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不仅可以明智，还能学到经商之道，可谓是“书中自有黄金屋”。
《史记·货殖列传》作为一部战国到秦汉的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巨著，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以生产和交换为坐标， 描绘了当时的经济水平及其发展变化的经济曲线， 体现了商品经济发展轨迹， 反映出太史公司马迁经济思想的远见卓识，对后世商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道当世千里之中，贤人所以富者，令后世得以观择焉”。
一、市场预测理论
所谓市场预测，是运用科学的方法，对影响市场供求变化的诸因素进行调查研究，分析和预见其发展趋势，掌握市场供求变化的规律，为市场经营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市场预测理论早在中国古代就已被普遍认识和在实践中加以利用。
《管子·国蓄》指出，商品“有余则轻，不足则重”，供过于求，价格下跌;供不应求，价格上涨。在同书《山权数》中又说“重则见射，轻则见泄”，当某种商品价格上涨时，其便成为争购的目标;当价格下跌时，则纷纷抛售。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商品供求变化影响着价格的高低，而价格的高低反过来又影响着商品的供求变化。
供求矛盾作为商品交换中的主要矛盾，既互相联系、互相依存，又互相制约影响。因而商品经营者需要密切注意市场上商品供求变化的发展和价格涨跌的情况，不失时机地进行吞吐商品以获取最大限度的财富。正如《荀子·荣辱篇》中所说“贾以察尽财”。要做到这样，市场预测便成为古代“买贱鬻贵”的重要依据。太史公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述的子贡应是中国古代早期进行市场预测的最典型的代表。
市场预测在春秋时期称为“亿”。在《论语·先进》中，孔子赞赏子贡“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亿”据朱熹注:“亿，意度也”，即市场预测。子贡善于猜度市场行情，因此增加财富。既然是意度，照字义，凭经验的主观成份自会居多，而预测虽然是预计和推测，但不是主观臆断，更不是毫无根据的瞎说，预测应是在调查研究基础上的科学分析，市场预测必须以市场调研为依据。
那么子贡是仅根据自己的主观臆断，还是他对市场有一定了解，并有一定的理论作为指导和有实际的依据呢?据《荀子·法行》记子贡 “君子之所以贵玉而贱珉者，何也?为夫玉之少而珉之多耶?”由此可知，子贡根据物以稀为贵的理论，从商品供关系中看到价格的高低和商品供给数量有关，从而做出了准确、及时的决策。再结合《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说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子贡在市场实践中，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预测，看准时机，贱买贵卖，通过商品形式与货币形式的相互转化以获得财富的增殖。
此外，《货殖列传》中还记述了计然的市场预测理论:要根据天时变化和农业生产规律来指导经营。“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这个“时”，主要指年岁的丰歉和水旱等自然条件的变化。他认为天时变化，从而农业生产的变化规律是可以预测和掌握的:“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每逢六年有一次丰年，十二年中有一次大丰年，一次小丰年;每逢六年有一次旱年，十二年中有两次旱年;十二年中还有一次水年。能预知未来的丰歉水旱，就能预测到粮食供求变化的长期趋势。
除了在丰年收进粮食，纳入储备，以供水旱荒歉年份出售外，还应根据天时变化预测决定其它商品的经营对策。如“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等。而白圭对市场的预测与计然的市场预测理论亦有异曲同工之处。司马迁说白圭“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善于掌握经营时机，当机立断，“乐观时变”。
白圭也有一套商情预测方法。白圭认为农业收成和气候变化密切相关，十二年一个周期，三年有一个较小变动，丰年过后的第三年是旱年，旱年过后的第三年是丰年，遵循这个规律进行交易，丰年收贮粮食在歉年出售。在水旱年成的荒歉季节到下一年收成季节之间，这一年中“积著率岁倍”，即从丰年与歉年的价格差异中可以得到成倍的收益。白圭的这种“农业经济循环论”，与计然的“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基本相同，很可能是受了其前辈的影响。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准确的市场预测，了解、分析市场及有关因素，是贫富分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故“巧者有余，拙者不足”。
至于中国古代早期市场预测的种类，从大类分，主要是稳定性预测和因突发性事件引起商品供求变化趋势的预测，前者如《国语·越语》中提到的“夏则资皮，冬则资絺”;后者如“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从范围上，可分为微观预测和宏观预测，前者如《管子》中所记述的“知贾之贵贱，日至于市”;后者如“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
除此以外，另有以时间为标准的短期预测和长期预测，如《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到的计然、白圭，以十二年为一个周期的农业经济循环说来预测市场变化。这些预测的理论和思想有的符合客观经济发展规律，有的不符合，但不论其主导思想如何，有一点是一致的:商品供求关系的变化，价格的涨跌，是古代市场预测的核心内容。
二、商品购销理论
购销理论作为市场理论的核心，乃是强调商品的价格随供求关系的变动而变化以及影响供求变化的因素。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对市场中的商品购销理论作了极其精辟的阐述与分析。
1.司马迁的自由购销思想
太史公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明确阐述了其自由购销思想。他既肯定了农业生产的首要地位，同时亦强调商品经济的自由发展。他从宏观的角度，阐述社会自由分工、合作，各自遵循客观经济规律进行经济活动，不必人为地限制和规定。他指出在活跃的商品经济社会中，其特点有三:
一是由社会自由分工的农、虞、工、商各个部门，各自担负着社会经济活动的一个方面，通过生产、流通满足各方面的需要。产销关系由社会的生产、交换自然形成，并非行政、督教、规定所能做到。
二是商品价格高低决定商品运动的流向。
三是只有符合客观经济规律，才能在实践中取得成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耶?”
司马迁基于他的自由购销思想，认为国家对于社会经济活动，上策是对私人商业任其发展不加干涉;其次是国家因势利导给以鼓励;再次是教导或告诫;又次是运用国家权力进行调节和限制;下策则是国家直接经营与民争利。“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2.范蠡、白圭的购销理论
《史记·货殖列传》有如下记载:“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太史公评价范蠡“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意思是随时逐利，适应市场，采取灵活的购销策略。他非常讲求信用，“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择人而不负于人，故能不为人所责。他既“居货”，又“耕畜”，农、牧、商结合，从生产到流通，综合经营。由于范蠡善于经营，“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太史公说他是“富好行其德者也”。后来衰老，子孙继续经商，家财“遂至巨万”。范蠡经商致富，有一套购销理论，即所谓“积贮之理”。这套理论与原则，一方面来源于
范蠡本身经商的实际经验，另一方面则如范蠡自己所说是受了“计然之策”的影响。“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而施于国，吾欲用之家”。计然之策包括什么内容呢?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
（1）要根据天时变化和农业生产规律来指导自己的经营购销。强调增加储备，积蓄物资，即所谓“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能掌握这两者，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
（2）要根据市场供求关系来判断商品价格的涨落，即所谓“论其有余不足，却知贵贱”。价格涨跌有一极限“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前者是因价格上涨，商品贵了，供给就增加，供大于求，价格下跌，贵又复为贱;后者则是供给减少，价格重趋上涨的缘故。应当顺应这种规律，即所谓的“顺其恒”。在商品贵到适当程度时，要当它似粪土那样毫不吝惜地及时抛出，即“贵出如粪土”;当商品价低时，则要当它似珠玉般地收购，即“贱取如珠玉”。不能因为价贵就守货惜售，也不能因为价贱就观望不进。
（3）国家要用调节供求的办法来控制物价，使之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幅度之内，做到对产销双方有利。如所谓“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
（4）在具体商品的经销上，要注意商品质量。贮藏货物要完好，“务完物”;易腐败的食物则不能久留，“腐败而食之货勿留”。
（5）特别要注意加速商品和资金的周转，“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不能把货币滞压在手中“无息币”;也不能囤积居奇“无敢居贵”。
从范蠡所用计然之策中总结的商品购销理论来看，早在中国古代，确已涉及到了商品流通的一些规律性问题，并已直观地指出了价值规律在商品生产中的作用。
由范蠡应用在经商中大收成效的“积贮之理”，到战国时在部分商人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最著名的代表当推同为《货殖列传》记载的白圭。
白圭，擅长经商，“乐观时变”，主要经营农产品、手工业品及原料。太史公把他的购销原则归纳为八个字:“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具体言之就是:
“岁熟，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在粮食收获季节，买进米谷，供应丝漆等农垦所需的手工业原料;在蚕茧出产季节，收购丝绵和丝织物，而供应农垦所需的粮食(此时正是农村青黄不接之际)。丰歉年之间也是这样:丰年收购粮食，出售手工业原料;歉年出售粮食，同时收购手工业产品。白圭就是运用市场规律，从年岁丰歉和季节差异所造成的价格变动中来加强经营，获取利润的。其购销经营的特点是，把某些尚未形成社会迫切需要，一时供过于求，因而价格比较便宜的商品，预先加以大量购存，等待社会急切需要、求大于供、价格上涨时，再行出售。
此外，白圭与经营贵重商品(如珠玉)的商人有所不同。由于是以小农为交易对象，所以他特别奉行薄利多销的购销原则。他说“欲长钱，取下谷”。经营“下谷”之类的生活必需品，利润虽不高，但其消费弹性小，成交量大，以多取胜，不抬高价格，也可获大利。为了增加粮食货源，他主张“长石斗，取上种”，即选择优良品种，作为种子供应，以增加谷物的收获量。战国时生产技术得以提高发展，白圭适应这种新情况，不但供给粮食，而且出售种子，把发展商业放在发展农业基础之上，这一点是其购销理论的独到之处。
三、经济效益评价理论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是从微观角度，具体到某一生产者、商业经营者的利润来评价其经济效益。
一是，对各行各业均按资金100万钱，时间一年来计算。凡达到20%的利润率，即年盈利20钱，便视同千户侯的收入(西汉时，千户侯每年从每户征税200钱，一千户共征20万钱)，文中有“其人皆与千户侯等”，即指年盈利20万钱。
二是，文中所说20%的利润是毛利润。因为千户侯年入20万钱，从中要支出向国家交纳的属于“九贡”的财物。即:“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而各行各业年入的20万钱，从中要交纳力役之征和钱财实物之征。即“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
司马迁把农、林、牧、副、渔以及经济作物等的生产者作为一类———本业。然后按同量资金分别计算某一行业一年中收成所获得是否达到二十万钱的盈利。“故曰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桔;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荻;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
从上文可知：在畜牧业中，经营者各自得马50匹、或牛167头、或羊250头、或猪250头;在渔业中，年捕得鱼千石;在农业中，得千钟粮;在林业中，得千章材或千树荻;在副业和各种经济作物中收得果实，如千畦姜韭、千亩卮茜等。各种经营，凡能分别达到上述数量，每年即可盈利20万钱。
司马迁把从事商业经营作为另一类——末业。在末业中列举了酒店、酱醋店、粮店、竹木店、薪炭店、布帛店等许多行业，如酒店年售出酒千瓮，酱醋店年售出醋千缸酱千缸，薪炭店年售出薪稿千车……，亦可得利20万钱。
司马迁对本业、末业中各种行业具体经营的项目、数量、重量都较明确。说明他是经过直接、间接全面调查统计分析后得出20%的税前利润率作为对本、末两业经济效益评价的标准。但这个标准已是一个“下限数”，如“不中什二，则非吾材也”。太史公定这个下限是有依据的，当时放债者“子贷金钱千贯……亦比千乘之家”。按一贯为一千钱，千贯为一百万钱，利率百分之二十，正好和“千乘之家”收入相等。如经济效益低于资金总额的百分之二十，则不如放款稳取利息，没有必要徒劳地从事经营了。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除了上述的有关市场的相关理论外，太史公还阐述了许多重要的经济理论，如货币理论、财政管理等。
作为一部战国到秦汉的商品经济史，《货殖列传》所蕴含的内容极其丰富，为后人展示了一幅中国古代早期社会经济发展的斑斓画卷，值得我们汲取和借鉴。
閱讀更多 軍史解密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