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惟庸做了件令中國士大夫集體蒙羞事

本人新作《大明帝局》由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且看中國最後一個漢族王朝兩個祖皇帝,為馴化士大夫,下了兩盤多大棋。敬請欣賞選節5——

胡惟庸做了件令中國士大夫集體蒙羞事

洪武十年,胡惟庸登頂中書省,正式被朱元璋拜為左丞相,成為群臣之首。

此時胡惟庸諂媚朱元璋,陪吃陪玩拉皮條,已經到了無恥地步,但那只是他個人行為,丟的只是個人臉,接下來,他做的一件事,可是鑄成了整個士大夫群體的恥辱柱。

胡惟庸做了件令中國士大夫集體蒙羞事

我們知道,古代中國士大夫在君主面前,是以共治天下姿態出現的。唐宋時代,君臣對話,大臣是可以和君主一樣,坐下來對談的。但是到了胡惟庸這般時候,他卻主動降下身段,跪著與皇帝對話。

有歷史小說對“胡丞相自降身段”進行了生動描寫——

朱元璋在乾清宮御書房召見胡惟庸。

“微臣胡惟庸叩見皇上,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胡惟庸在朱元璋面前永遠是那麼誠惶誠恐,叩頭請安五體投地。

“胡愛卿平身,賜坐。”

“啟稟皇上,微臣在吾皇面前,猶如螻蟻之見太陽,小草之朝聖嶽,皇上以布衣取天下,堪比斬蛇起義的漢高祖劉邦;平定四海、統一宇內之功,雖秦皇漢武猶有不及。微臣誠惶誠恐而猶為不及,豈敢貿然端坐?皇上您就賜臣站著回話吧!”

朱元璋非常受用,他說:朕沒看走眼,卿家確是個幹才。 好好好,你願意站著說就站著說。

小說不是信史,肯定有演繹成份。但不管是不是胡惟庸開了個壞頭,明朝丞相在皇帝面前最卑賤的,當屬此人。史料確鑿記載,明代大臣在皇帝面前,不再有一席之地,只能跪著跟皇帝講話,皇上坐著,他得站著,皇帝躺下,他才能坐下。士大夫必須在君主面前矮半截。從而加劇了士大夫的地位卑微。

胡惟庸深知朱元璋以曠世英主自居,所以不斷攀登頌聖高峰,什麼“功高岱嶽,德被四海”等等等等。胡惟庸的吹捧,有時朱元璋也覺得有點臉紅,不免要做下謙虛姿態,叫他多奏實事,“毋濫用侈辭”。

當然,姿態歸姿態。對於這個丞相群中最聽話最下賤的胡惟庸,朱元璋起初也是寵愛有加。朱元璋寵胡惟庸到了什麼程度?

洪武九年,胡惟庸紅得發紫之際,朱元璋經常約見胡惟庸,君臣二人無話不談。有一次談興正酣時,突然,有個叫韓宜可的監察御史闖進門來,當面彈劾胡惟庸。稱其“險惡似忠,奸佞似直”,要求將胡惟庸就地正法。這個韓御史是什麼來路?他怎麼敢叫板胡丞相呢?

韓宜可,浙江紹興人。生於元末,因不滿元朝腐敗,所以拒絕為元朝做事。明朝建後,韓宜可出山,做都察院監察御史。在任職期內,他因剛正敢言而名震朝野。不管你權力多大,官位多高,都沒有他不敢惹的人。韓宜可彈劾的人遍及朝廷上下,既有權貴高官,又有各路藩王。

誰給了韓宜可這麼大膽子?正是朱元璋及其建立的言官制度。

韓宜可雖然剛烈,但並不傻。他清楚知道:監察御史是幹什麼的?就是做皇帝千里眼順風耳,洪武大帝苦心設立的言官制度,並非為了培養那些沒原則的老好好。他想要的,正是我這樣誰都敢咬的“忠臣”。

所以韓御史抱定信念,“以鋤奸顯忠為己任”,展現明朝言官火爆剛烈的形象,他每次罵人時所寫的奏摺,罵得穩準狠。有時候一些重臣被韓宜可罵急了,嚷嚷著要理論,朱元璋二話不說,直接讓人把奏摺送了去,要這些苦主駁斥,接著這幫人就清一色啞火。實在罵不過老韓,所以這位韓大人鬥志旺盛。

這一次,他要鬥個大的——彈劾權相胡惟庸。

結果怎麼樣?沒等胡惟庸開口,朱元璋先龍顏大怒了,當場對韓宜可罵道:“快口御史,敢排陷大臣。”命錦衣衛將韓宜可拿下,打入死牢。敢誣陷我胡愛卿,活得不耐煩了。

當然,挑戰胡惟庸的大臣不止韓宜可一個,還有禮部員外郎吳伯宗。

提及吳伯宗,那可不是一般人物,他是大明王朝首席狀元郎,朱元璋欽點的第一個狀元。

吳伯宗,公元1334年出生,江西金溪人。出身書香門第。曾祖吳可,是宋朝仕郎;父吳儀,是元朝進士,時稱“東吳先生”。

吳伯宗自幼聰穎,10歲即能為文。洪武三年即公元1370年,大明舉行開國後的第一屆開科取士,吳伯宗參加鄉試名列第一,獲得解元;次年殿試,因相貌堂堂、器宇軒昂,其殿試答題也洋洋灑灑,應對自如,深得朱元璋喜愛,遂被點為狀元。作為明朝的第一個狀元,朱元璋對他青睞有加,不但賞賜了一堆冠帶袍笏,還封他為從五品的禮部員外郎。

 吳伯宗表面性格溫厚,實質外柔內剛,不依附權勢,不遷就他人,哪怕遭受挫折也在所不惜。吳伯宗剛入朝時,正值胡惟庸當權弄政。這個吳伯宗覺得皇帝待自己不錯,所以也有點恃才放曠,看不慣胡惟庸玩弄權術,不肯對胡惟庸人身依附。不僅如此,他還向朱元璋上疏,告發胡惟庸的種種不法行為。沒想到,朱元璋不以為然。聞知此訊的胡惟庸反咬一口,說吳才子這個知識分子翹尾巴,打報告要求處理吳伯宗,結果朱元璋准奏,將其貶到基層工作。

為什麼胡惟庸在朱元璋心目中超越了才子甚至開國功臣呢?

除了朱元璋用人標準變化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胡惟庸善於揣摩朱元璋心思。這裡又顯示了一箇中國官場競爭定律,那就是:媚上者勝出定律。

任何一個熟讀中國歷史的人都能認識到:歷代官場中最成功的官員,其最顯著的特點是“會做人”,而不是“能做事”。這些“會做人”卻不怎麼“能做事”的人,往往能在競爭激烈的官場中成為常勝將軍。

而所謂“會做人”,並非是指普通意義上的人品高尚,而是在上級面前值得信賴。這個上級信賴對於下級官員人而言,高於一切、大於天。道理很簡單,因為官出上級,科考只是取得了當官資質,實銜還得上級給予,且決定你的升遷。

所以,凡是能搞定上級的,就能飛黃騰達,就能戴穩烏紗,而與上級關係疏遠者則鮮有升遷的機會。如何搞定升級?那就是人身依附,和領導零距離接觸,讓領導相信你是他的人。因此,凡能在領導生活圈裡如魚得水者,無不得到提拔重用,僅限於在領導工作圈裡折騰的,其升遷的機會寥寥。 

在這樣的爭上游人群中,以小人和庸人為主體的媚上者,其競爭優勢就比功臣和才子大。能臣武將和才子們往往仗著自己的功勞和才氣不屑於投機鑽營,而小人和庸人們則不靠拍馬逢迎就無以生存。這就決定了他們必然會把自己的全部才智和心思用在迎合上級,籠絡上級上。而人性中,有一個普遍弱點,那就是喜歡聽悅耳的好話、領導們更是如此,再加上以人身依附為特點的官場格局,做長官的十有八九更欣賞那些“會做人”者的表現。

由是,你對胡惟庸受寵上位就很好理解,一切都是封建人事制度環境使然。胡惟庸的媚上功夫,一般人做不到,也做不來。所以他的上位就不難解釋了。

以媚上為能事的胡惟庸,當然也是個貪官。然而,鐵腕反貪的朱元璋對胡惟庸的受賄,卻能網開一面。胡惟庸在主持中書省工作時,不少地方官都是他的人。其中,九江知府萬清堯就是他的鐵桿馬仔。這人是個典型鉅貪,貪到什麼程度?國家糧食儲備庫的糧食都敢動,而且一筆就是幾十萬擔。於是遭到舉報,九江府瑞昌縣知縣王德玉上報中央,告發萬清堯貪汙稅糧二十萬擔。

王德玉的奏章首先轉到了中書省,執掌中書省正是左相胡惟庸,所有奏章都必須丞相審查一遍才上交皇帝過目,胡惟庸看到這個奏章之事後,大驚失色,召集同黨,秘議後做假帳,統一口徑,防止此事牽連於他,他也知道,扣下奏章是短效之舉,朱元璋遲早會知道,所以不得不上報朱元璋。

朱元璋看到奏章後,派出監察御史江真清前去審查此案後,這個江真清沒有韓宜可那麼猛,他看出萬清堯是胡惟庸的人,而朱元璋對胡惟庸正寵,胡丞相不好惹,於是在查案過程中心存顧忌,向朱元璋彙報中竟說王德玉是誣告,同時,胡惟庸又發動私黨進行反擊,彈劾王德玉,朱元璋於是斷定,這是起誣告案,殺了王德玉。舉報者被殺了。

此事過後,又發生了一件事,使得胡惟庸在朱元璋面前重樹廉政形象。前面講了,胡惟庸執掌中書省,地方官員的升遷都得過他這道關。結果,也不知道哪個不開眼的地方小官,恰在反腐倡廉時給胡惟庸送禮,也不知送的錢少了,還是要的官大了,活該撞槍口倒黴,於是被胡惟庸當做行賄者典型給殺了,然後向朱元璋上交二兩賄金:你看這個傢伙多可惡,以為我是貪官呢。我深受皇恩,以天下為己任,嚴以律已,豈敢徇私枉法、賣官鬻爵?

胡惟庸為了表示自己沒有貪汙,借殺送禮人以示清廉。而朱元璋有來無往非禮也,回贈“皇恩寵錫”匾額,可謂恩寵備至。君臣二人就這樣珠聯璧合,互相利用,不亦樂乎。朱元璋對胡惟庸寵到極致時,誰告胡惟庸,朱元璋不但不去追究,反而將舉報者交給胡惟庸自己處理:老胡,這人告你,你看著處理吧。

這不明擺著讓舉報胡相者找死麼? 如此,誰還願白白送死呢?

總之,胡惟庸受寵時,那可真是君之寶貝,無人可及。沒人敢在朱皇帝面前說胡惟庸半句壞話,因為反胡即反朱,誰告胡惟庸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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