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西黄土高原是中国黄土高原的最西部分，空旷、苍茫、荒凉、寂寞，冲撞奔突的黄河显得狂野而放荡，从脚底踢踏出10个盆地，11道峡谷。本世纪60年代末，11道峡谷中的刘家峡出现了黄河上有史以来第一座百万千瓦级的大型水电站。那嵌定在笔陡苍黑的两岸石壁之间的栏河主坝为整体式混凝土重力坝，高147米，顶宽16米，长840米，上方形成一个贮水57亿立方米的人工湖。此坝可谓是千古黄河第一坝，显示出我们祖国60年代电力建设的最高水平。
电，古人视之为“天火”。取天火来到人间，无论如何也离不开人类长期创造积累的知识财富。这座电站是劳动者重大力量的浇铸，也属于现代文明与先进学识的凝聚。难以置信的是，河水发电之日，正是中国土地上热血沸腾、急于求成的时代，由我国各地自行设计、制造的开关、变压器、大型机组安装于大坝底部，高速运转中故障迭起，工人们生气地称之为“关节炎”、“ 脑震荡”、“心肌梗阻”。在这病患连绵的环境里，为数有限的知识分子便显得尤其珍贵。
高级工程师蒋慰祖、许承度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他们二人生于南方（分别为江苏武进人、南京人），一块从丰满水电站来到刘家峡水电厂， 先后于1979年、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嗜烟酒，又几乎同时患上肺癌，病逝的日期只差一年多。 阅历相近，工作在一起，“命运”却大相径庭。
个头适中的蒋慰祖，中年谢顶，一副永远不会烦恼、不会生气的慈和面孔。工余喜好篆刻，会修理五花八门的进口手表。有一天在家属院遇到个看去面熟的小伙（叫不上名儿），那小伙从腕上抹下手表让他修理，他便带回家去，坐在灯下拆卸洗擦。望着灯下这位“修表匠”瘦削的背影，谁能想到，这是水轮发电机组方面的一位著名专家，1956年荣获过苏联电站部部长巴甫连柯授予的勋章、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1959年出席过全国群英会呢？这单薄的身影，更多地是出现在阴冷的水轮机涡壳里。每当改造、整修的关键时刻，他所捧出的图纸都是精致细密，天衣无缝。倘是因了意外的原因，图纸上注人大量心血的方案未能付诸实施，老头儿既不难堪，也不气恼，只是谦和地笑笑，轻轻收摺起图纸，带回家里，掩上屋门，修表似的坐在灯下细细揣摸……过上半年三个月，新的设计任务下达时，他照样会蚕儿吐丝似的，默默地伏于灯下，紧张地投入工作。
总工程师许承度则不然。他身板结实，密密的短发似乎总是直立着，这是秉性倔犟的一个角色，也是电气工程上的一员虎将。哪里工作棘手他就出现在哪里，干在现场，吃在现场，来自任何方向的故障也打不住他的手。
丰满水电站是旧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从日伪铁蹄下挣扎过来，又被国民党统治过一一个时期。在“史无前例”的年代，“左派” 们声言：丰满是个特务窝子，反革命黑线又粗又长，潜伏下的特务遍布全国。黄河岸边的许承度也在数难逃，被勒令交代日伪年月的“罪行”。他咬定牙关，死不吭声。夜慕笼罩了刘家峡，捞不到口供的那伙人捂着大口罩进入小屋，将许承度吊在房梁上严刑拷打，血水满地，仍是撬不出半句供词。许承度知道，人格重于生命，缄口绝声是对付毒辣厄运的唯一方式。坝底起了故障，没有人能够拿下，有人便斗着胆哼唧了一声，“只有靠许总了！”许承度立刻从“牛棚”里被押了过来。忍着浑身伤痛、冒着莫测的政治风险投入抢修，边上有入摇着小红本，成着“干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许承度黄着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机组设备，眼角含泪，一颗心颤抖不已。
乌云过去了，他终于恢复了做人的权利。正当他焕发活力、更加忘我地扑身于工作之际，他那心爱的、进入大学刚刚年的小女儿突然天折了！当时，全国的电视合正在播放日本的电视剧《血疑》，小女儿的病症正是电视片里那个“红瘢狼疮”。每当黄昏时分，家家户户电视机开播之时，黄河边的晚风里便现出许承度狐独的身影，铁一样刚强的汉子，这个电视剧却看不下去……踏着西下的涛声，他一个人远远地散步。踽踽于夕晖里的许承度，万万没有设想，病魔也会偷偷地朝着他那尊魁梧的身躯袭了过来。当他被癌症猝然击倒在床上时，穿的仍旧是下厂房常穿的工作服，工人们最为眼熟的那一身工作服。
治沙专家蒲乃达
“黄河斗水，挟泥七升”；“俟河之清，人寿几何？”1950年，在印度举行的国际防洪会议上，西方学者断言：“人不可能征服黄河。”这些论点，反复强调黄河是人世间天字一号的泥沙之王。刘家峡大坝，高水头冲击，挟动的泥沙对水轮机过流部件磨损极大，叶片破裂、大轴密封漏水、水导轴承烧瓦，造成检修中最难缠的故障。这个厂假如也像别的水电行当那样“重电轻水不管沙”，8年之前，泥沙已淤满坝前库区，一系列大型机组早就磨成哑巴式的铁疙瘩了。“黄河西来决昆仑”，就在这浑水泥沙与人工大坝不舍昼夜的强大冲突里，涌现出一位特殊人物：蒲乃达。
蒲乃达是陇右甘谷人，父辈弟兄6个，早先是当地一门挺象样的大户人家。他从小辗转各地求学，解放初年考入清华大学水利系。1952年学校拟挑选几名“尖子”赴苏联深造，乃达考中了，却因家庭出身不好被刷了下来。学而优者路子宽，毕业后进入水电部北京勘测设计院工作，英年气盛，他到过乌江、岷江，到过张家口之北的千里草原。1969年设计院撤销，乃达自动放弃了京郊的永定河、天府之国的映秀湾、景色迷人的新安江，却动员正读书的两个孩子和爱人一块离开繁华京都，赶到荒凉冷峻的刘家峡落户来了。“甘肃再穷， 是我的故乡”。这位从瘠薄土地上生根发芽的知识分子，深知贫困与苦涩的滋味，而且立志要变革它、驱逐它。知识是潜在性的力量，是能够进一步照亮理想途程的那一种神奇的力量。
刘家峡水电站是根据周恩来总理1955年的提议着手兴建的。1956年，乃达就参与了工程的勘测工作。为了掌握第一-手水文数据，每年都要深入黄河上游的洮河及青海境内的循化、湟水、大通河实地调在。风寒之夜，在前无村舍、行旅灭迹的荒山里栖过小小的山神庙，搬挪一块石头顶住破门扇，蹲在墙旮旯进入过梦乡；1964年隆冬，推着破旧的自行车在冻结的黄河上勘测，冷不防跌进了牛鼻子峡的冰窟，险些儿葬身水底……一连串的遭遇，没有吓退他，反倒坚定了举家西迁的信念，他那心底，老是轰鸣着发电机在黄河上转动的音响，荡漾着大坝之内碧波粼粼的湖水！
“文革”当中，蒲乃达突然间被打成了“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加上他那个“四叔”又在台湾，造反派便咬定这是“里通外国”，迹近特务。平时关在“牛棚”里反复批斗，一一旦变天，风云晦冥，仍准许他与水工技术人员撑小船赶进惊涛骇浪之中。入牛棚而任人批，出牛棚则与天斗。连续工作几昼夜，洪水携来的杂草树枝包围住小船，与厂里失掉了联络，饥寒交集，凶险万状，有些在批斗会上能踢能咬的人与乃达风雨同舟，这时才掏出几句心里话: “唉！我们在会上乱说胡搅，也是没办祛的办法啊！”浑身透湿、嘴唇青紫的蒲乃达不理会这些，指挥他们按低在风雨里照不出几步远的探照灯，俯身船头，捞取洪水漂浮过来的生瓜青果胡乱充饥……也就在这个期间，甘肃会宁一个“革命”的老大娘叫出了一句响动全国的口号:“ 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口号所及，乃达的老母亲大约是经不起这个折腾，独个儿自甘谷县摸到刘家峡投奔儿子来了。面对风尘仆仆、头发散乱的母亲，乃达的心颤抖了，眼里噙满了泪花！他不敢公开其“地主婆”的身份，邻舍问及，只好说“这是我的岳母。”
要说“厄运”，那是一场民族性的“厄运”。许承度、蒲乃达遭难之日，从丰满来的一位副厂长被逼得跳进了流冰的黄河。包括1966年春上视察过刘家峡水电站的邓小平、1971年参观过水电站的郭沫若他们，日子也相当难熬。可以说，刘家峡大坝的强劲脊梁是从干涸贫困的黄土地上站起身的，也是从大灾大难的社会风云里耸立起来的，它身上烙下了很不寻常的时代印记。
不管怎么说，浦乃达仍算一个幸运者。截止前年，大坝底共进行异重流排沙60余次，效益相当显著。1980年早春，乃达荣幸地出席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河流泥沙国际学术讨论会”，其论文荣获了科技成果奖。
在他的家里，我见到了这位围绕多泥沙大容量电站的运行周旋、抗争了30多年的老人：方脸盘紫红透黑，满头银发萧疏，泥水里得下的关节炎使他行步迟缓、笨拙，口里乡音无改，面额风霜成皱，这形象使我想起旧时小庙里的“土地爷”了。12岁那年，他还是个稚气天真的少年，六叔领着他自甘谷来到了200里外的天郡时，正是薄暮时分，六权与他逗趣：“到街上看看去，那边木杆子上，正有人扒上去点灯哩。”他出去了，突然又欣喜若狂地飞进屋里，连蹦带跳，手舞足蹈:“六权、六权，没人点就亮啦，明晃晃的!”他这是生世来第一次见到了“电灯”。谁能设想，从这一时刻起， 他与西北黄土地上的水电事业竟结下了半个世纪的缘分。
老人好客而多情，取出台湾那个曾任过日月潭电厂厂长的“四权”1982年暑季写给他的一封信，让我看：
“今由来信中获悉详情，深引为慰。因刘家峡水电工程，在我国为创举，可以说是世界驰名的工程。而你的论文参加了“河流泥沙国际学术讨论会”，实为我蒲家难得的光荣。没想到你这个当年的小娃、乖孩子，今日对国家如此大的贡献！”
“命运”以同一块土地为底色，将人心联在一起，将感情万里沟通。
厂长彭学威
现任厂长彭学威，来自西子湖畔的浙江大学，中溜个儿，沉静谦和，40岁那年升任厂长，一眨眼6年了，一点也看不出个厂长的风度、架势。坝底的机组、设施一且显示出细微的异常现象，当班的技术人员一时又找不出症结，厂长办公室的电话立时就响了起来。彭学威由电话里获悉情况，三问两问，便从那庞大复杂、高速运转的一系列密封的设备里很快判断出即将形成故障的位置、原因，而且依据紧急处理中的变动，推理出潜在的、可能萌生新毛病的部位，指示在场的师付们要在如林如网的机房里一一“走到、闻到、摸到”。料事准确如神，处置合理得法，职工们咂嘴赞叹，十分钦佩。
厂里有一天进行思想测试，试卷问答栏目中有一条：业余时间你最喜欢干什么？彭学威填的是“最喜欢上现场。”开会、出差、从外地归来，他第一件事就是去厂房。想到这儿，我随便说了句：“那边来电话， 去现场处置不是更好吗?”彭学威说:“电这玩艺， 动作利洒，只说显了征兆，起火烧机子往往是几分钟的事。等我从办公室赶去，早完了。”
“当年上大学，你准定是高材生了。”
他轻轻地摇头: “书本上写的与实地操作相距大大了。‘运行’是水电厂的前哨，1969年调到运行班，我一气干了10多年。那时节的学习风气真好，大伙一起琢磨思考，与书本比照，我的学习心得密密麻麻抄了五、六本哩。”说到这里，他笑了笑，“ 当时正逢10年动乱，这个厂设备不行，事故迭起。许承度、蒋慰祖这些老师付们艺高胆大，带着我们苦苦摸索，使我从实地工作中对设备了若指掌，技术上也严格地锻炼了我。假如没有这一场真刀实枪的“再教育’ ，目下这厂长的担子恐怕就不好挑。 ”
这个厂前年为何能率先跨入国家二级企业的行列，彭学威去年之所以荣获“全国五一老动奖状”——面对眼前这对聪慧的眸子，我仿佛什么都明白了。
身为副地级干部，他仍住在多年前分给的普通高层楼房里，女儿星期六学校归来，只好蜷在沙发上过夜。前两年烧饭的液化汽紧张，卡车进城拉汽，职工们先一天就在汽化站的院子里抱来砖头、石块，捏白粉笔写上名儿依次排队，自搬自写的行列里，有彭学威的石块。厂里的林场里养有鸡鸭，惦记职工的生活，彭学威有一天到林场看了看，临走时向场长建议:“咱这儿有的是水，鸭子生长快，往后去考虑多养鸭子，”彭学威去后，林场场长暗暗思量，彭厂长是嘉兴人，吃惯了鱼鸭，方才下这个话，八成是想吃鸭子了。天黑定了，捉下10多只肥鸭，他悄悄去敲厂里几位领导的家门。彭学威开门见状，气愤得一下子涨红了脸，连鸭子带人轰下楼去。几天以后，厂里宣布了撤销场长职务的命令。
“在当今社会里，保持清廉奉公的作风，可是不容易。”
彭学威点点头。“我任厂长时，正好与企业实行厂长负责制同步。前任厂长杨大鸿比我年长10岁，现为党委书记。从前他培养、鼓励我，而今是支持我、点拨我。比如在干群之间，他强调严格管理决不意味着主仆关系的颠倒。如果工人将干部当成‘老板’而不再视为公仆，那就坏事了……”
人们私下最称道的，是彭学威对工人同志有感情。我纠缠这个题目时，他有些为难。
“这让我怎么说呢？ 1968年秋天来到这里我被分在开挖一队打洞、放炮、修房子，身上除了汗水就是泥巴，中午就在山坡上铺一帘草垫躺下打盹，10多年里，一直和工人泡在一起。说句不怕你见笑的话，为几块砖头、为一罐液化汽，我也曾与人争执过、吵闹过，那时节受到欺负，对干部特殊化从心里反感、厌恶。现在自己当厂长了。地位变了，怎么能忘记过去呢？例如我的住房，已经比上海人的居室宽敞多了；退一步说，假如我仍旧是个工人，而并非厂长，目下住的这个房子有调的可能吗？人为什么一当上“官’，相应地就要形成一种领导人的心态呢！对这一点，我怎么也想不通。
这一座为祖国建设立下了功助的拦河大坝，在我的眼前渐渐化作了一块神奇的“神石”，无字，无声，岿然仁立，却以巨大的黄河脉息，传递着一曲复杂多变的“命运”消息。
没有老一辈革命家的规划、指点，这儿不会迅即兴起一座现代里程碑式的大坝， 西北土地上的光明与生力会晚至一步甚至好几步;
大坝矗起了，由新中国自己培养的、为大坝垒石奠基的知识分子们，个人际遇为什么这样的艰辛、曲折呢?
有人会说，没有那一场“浩劫”就好了。
倘无那一场“浩劫”，彭学威这样的水乡子弟，会成为如此深得人心的好厂长吗? !
“浩劫”一去而不复返,黄河本身却无法宁静。静夜里，彭学威在沿河的华灯下独自散步时，望着前方不远处巍然耸起的大坝，他的心头禁不住却泛起这样的忧虑:“目下的条件比从前是优裕了，而现在年轻人的价值观念却越来越往个人身上归拢，艰苦奋斗的心志代不如一代，对事业仿佛‘局外人’似的，主人翁意识渐渐在淡漠。这种可畏的倾向，该如何去扭转呢？……
前方的大坝是雄壮的、也是神奇的，淡淡的星光下，似乎隐含着一个遥远而古奥的秘密，这秘密也许就是：“命运”，它紧紧地主宰着我们的事业，左右着我们的生活，引起我们无尽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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