文件要發的,就交給秘書。他要收起來的文件,由我負責存檔。這些文件他看完後,我一一登記好,再用三輪車送到中央辦公廳存檔。”有時忙,她和鄧小平一直勞碌到深夜。卓琳就是這樣默默在鄧小平背後奉獻著,從不給他添亂、惹是非,從沒想過從政參政,只是盡職盡心做好自己認定的分內的、力所能及的工作。
家庭的溫暖,無疑有助於鄧小平從容應對接踵而至的政治風波,在風風雨雨與境遇沉浮中,不變的是與他相伴永遠的妻子兒女。卓琳與鄧小平是一對性格迥異的夫婦,但他們心底深處有很多內在的東西是相通而融和的,兩人默契著應對一切來自外界變幻的風雲。
1966年,一場突如其來的政治風暴把鄧小平一家推向了災難的深淵。艱難歲月,更顯出夫妻的情深意切。那個時候,有不少人想的是劃清界限,而清醒的卓琳特別信任自己的丈夫,沒有“犯糊塗”:“那時我相信他沒有錯,當然失誤可能是有的,但不會有錯誤,更不會有大的錯誤。”鄧小平人身失去了自由,工資被停發,生活十分困難。鄧小平有一件開司米毛衣,是解放初期在上海工作時一個朋友送的,穿得久了,毛衣的袖子上破了一個洞。家裡沒有開司米毛線,卓琳就找了一些相近顏色的粗毛線,分成細線,一針一線地把毛衣補好。
1969年10月,鄧小平以“全國第二號走資派”的身份被下放到江西監管勞動。經過戰爭磨鍊的卓琳頂著巨大的精神壓力,毫不猶豫地陪伴鄧小平到了江西,迎接生活的挑戰,共同度過了一段艱難的時光。那時,鄧小平被分配到一家拖拉機修配廠幹鉗工活兒,這對他來講並不陌生,因早些年在法留學時就幹過,然而畢竟已是將近70歲的老人了;卓琳看他很累,就要給他搬個椅子坐坐,他說一旦坐下去就站不起來了。卓琳的活是纏線圈,可以坐著幹。當時她有高血壓,往往要一手拉著丈夫、一手扶著欄杆上樓。
由於工資全部停發,改發很少量的生活費,生活甚為拮据,鄧小平原來愛抽的“熊貓煙”不抽了,改為“前門煙”,愛喝的酒也降格了,改喝普通酒。後來卓琳從與自己要好的女工那裡學會了釀米酒,不多久,就能釀得一手好米酒,鄧小平很愛喝。他們還動手做豆瓣醬,這種菜對四川人來說是頂下飯的。
他們在那裡還開墾出了一塊地,種些菜什麼的。“他挖地,我就拿個小板凳坐在那裡揀石頭。揀完石頭後,弄成一畝地的樣子,我們就跟老百姓要些種子,種些茄子、辣椒之類容易種的東西。澆水呢,他去澆,總是照顧我。”
被“發配”江西的日子,卓琳記戀終生。院子裡挖地、拔草、種菜、施肥,他們乾得很愉快,互相幫扶,互相體貼。不幾個月,菜地長得青蔥翠綠,結出了豐碩的果實,青菜可以摘吃了,南瓜開出了金黃的花,蜜蜂在花的周圍來回飛舞。鄧小平夫婦看在眼裡,喜在心頭。就是這樣,鄧小平乾重活、粗活,卓琳做些燒飯之類的技術活,夫婦倆在配合中相互照顧,享受著勞動收穫中帶來的喜悅。
他們精心餵養的幾隻雞也開始下蛋了。這幾隻雞彷彿通人性似的,一看到鄧小平夫婦勞動回來,就咯咯地跟上前來,仰著腦袋要求主人餵食。他們總是高興地滿足它們的要求。
歷史是不能假設的,然而如果沒有卓琳對鄧小平生活的照顧和精神上的理解,如果沒有卓琳用行動給予鄧小平最大的支持與關愛,我們無法想像後來的鄧小平歷史是否要真的重新改寫。
四、“中心”與“核心”都那麼忠心
鄧榕說:“爸爸老在忙工作,不大管我們,因此對我們來說,媽媽自然就比爸爸更為親近。我們的媽媽,不僅在生活上照料我們,在思想上,乃至在人生道路的選擇上,對我們來說,媽媽的影響力都是非同尋常的。”卓琳曾是北京大學物理系的學生,結果她的三個子女也都相繼選擇了物理這門專業,而且考上的也都是北大物理系。從這一點,足見在潛移默化中母親對子女的影響力之大。
在生活上,卓琳給予鄧小平無微不至的照顧。鄧小平一年四季穿什麼衣服,蓋什麼被子,每天晚上吃幾粒安眠藥,都是由她來安排。夫婦倆恩愛有餘,心心相印,患難與共,兩人幾十年來從沒紅過臉。
在家裡,卓琳是“中心”,而鄧小平是“核心”。卓琳認為自己的主要任務就是把家管好,把孩子看好,不讓小平操心,讓他專心致志地幹好工作。家裡開支都是由卓琳計劃實行,鄧小平從不過問,當然卓琳總是儘量將開支向丈夫傾斜。在三年困難時期,鄧小平愛喝龍井茶,比較貴,也愛抽點兒煙。一向精打細算、省吃儉用的卓琳對丈夫捨得開支。每天上午下午,她都給丈夫泡上一杯濃濃的龍井。鄧小平喝完後,她自己則接著喝剩下的茶根。
一大家十幾口在一塊吃飯,在三年困難時期為保證丈夫吃好一點,卓琳要他單獨吃,鄧小平不於。後來,她就派次女鄧楠陪著老爺子吃。可不久,若爺子又不幹了,堅持要跟大家一塊吃。卓琳沒轍了,就單獨多給他炒一個菜,但到了飯卓上也叫鄧小平“給你點、給你點”給大家分了。最後,誰也不再享受“特殊待遇”了。
卓琳夫婦倆都非常喜歡孩子,同他們在一塊備感天倫之樂的溫馨。他們自己的5個孩子、鄧小
平的妹妹及妹妹的孩子、卓琳姐姐的孩子都生活在鄧家,由卓琳照顧。同時,她還十分關心老戰友約孩子,並盡力幫助老戰友。
鄧小平也喜愛大家庭中暖融融的氣氛,和孩子們在一起,他總是無比開心。他平常沒什麼話說,但跟孩子可有話說了,逗呀、抱呀。在鄧小平晚年時,卓琳“規定”孫輩每天定時要看爺爺,要來親爺爺,要來在爺爺面前坐一坐。每天老爺子還沒起床,卓琳就把孫輩抱到他被窩裡去陪老爺子。“他呀,最喜歡跟小孩玩了。小孩在他辦公桌底下玩啊鬧啊,他有事則專心地做自己的事,沒事時就跟他們玩,或分發給他們一些巧克力。”在孩子中間,鄧小平說話不多,可他的品格卻深深影響著孩子們,既親切又威嚴。
鄧榕新著《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問世時,接受過一次聯合採訪。說起她的家,鄧榕情不自禁:“這本書的署名是我,可它卻凝聚著我們全家人的心血。全家人齊動手,大家都為我搜集相關的歷史資料。母親對我的寫作特別支持,有些問題只有她知道,她就一點兒一點兒給我耐心地講,許多她認為是重要的內容,她都一一認真地寫出來,她畢竟是80多歲的老人了。待我把她老人家提供的內容寫出來後,她還要再次認真審讀。她曾認真地對我說過,劉待史實一點兒也不能馬虎,你筆下寫出的東西,要對歷史負責。”
“打磨”了9年之久的大型故事電影片《鄧小平》在全國600多家影院同時公映,觀眾深切感受到鄧小平的人格魅力所帶來的心靈震撼。盧奇是目前大家公認的最酷似鄧小平的特型影視演員。一次攝製組到鄧家大院拍戲時,有人指著盧奇問卓琳:“你看他像不像?”卓琳凝視著盧奇說:“沒見過老爺子的人一定說很像,我與老爺子生活了這麼多年,還是說他像。”老人還熱情招待了劇組,指著一把椅子說,老爺子就坐這把椅子。片子出來後,卓琳認為演得不錯,下了功夫,銀幕再現了小平的晚年風采。
晚年的卓琳對待生和死的問題非常坦然,她多次和子女討論身後事。她說,我的骨灰撒在小河溝裡就行了,不要給國家添什麼麻煩。她很早就填寫了角膜捐獻志願書。
鄧小平終因帕金森病晚期併發呼吸功能衰竭、搶救無效而停止跳動那顆偉大的心臟。很長一段時間,卓琳沉浸在綿綿的哀思之中,她再也見不到相濡以沫的身影了,再也聽不到熟悉而魅力無窮的聲音了。當國人、家人還沉浸在悲痛之中,當人們還在思考如何向老人家表達最深切的哀思時,卓琳向家人、向子女們提出了一個要求:一切要以中央的決定為準,你們不能提出高於中央標準的要求。於是,喪事從簡,她在家裡沒有設靈堂,只是將鄧小平的書房簡單佈置了一下以方便親友悼念。
“到香港自己的土地走一走,看一看”與“親眼看一看中國人民的小康生活”這兩個心願,成了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遺願。與鄧小平相伴一生的卓琳替他兌現了這心中的夢想。每逢祭日,卓琳預先買些花瓣,在院子裡拋撒,邊撒邊喊——“老爺子,給你撒花了,你聽見了沒有?”這情這景,令人動容。在接受採訪時,她說:“他去世了,我們全家人都很悲哀,但是這是自然規律,你也沒辦法。每年他的生日,我們全家人還像他活著一樣,大家一塊兒給他過生日,紀念他。”她還透露,每到過年過節,江澤民同志要麼親自來看望,要麼電話問候。
如今,卓琳在兒女和孫輩們的簇擁下安享幸福的晚年。每天早飯後,卓琳要聽上一會兒京戲,這是她一生的愛好。小時候,她家裡有一部老式留聲機,還有百代公司出版的很多京劇名家唱片;每天放學後,她都會仔細地聽上幾遍,從中瞭解到不少戲曲知識。幾十年過去了,如今,老人對京劇的熱情依然不減當年。她訂了不少戲曲雜誌,電視上只要有戲劇節目,她一般是要看的。
鄧小平生前關心和愛護高雅國粹藝術,支持“十足的戲迷”卓琳看戲,卓琳每次去看戲鄧小平都是知道的,因為卓琳總是向老爺子“請假”,以免老爺子掛念。鄧小平只要不太忙也會問問哪個劇場、看什麼戲。卓琳看完戲後只要老爺子沒睡著,她就“彙報”李少春和杜近芳等表演得如何精神、如何獲得全場喝彩等等。程派傳人李世濟有時也應邀到鄧家彙報京劇的情況,去送些自己的錄音、錄像帶。當然,只要有可能,卓琳必勸老爺子去看戲,鄧小平對許多劇的內容也很熟悉。卓琳非常關心老戲新演,如戰友京劇團排演《白衣渡江》和《柳蔭記》時,從經費到演出她都給予具體幫助。
卓琳還喜歡聽評書,她曾請人幫忙找了很多諸如《三國演義》、《隋唐演義》等評書的錄音帶,沒事的時候就聽上幾段。在中國的古典文學名著中,她尤其喜愛的是《紅樓夢》,其中不少精彩段落還能背下來。自己不但訂閱了《紅樓夢研究》,還多次為“紅學”研究捐款。
小平同志去世後，卓琳還設法為家鄉做點事情。她多次為雲南宣威的“希望工程”捐款,並一次同姐姐浦代英聯名致函家鄉領導說:“……我們雖然離開家鄉數十年,但對家鄉人民還是念念不忘,尤其兒童教育問題是我們最關心的事。我們現已年邁,常以不能為家鄉多作貢獻而內疚……”還隨信寄出了2600元錢給家鄉的“希望工程”以表心意。
小平和卓琳這對世紀伉儷雖然都已經離開了我們,但小平時代還在延續,“春天的故事”已延伸進21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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