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算是國學大師嗎?

敏學


就國學而言,于丹教授的講解是最棒的。

深刻易懂、全面準確。

她的演講更是精采。意境,如佛似道;氣勢,行雲流水;言辭,妙語聯珠。美不勝收。

所不足處,于丹女士她沒有把國學同馬克思主義學說及共產主義思想(文化)結合在一起講解。(這或許於她也有為難的想法吧?)

(下為本人舊文粘貼一,以其做為對本文的補充):

道德這一概念的內函,是因人類社會的發展而發展變化的。不同的社會、不同的時代,道德的內函是不一樣的。

比如,封建時代,如果女人改嫁,女人不纏足,則是不道德的;而於今天的人們看來,那則是錯誤的、荒唐的、殘酷的了。

而就儒家 (包括釋道及基督教)所講的“政治道德”而言,它是有很大的歷史侷限性的。

無論它們如何呼籲“仁愛、慈悲、博愛”,但是,它們都沒有“平等”、“公平”的政治思想、社會觀念。

奴、封社會中人為的等級制度、貴族特權,它們不僅不反對,而且還堅決擁護。

它們對奴、封、資社會統治階級的巧取豪奪、殘酷剝削、肆意壟斷等行徑,不僅視若罔聞,而且還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如此剖析儒家的“道德”(包括佛教、道家、基督教) 我們自然就一清二楚了。它們所謂的“仁”啊、“善”啊,不過是要求“主子”(統治者)們對“牛馬”(被統治者)們的一點同情和憐憫罷了;抑或其間還夾雜著維護統治階級長遠利益、長久統治的 “私貨” 呢。

當然,也不可否定,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儒家的道德思想還是起到過一定的積極作用的。

(下為本人舊文粘貼二,以其做為對本文的補充):

無論怎麼樣,國學都有其積極的一面。它是中華文化、中華文明的根基和血脈。

但是,歷史已經發展到今天,所以,我們在學習國學、宏揚國學時,就決不要孤立地、單純地、片面地學習國學、宣講國學。

而是要將國學與馬克思主義學說及其共產主義思想等當代文化有機地統一起來進行學習和宣傳。

否則,我們在思想認識上,就不僅是反了靜止的、被動的、形而上學似的錯誤,而且,還是犯了保守、倒退、反動的錯誤啦。

尤為要說的是,生活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里,任何人,無論他有多麼崇高和超凡脫俗,但都決不會做到老莊的超脫和逍遙的。

因為,每個人都必有“教育、醫療、住房、養老”這四項最基本、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和責任。

可是,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里,其主導階層卻恰恰把“教育、醫療、樓房、養老”的費用舉到天價。

試想,如此以來,誰還會能夠真正地做到“公而忘私”和“淡泊名利”呢?!(資本主義社會里,之所以金錢萬能、人性比較虛偽和殘酷等的根源,也與此有絕對的關係。)

這也正是千百年來,儒釋道、普世價值等文化教育,起不到根本性的教化作用的原因所在。

所以講,我們必須要把國學與馬克思主義有機地統一在一起。否則,必會事與願違。)


任振東4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先跟隨筆者來了解一下於丹其人吧!

首先,于丹的年齡也不小了,她出生於1965年,是北京師範大學的教授、博導,還是北師大文化與傳播學院的院長,還是國務院研究員和媒體策劃人。此外,她還在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文化視點》等欄目,講授傳統的儒家和道家文化,在海內外掀起了廣泛的熱議。她還著有《于丹心得》、《于丹心得》等書,銷量好幾百萬冊。

從上述履歷看,于丹也算是一個才女了,但是社會對其定義只是知名文化學者,而不是國學大師,這是什麼原因,筆者認為原因如下:

1、對傳統文化解讀的深度不夠

于丹雖然通過電視媒體的方式向大眾講解中國的傳統文化,但是她普及的都是一些比較淺顯的傳統文化,不能深入分析中國傳統文化深層含義。而且其解讀已經被不少專家和網友發現存在錯誤的地方,這就比較尷尬了哈。

2、資歷和學歷不夠漂亮

于丹畢業於北京聯合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其學歷和一些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的教授相比較,顯得太LOW了,而且其任教的學校也不是國內頂尖的高校,因此,很多北大和清華的教授對其學問是不認可的,包括一些熱愛、瞭解國學的網友對她也不買賬。

3、學術成就不是太突出

除了對《論語》、《莊子》等基本傳統文化進行淺顯解讀外,在國學方面的研究並沒有進一步的成就,還是停留在僅僅進行表面解讀的階段,這並不是真正研究學問該有的樣子。反觀其出名了之後,穿著暴露,反而社會事務參與的比較多,開始追名逐利起來了,為真正的學者所不齒。

綜上筆者認為,于丹只能被稱為知名文化學者,而不能被稱為國學大師。


夢歸秦淮


剛剛,于丹卸任北京師範大學藝術學院黨委書記的新聞刷了屏,北京師範大學官方已經澄清于丹卸任是正常的人事調整,但依舊阻擋不了大家的熱議,總覺得她的罷免有些不同尋常,甚至不少聲音是“于丹出事情了”。


一個人事調動帶來這麼大的熱議,同於丹在老百姓心目中的位置有很大關係,對於丹的評價由她在《百家講壇》時期的全民熱捧,到不少專業人士對她所講內容的質疑,她自己一系列雷人的語錄,像霧霾嚴重時期她的雞湯療法引起了廣泛的質疑,到如今大眾對於丹的印象已經是負面居多。


在於丹講《百家講壇》的零八年前後,如果說于丹是國學大師,一部分極度喜歡她講的內容的觀眾可能會同意,現在說她是國學大師,恐怕連那一部分觀眾都不會同意。

于丹肯定不是國學大師,她只是電視文化節目興起初期的一個文化明星,她講的方式合乎觀眾讀者的需求,但她所講的內容,像講解《論語》就有很多知識性錯誤,並且會有單一化雞湯解釋,對讀者觀眾的影響很難說是好還是壞更多一些。

你對於丹的最深印象是什麼?歡迎在下方留言討論。


老李有刀


于丹是國學大師。高曉松是當今大儒。如果說,現代中國人把一些聚光燈下的走穴明星捧得如此之高,那隻能說是這個時代的悲哀。我們天天嘴裡說著弘揚傳統文化,絕不是一件簡單之事。

提起大師這兩個字,最起碼應該是神聖的。都說民國出了很多學術大家,那我今天就舉個現代的例子吧。

姜亮夫先生,我國著名楚辭學、敦煌學、語言學、歷史文獻學專家,從師於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章太炎等文化巨擘,是一位學識淵博、治學謹嚴、著作等身的國學大師。



姜先生畢生從事楚辭學、敦煌學、古漢語、古史古文獻研究,共有27部專著和近百篇論文傳世,尤以楚辭和敦煌研究成就突出。《楚辭通故》一書,被海內外專家譽為“當今研究楚辭最詳盡、最有影響的鉅著”。

在敦煌學的研究中,姜先生不僅在國內,而且遠渡重洋到國外,收集散失的敦煌卷子,撰寫出250多萬字的著作,為祖國保留了寶貴的學術價值極高的文化遺產。

2002 年,皇皇24 卷的《姜亮夫全集》出版,內容涉及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楚辭學、敦煌學、歷史學、地理學、古文獻學等諸多方面。如此博大精深的學術成就,一千二百多萬字的篇幅,都是老先生用毛筆、鋼筆手寫成的。



這樣的學人才配的上大師的稱號。如今,知道姜先生的名號的人越來越少了,實在是令人悲哀。


光明大先生


于丹算不算是國學大師我不敢輕易下結論,只能在這裡說說自己的小小想法,因為本人在國學領域算是個學生,所以不敢造次。

很多年以前,通過央視百家講壇節目,認識的于丹老師,不管大家怎麼看她,在這裡叫一聲老師也無無可厚非。當時印象很深,覺得驚豔,感到我們每天都在用的母語,在她的口中出來竟然是會如此的美麗,行雲流水,美輪美奐!簡直無比崇拜!因為我是理科生,所以說句實話,對我們的國學簡直知之甚少,知曉的也只不過是在高中時期課本里的文言文,由於當時為了高考分數,主要精力幾乎都放在了數理化上,所以學習的深度極其有限。但是自從看了于丹老師的講座以後,迅速對國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喜歡上了論語,乃至於國學文化,索性找來《易經》《孟子》《論語》等國學經典進行學習。可以說,是于丹老師把我帶到了國學天地的,從這一點上說,是感謝于丹老師的。相信在全國,有很多像我一樣的情況,包括現在下面吐嘈的人裡,可能受到于丹老師影響而喜歡上國學的人也不佔少數。所以我想說,于丹老師對我國掀起學習國學熱,起到了不可磨滅的推動作用。也有人說她在教學上,對經典的某些講解是錯誤的,但是也不能不能像有些人說的那樣,給予全盤否定,一棍子打死,說人家是文學混子,畢竟也是經過深度學習和研究這個過程,一步一步走過來的。



反正於丹到底算不算國學大師我不冒然評價,但她在我心裡至少可以稱得上是我的老師,雖然不是那種面對面的師生關係,但,在我看來,一日為師,則終身為師,不忘師恩。至於其他的,就讓別人去評論吧。

各有各的認識與想法,可能有很多人不贊同我的想法,求同存異,望涼解。


王鍈傑


于丹算是國學大師嗎?

她算什麼?還國學大師?算個演員,都穿幫!讀點兒論語,說一點兒自己淺薄的見解,就成了國學大師?那大師還叫大師嗎?她充其量算作央視平臺催生的一個不務正業的產物。再看這個人輕狂做作的言談舉止,越來越讓人感到譁眾取寵,華而不實。終將成為一個高檔笑料。


視界攝員


少些盛名的拖累,多些從容與豁達

——也談于丹國學大師之爭

一段時間,《百家講壇》成為一種文化現象,歷史、文化、文學等冷門的社會學科,重新進入人們的視線,各地方電視臺、高校乃至中小學,紛紛效仿,掀起了一股“講壇熱”。究其原因,不外乎為:“建構時代常識,享受智慧人生”的欄目宗旨,頗能吸引人的眼球;選擇的問題也很有意思,都是一些觀眾最感興趣、最前沿、最吸引人的,比如歷史中的一些秘聞,傳統文化的重新解讀、一些文化文學名人的逸聞趣事等等;追求學術創新,鼓勵思想個性,強調雅俗共賞,重視傳播互動。

這一風靡一時的文化現象,催生出了一批文化達人,清史研究專家閻崇年,著名文化學者易中天,就連中學的冷門學科歷史老師袁騰飛、紀連海,都為廣大的觀眾所熟知,而在這眾多的“文化達人”中,于丹,是最引人注目的一個:

先上一張圖,來看於教授的穿著:

是否顛覆了你對教授的認知?

如果說愛美是人的天性,教授愛美也是無可厚非,再說,每個人對美,都有自己的理解與追求,不能苛求教授非得失西裝革履或者一襲長衫,那麼,我們來對國學大師做一些理性的分析:什麼是國學?什麼是大師?什麼是國學大師?于丹,是否夠得上大師?

一、國學,一個誰都能說但誰也說不清楚的話題

在《周禮·春官宗伯·樂師》有一句話,可能是“國學”最早的出處了:"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樂師掌管的是國學的工作,用以教導貴族們的孩子學習舞蹈。”這樣看來,國學,在那時,是否是關於“舞蹈”的藝術?

在《禮記·學記》中,也有關於“國學”的記載,說"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國學"在這裡,指的是國家一級的學校,與漢代的太學相當。

在唐宋,隨著書院的興起,國學的內涵又有所變化,在李勃隱居讀書的山白鹿洞其遺址,興建學館,以授生徒,號為"廬山國學"(亦稱"白鹿洞國學"、"廬山國子監"、"廬山書堂"等),首次使用了"國學"這一概念。後來,“國學”與“國醫”並列,意為“國家的學問”。

到清朝末年、明國初年,隨著西學東漸,人們稱“西學“為“新學”,稱“國學”為“舊學”、“中學”,“國學”成為與“西學”相對的概念。在這個意義上,“國學”指的就是“中國古代的思想、哲學、科學、技術、歷史、地理、政治、經濟及書畫、音樂、術數、醫學、星相、建築等諸多方面。”,也就是說,中國古代的一切思想、方法,都可以視為“國學”,“國學是中國古代的一切學問”(是否也包括治學方法?沒人說。)。

對於“國學”,也有人有不同意見,有的還非常中肯,比如,中國近代的思想大師胡適就直言不諱,按照尼采的“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思想,認為“國學”既包含“國粹”——人類歷史上思想的精華,也包含“國渣”——阻礙人類社會發展的因素。

改革開放之後,新一輪的西學東漸,來勢更見迅猛,特別是隨著網絡的普及,信息時代的來臨,西方的種種學說,傳播速度之快、影響面之大,讓人瞠目結舌,於是,人們又開始到故紙堆中尋覓。隨著黨和國家“文化自信”作為一種國家發展策略,“國學”也開始新一輪復甦,各地的國學堂之類林立,學校也開始進行國學教育,最常見的就是“國學經典誦讀”,《弟子規》《三字經》等,進學校、進家庭、進社區,熱熱鬧鬧,轟轟烈烈。

可國學的定義是什麼呢?如何有選擇性的吸取“國粹”,去除“國渣”,卻很難找到系統的論述。

二、大師——想說愛你不容易

前幾天,一篇名叫《民國為何產生大師》的網絡文章再次刷屏,諸如“四大國學大師”,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確切地說是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十大國學大師”,黃侃 、劉文典 、趙元任 、劉師培 、吳宓、錢穆 、王國維、陳寅恪 、章太炎 、梁啟超,這些說法,有的被大眾所接受,有的,也飽受爭議。後來有人還提出,錢鍾書、季羨林等,也可稱是“國學大師”,那麼我們來看看,什麼是大師呢?

大師,原為佛的十尊號之一,即天人師。佛教徒稱佛,也用作對和尚的尊稱。《史記·伏生列傳》說“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 後來,大師指的是在某一領域造詣深、享有盛譽的學者、專家、藝術家、棋手等。例子:象棋大師。依據前面所述“凡稱得上‘國學大師'者,其學問自然理應在‘國學’研究之範圍內,屬於出類拔萃者。”凡稱得上'國學大師'者的著作,從張岱年先生所認可的起碼標準看,“至少要涉及哲學、文學、史學和古代科學等幾個領域,並有突出的建樹。”而且,“‘國學大師’還必須具備高尚的人格和品德。從學問和品德即文品與人品相融合為一的標準看,‘國學大師'應該是道德文章者流中的佼佼者。”

那麼,大師,究竟如何評定呢(國外一般沒評什麼大師,至少以我的涉獵,沒有見到,只知道有國際象棋大師,所以,後面舉例都是中國人)?我想,在自然科學領域、競技體育領域,大師的評價標準,是相對容易的,只要在某個領域有重大的發明創造或者開創性的發現,都可以稱得上“大師”的稱號,比如數學大師華羅庚,物理大師錢學森等等。而在社會人文領域,這就見仁見智了,特別是“國學”領域,更加難以判定。

這裡還有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大師”、“國學大師”有什麼標準?誰來制定標準?(開個玩笑,如果叫我制定,我一定按照我的水平來定,這樣,我以後也可以說,我是“大師”我怕誰了)誰來評定大師?

據我瞭解,前幾年,大師橫行,比較吸睛的是大師王林,20年前,還有一個氣功大師嚴新,後來,張悟本等人,也稱大師,不知稱號何來。

這樣看來,沒有評價標準,沒有評價的機構,所謂的大師,也就無從說起——這不就是想說愛你不容易嗎?

三、于丹能否稱為國學大師

不可否認,于丹,是一個對國學頗有研究的文化人,能被評為教授、博士生導師,沒幾把刷子,那也是不可能的。在《百家講壇》包括其他一些視頻節目裡,她的演講“”生動為要,童叟喜之,使得經典從高閣之上回歸人間,引發無數心靈的觸動,使經典穿越時空的塵埃,喚醒今人迷失的心靈,激活了國人所共有的文化基因”。

初聽,頗能吸引人、打動人、感動人,再聽,頗能給人一些啟發,如“一個人炫耀什麼,說明內心缺少什麼”,“一個人越在意的地方,就是最令他自卑的地方”、“人越是得意的事情,越愛隱藏,越是痛苦的事情越愛小題大作、“關愛別人,就是仁慈;瞭解別人,就是智慧”,這些話,言簡意賅而又內涵豐富,把經典中的艱澀化為平易,所以,著名哲學家李澤厚在談到于丹對普及經典所作的貢獻時,說到:“于丹是精英和平民之間的一座橋”,認為于丹的古典今讀,可以說是完成了眾多國學家的一個心願,即讓經典走近時代,貼切人心,發揮其應有的道德教化、啟發民智的作用——她不但做到了,而且做得很成功。據說,同為《百家講壇》嘉賓的易中天,曾這樣評價于丹的演講“神閒氣定,娓娓道來;古今中外,信手拈來。誠可謂妙趣天成,觀之可以忘憂也!”(我不知道是否真實易中天所說,只是轉引)

但如果你細思下去,你又會發現另一個現象,那就是,于丹所說的,基本上都是正確的廢話,一番排比,語勢如虹,卻又沒有實質內容,比如,“關愛別人,就是仁慈;瞭解別人,就是智慧”,錯了嗎?完全正確!有意義嗎?完全沒有!因為她沒有給你提供任何路徑,只是告訴你彼岸,沒有告訴如何去到彼岸——她為什麼不告訴你?因為她也不知道。這樣的例子,一抓一大把,不用辛苦筆者一一道來吧?

所以,你說,他說的是不是正確的廢話呢?

其次,于丹的演講,看起來確實是邏輯嚴明,但其中,卻有不少的常識性錯誤。比如,她把小說家杜撰的人物用正史的方式演繹(可以參見她講的“高山流水”,俞伯牙其人,是小說家馮夢龍杜撰的,本來人家叫伯牙,姓伯名牙,她把人家的姓給改了)。再比如她在《孝敬之道》的開場白中,于丹介紹道:“但是從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封建社會發展出來的孝道,在兩千多年後的今天,是否還是那麼重要?”“孝道是從‘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封建社會’發展出來的嗎?”著名文化學者馬千里指出,這一句裡就有硬傷,他認為孔子的學說,成熟於春秋後期,而所謂封建社會則開始於戰國,孝道沒理由從“封建社會發展出來”。

還有一些把字唸錯的的情況,如把“狡黠”的“黠”念成了“jié”,把“汙穢”的“穢”念成了“suì”等等。你說,這是一個著名的文化學者該犯的錯誤嗎?

但個人以為,還是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宋志明的評價比較中肯,大意為“于丹善用新聞傳播學的做法,把中國哲學的精神闡釋成精品,並傳播開來,對這一點,大家應表示佩服”。也就是說,于丹以其傳播學的優勢,讓傳統文化走進尋常百姓家,功不可沒,但要說她是大師,卻還差之遠矣,記得很有學者說,“與前輩大師相比,我們連學者都不算”,所以,于丹教授,還是踏實地做學問,不要被虛名所累,多一些豁達與從容。


三水三心


于丹算國學老師,但國學大師,實在談不上,這是非常客觀的講。

剛來北京的時候,因為家在小西天附近,工作之餘,也慕名到北京師範大學去蹭過於丹的課,那是2006年中到2007的上半年的時間段吧,于丹的課和語言,都有鮮明的個人特徵,也很生動,是屬於絕對的好老師那一種的,在講課上很下功夫,如果不是這樣,她也不太可能後來通過講《論語》大火特火起來。

但可惜的是,雖然能夠容納二三百人的教室,跟所有老師講課一樣,同樣稀稀拉拉,聽課的人,能夠坐滿中間的三分之一,就很不錯了。這個確實不怪老師,逃課缺課的學生,實在太多了。

但綜觀于丹的講課和著作,對國學,尤其是論語的觀點,僅僅停留在講解和詮釋,引申三方面,這跟翻譯,是沒有本質上的區別的。

而要成為國學大師,還需更進一步,有自己獨特的觀點和見解,能夠從中國國學中,昇華總結出來一些東西。顯然,于丹還沒有達到這種境界。


董江波


您說呢?101歲高齡的饒宗穎先生仙逝之後,估計華人世界堪稱大師級別的人已是鳳毛麟角,寥寥無幾了吧!隨著季羨林先生的過世,更是白雲千載空悠悠了。

曾經有報道說,季羨林先生生前就國學文化範疇內,都不承認自己是國學大師,充其量也就是個“教書匠”,當然也是先生自謙,但按這個邏輯思維方式來判斷,有了前車之鑑,那麼我想還有誰敢大言不慚,自封大師呢?

饒宗穎先生辭世後,還有大師嗎?饒先生生前曾與季羨林齊名,和錢鍾書並稱,他與錢鍾書並稱為“南饒北錢”,與季羨林並稱為“南饒北季”。

饒先生達古通今,學貫東西。在學問的天地裡,造詣深不可測,著作等深。作為當代著名歷史學家、考古學家、文學家、經學家、翻譯家、教育家和書畫家,他通曉英、法、日、德等多國語言文字,還精通梵文、巴比倫古楔形文字等“天書”。他的學術研究涉及文、史、哲、藝各個領域,詩、書、畫、樂的造詣也極為高深,學貫中西。

他自己曾經說過“三顆心理論”:第一顆是好奇心;第二顆叫孩童心,第三顆叫自在心,一顆比一顆高”。憑藉著這三心,饒宗頤在智慧的求索中執著,而不為執著所累。鳳凰網曾經稱他為“開啟生命智慧的百科全書”,並在首屆全球華人國學大典上,授予他“國學終身成就獎”。他所提倡的“保持自在,為人休學”的治學態度,為世人所敬仰,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

俗話說,沒有比較就沒有高低長短,通過對比我們大概應當有一些認知了吧!于丹老師不知有何感想?另外,就學術成就方面暫且不論,治學態度的嚴謹務實上也略見一斑!雖然饒先生身為香港知名學者,但為人處事低調不張揚,作為大陸的很多人也是在先生去世後百得以知曉。不由得感嘆,自古以來的大學問家,只有能耐得寂寞才能沉下心來參透學問體驗人生,不急不躁,不溫不火。相比之下,急功近利,浮躁不安,正是做學問最大的忌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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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法天下


面對如此一問,俺有三不解。其一,一個人是不是大師,誰說了算?是本人可以自封的嗎?諒她于丹未必有此神通。俺也想作大師,您買帳嗎?凡事都有來龍去脈,不會是從天而降幸運的砸到誰頭上;其二,判斷大師所依據是標準什麼?聽業界人說目前尚無統一標準出臺。既無尺度,又憑什麼斷定是與不是?其三,討論這樣一個問題,到底有什麼意義?前些年,我們所見所聞的各路大師還少嗎?于丹再不濟也是正宗正路的教授與學者,不是還有些壓根就沒正經八百的讀過幾本書的人也有大師光環加身嗎?這種情況,是在傳統文化長期沉寂後所出現的這場國學熱中的一些獨特現像,魚龍混雜,有利有弊。如果能站在大歷史觀大文化觀的角度,把它作為一種特定時期的文化現像去研究,總結利害得失,促進文化事業的健康發展,那將是十分有益的。要是就事論事的今天評張三,明天說李四,它便是一場場毫無價值的口水仗。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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