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文津︱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收藏中國共產黨早期檔案始末

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現為美國知名智庫，因紀念美國前總統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1874-1964，1895年斯坦福大學第一屆畢業生，1929-1933年任美國第三十一屆總統）而成立，1919 年成立時，稱 Hoover War Collection（“胡佛戰爭特藏”），位於斯坦福大學圖書館。所內收藏的文件系胡佛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擔任美國在中歐、東歐及蘇聯的救濟總署負責人時，所收集的戰時及戰後有關各國政治社會變遷的文件，多為非書籍的原始資料，包括當時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各種出版物；胡佛還親自捐款五萬美元作為發展基金。

該項特藏1922年更名為Hoover War Library（“胡佛戰爭圖書館”），1926年已成為世界最大的有關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資料庫，1929年收藏的文件已達一百四十萬件，斯坦福大學圖書館的儲藏空間漸不敷用。胡佛及其贊助者開始籌劃另遷地址及籌募經費，1938年正式宣佈在斯坦福大學校區建立Hoover Tower計劃，1941年於斯坦福大學建校五十週年之際，Hoover Tower開始啟用。

資料收集工作進展迅速，二戰後，更名為Hoover Institute and Library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胡佛戰爭、革命、和平研究所及圖書館”），收集地區除歐洲及蘇聯外，擴張至東亞及非洲，同時開始進行研究工作，1957年在胡佛本人領導下，開始一項巨大的募捐運動建立發展基金。1960年格倫·坎貝爾（W. Glenn Campbell）接任所長，在充分的預算下大規模擴張研究工作，奠定了成為目前美國知名智庫的基礎。其時再次更名為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胡佛戰爭、革命、和平研究院”，其研究人員大都為學者及退休政要，已故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曾是“榮譽研究員”），前美國國務卿舒爾茲（George P. Shultz）任 Distinguished Fellow（“傑出研究員”），現任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James Mattis）亦曾任 Distinguished Visiting Fellow（“傑出訪問研究員”）。

二戰後胡佛研究所開始收集中國資料時，其收集範圍亦限為近代及當代中國社會政治的各種史料。當時所長為斯坦福大學歷史系俄國史教授費希爾（Harold H. Fisher），這與胡佛所後來能夠收集到中國共產黨大批早期黨史資料有直接的關係。幫助費希爾教授收集史料的是芮沃壽（Arthur Frederick Wright, 1913-1976）和他的妻子芮瑪麗（Mary Clabaugh Wright, 1917-1970）。芮氏夫婦當時是哈佛大學歷史系博士班的學生，芮沃壽攻讀隋唐史，芮瑪麗攻讀近代史。他們1940年婚後, 同赴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進修，次年轉赴北京收集撰寫博士論文資料，當時日本侵華戰爭正在進行中，北京已被日軍佔領，但外籍人士來往並未受任何限制。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對日宣戰，在北京的美國人士遂被遣送至山東濰縣拘留所看守，芮沃壽在拘留所鍋爐房工作，瑪麗在醫務所洗衣。1945年8月15日本投降後夫婦倆被釋放，回到北京繼續為寫作博士論文收集資料。有一天他們在“美國之音”的廣播節目中聽到費希爾教授的演講，介紹胡佛研究所，其中提到準備開始收集有關近代及當代中國資料的計劃。他們和費希爾教授取得聯絡後，毛遂自薦就近在中國擔任這項工作，這對胡佛所算是求之不得的天降之福。他們立刻被胡佛所聘任為其在中國收集資料的代表，而實際工作的是芮瑪麗。

芮瑪麗1917年出生於美國南部阿拉巴馬州的塔斯卡羅薩城（Tuscaloosa），聰敏過人，以最優秀的成績獲得著名的瓦薩學院（Vassar College）的學士學位，主修歐洲史。她進入哈佛大學研究院後，轉修中國近代史，並開始學習中文，拜費正清教授為導師。她說她轉修的原因是中國的歷史悠久，史籍和文獻特別豐富。她在哈佛成績優異，完成博士班的課程後，得費正清教授的特許，免考口試，立即成為博士候選人，由此可見一斑。

芮瑪麗的組織能力也很強，在中國為胡佛研究所收集資料期間有充分表現。她先去請教當時的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先生及南京中央圖書館館長蔣復聰先生，得到他們的指導和介紹，與各大學圖書館取得聯絡，開始協商圖書交換工作，並拜訪各地書商，代為收集資料。她又不遺餘力地向中央政府各部索取官方出版物，成績斐然。她在北京時還經常逛琉璃廠書鋪，當時抗日戰爭雖已結束，但國內生活條件尚差，故多有各種資料廉價出售。芮瑪麗曾在琉璃廠以斤數計價購得以廢紙出售的光緒和宣統時代出版的政府公報：《諭折匯存》（1892-1907）和《華制存考》（1908-1912）。

她收集資料的辦法還不止於傳統的採購、交換或贈送，她經人介紹在康有為家屬處得見一批尚未出版過的康有為手稿，並取得同意可以抄寫或攝影；她別出心裁，向當時駐華美軍借到一部簡單的縮微相機，學會了使用方法，把這批手稿拍攝膠捲，帶回美國（共八十三件，目錄見斯坦福大學網上圖書館目錄http://searchworks.stanford.edu“康有為遺稿”項下）。

而芮瑪麗最傑出的表現是二戰後到延安成功地收集了中國共產黨文獻，以及後來在美國收購了《中國論壇》週刊（China Forum）創辦人伊羅生（Harold Robert Issacs）上世紀三十年代在上海收集的中共建黨的早期出版物，與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的夫人海倫·福斯特·斯諾（Helen Foster Snow，筆名尼姆·威爾斯，Nym Wales）抗戰期間在延安收集的資料。這些收藏加上筆者任胡佛中文圖書館館長時，於1960年在臺灣拍攝的陳誠“石叟資料室”特藏的“江西蘇維埃政府檔案”，不但使胡佛研究所成為收集中國共產黨黨史資料的重鎮，並且帶動了西方學者對這一項專題研究有更深入的探討。本文將細述此項艱鉅收藏工作的始末。

芮瑪麗（1917-1970）

芮瑪麗延安破冰之旅

由於胡佛研究所收集資料的範圍注重於近代和當代各國有關戰爭革命與和平方面的文獻，芮瑪麗當然需要收集中國共產黨的各種書刊資料。但是在當時的中國，除《新華日報》以外，這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新華日報》1938年在武漢創刊，1947年被查封，1949年在南京復刊）。因為中共的書刊除在延安和共產黨控制的邊區發行外，其他的地區完全禁售，違者查辦。因此如何進行這項工作，成了芮瑪麗的頭號難題。

恰好二戰後美國得到國民政府的許可，在華設立與中國共產黨的聯絡機構，名為“美國陸軍觀察組”（The United States Army Observation Group），經常使用美國軍用運輸機來往於南京與延安之間。芮瑪麗通過美國大使館與此觀察組取得聯絡，獲得觀察組的許可，1947年年初搭乘觀察組的便機飛往延安，向中共當局提出收集圖書的請求。中共當局的反應良好，慨允代為收集在延安及其他邊區出版的資料。

這是具有高度歷史性的突破，西方研究中共黨史的學者首次得見抗戰時期中共的出版物。值得一提的是，這批資料的收集並非以金錢交易，而是依據延安當局的要求，以價值三四千元美元的醫藥用品作為交換。延安收集的資料由美國陸軍觀察組的運輸機載回南京，在中國不能使用，裝箱後直接郵運美國。

這批在延安收集的資料的數量和種類並無目錄，基本上是在延安及其他邊區上世紀三十年代後期到四十年代中期的出版物。其中最重要的應該是自1945年5月創刊至1947年2月差不多完整的在延安出版的《解放日報》（該報於國民政府軍隊1947年3月19日佔領延安後，移至瓦窯堡出版數期，旋於1947年3月27日停刊，芮瑪麗收集的不包括在瓦窯堡出版的那幾期）。另外同等重要的是在延安出版的《解放》雜誌，殘缺不齊，自1937至1941年共五十三期，其中包括中共文獻及三十餘種中共領袖當時的言論，後者有毛澤東十八篇、朱德七篇、陳紹禹十篇、陳伯達十篇、劉少奇四篇、周恩來五篇、羅瑞卿六篇等。這兩種文獻迄今為止尚為西方世界僅存的原版。在延安收集的資料後收入薛君度教授（Chun-tu Hsueh）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1937-1949：胡佛戰爭革命及和平研究院中文典籍選集著錄》（胡佛研究院書目叢刊XI 種，1962，312頁；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1937-1949: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Selected Materials in the Chinese Collection of 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Hoover Institution Bibliographical Series XI,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1962,312 pp.）。

本文作者在開箱來自中國的圖書，1950年代末。身後為圖書管理員吳鐵瑛、代館長杜聯喆。照片由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和圖書館提供。

伊羅生特藏（Issacs Collection）

芮瑪麗1947年底返美。1948年初胡佛所正式成立中文圖書館，芮瑪麗被聘任為館長，繼續積極收集中國共產黨資料，先後購得伊羅生特藏（Issacs Collection）及尼姆·威爾斯特藏（Nym Wales Collection）。

伊羅生（Harold Robert Issacs,1910-1986）是美國紐約州人，1930年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後，次年赴華，先後在上海《大美晚報》（Shanghai Post）及《大陸報》（China Express）工作，結識中國共產黨上海地下工作人員陳翰笙與美國記者史沫特萊，經後者介紹結識來華的南非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福蘭克·格拉斯（Frank Glass，中文名李福仁）。格拉斯因同情托洛茨基，被南非共產黨開除黨籍；伊羅生與其同遊中國內地，接受了共產主義的思想教育。伊羅生1932年在上海得到中國共產黨的部分資助創辦《中國論壇》（該項資助次年停止），1934年與格拉斯及劉仁靜等企圖重建託派的領導機關，因意見不合，未果。後劉仁靜等被捕，伊羅生旋赴巴黎，又去挪威訪問托洛茨基，建立了多年友誼（托洛茨基於1938年為伊羅生出版關於國民黨1926年清黨的名著《中國革命的悲劇》[

伊羅生在中國期間，因與中國共產黨地下工作人員及左翼作家的關係，收集了若干中共早期至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出版物，包括大量的託派書刊，均為當時在中國不能公開發行者，因伊羅生享有“治外法權”的保護，警察無法制止，後隨其運回美國。芮瑪麗在胡佛研究所繼續收集中國共產黨文獻時，獲伊羅生同意把這批資料轉讓給胡佛研究所，胡佛所除芮瑪麗在延安收集的三十年代中期的中共文獻外，對中共三十年代初期的文獻收集也打下了相當穩固的基礎，其中有研究陳獨秀及中共黨史早期“左派反對派”（託派）的第一手資料，包括兩種託派官方刊物《無產者》及《火花》（期數不齊）；其他多為油印資料，有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1931年發表的《全黨同志書》批判“李立三路線”（四十八頁）以及當時左派反對派北方區宣傳部在北平出版的《先驅》雜誌第三期（1932年9月17日）及第十六期（1934年4月27日）。在此十六期上轉載了伊羅生於1934年5月20日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函，宣佈他在上海編輯的《中國論壇》不再接受中國共產黨的出版補助。

上述資料均收入薛君度教授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1937-1949：胡佛戰爭革命及和平研究院中文典籍選集著錄》，特別是其中題為“Trotskyites versus Stalinists, 1929-1937”（“托洛茨基派與斯大林派的對立, 1929-1931”）的那一部分。

本文作者在開箱來自中國的圖書，1950年代中葉。身後女子即芮瑪麗。照片由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和圖書館提供。

尼姆·威爾斯特藏（Nym Wales Collection）

芮瑪麗繼收集伊羅生特藏後，又徵得海倫·福斯特（筆名尼姆·威爾斯）同意，轉讓她1937年在延安以及埃德加·斯諾1936年在保安收集的中國共產黨文獻和其他三十年代有關中國政治和社會運動的資料給胡佛研究所。如眾所知，尼姆·威爾斯是知名美國記者、《紅星照耀中國》的作者埃德加·斯諾的前妻。繼斯諾1936年的陝北之行之後，她於1937年也輾轉設法去了陝北訪問，為時半年。斯諾訪問的地區主要在當時中國共產黨總部所在地保安，而福斯特訪問的地區則是延安。

福斯特收集的資料範圍比較廣泛，包括軍方及文藝出版物，如中國人民紅軍政治部出版的《戰士》《紅軍讀本》《抗日遊擊隊讀本》及在延安西北抗日紅軍大學1936年出版的《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等。文藝方面包括魯迅藝術學院及魯藝出版社的出版物。其他有在延安中國青年社出版的《中國青年》及三幅筆繪長征地圖等。此外她轉讓給胡佛研究所的“尼姆·威爾斯特藏”還包括一些她在中國收集的相當數量的關於1930年代中國的學生運動、婦女運動、勞工運動和中國工業合作社（“工合”）的文獻。

“尼姆·威爾斯特藏”的目錄在斯坦福大學圖書館網上圖書目錄（https//searchworks.stanford.edu）列為“Nym Wales Collection”，共一百二十八件，未包括斯諾收集的資料，諸如油印文件、零星刊物、紅軍第二師黨委肖華的兩頁手寫的《過去的我》和紅軍另一師長楊得志的兩頁手寫的《將我的歷史寫在下面》等文稿。這些資料分別列入Search-works目錄上的“Nym Wales Collection”項下的“Nym Wales Papers”。

除尼姆·威爾斯個人的文件外，這些文件還包括部分斯諾1936年在保安收集的有關中國共產黨的文獻，和12月他在西安時收集的當時西北軍發表的有關“西安事變”的宣言、傳單等，為罕見的資料。Search-works目錄中“Nym Wales Collection”項下並列有“中共延安時代史料”一條。經斯坦福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部主任薛昭慧女士查證，該項資料非尼姆·威爾斯所收集，而系斯諾在中國收集的一批中國共產黨文件的複印本，原由斯諾交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轉贈哈佛燕京圖書館，再由該館為胡佛研究所複製；其中包括小冊子，零星期刊及日報，共軍報告及統計，宣言及條例、標語、告示、以及信函，共六十九件。

陳誠特藏（Chen Cheng Collection）

“伊羅生特藏”“尼姆·威爾斯特藏”以及芮瑪麗在延安收集的資料，已經形成研究中國共產黨黨史自上世紀二十年代末期至二戰結束期間的基本原始文獻，但是其中江西瑞金“中華蘇維埃共和國”（1931-1934）的資料尚付闕如；雖然在上述的三種特藏內也有些有關的文件，但數量微乎其微，不足以供研究之用。

本文作者任胡佛中文圖書館館長時，1961年。照片由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和圖書館提供。

俗話說“無巧不成書”，芮瑪麗1959年被聘任為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後，筆者繼任了她的職位，聽說在臺灣有這批資料，為陳誠所收藏，但不得其門而入。我幸而偶然在一個酒會上認識斯坦福大學地質系教授休伯特·申克（Hubert G. Schenk），知道他二戰後曾任美援總署駐臺灣的署長；問他是否認識陳誠，他說：“當然。有什麼事？”於是我把胡佛研究所想把陳誠所收集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資料製成拷貝的事告訴他，問他是否可以寫信給陳誠，看陳誠是否同意。他立刻答應，說不成問題。一個月以後，他給我電話，說陳誠同意了，細節我可以直接和陳誠的辦公室聯絡。我喜出望外，兩個星期以後，就出發了。1960年，那是我第一次到臺灣。

到臺灣後，我立刻去見陳誠，這是我首次見到政府官員，相當緊張；但是他一點官氣都沒有，是一個儒將的樣子。他把這批文件的來源告訴我，說他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任國民政府“剿匪總司令”圍剿江西瑞金時，最初他的部隊獲得的一些“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文件，都付之一炬。他聽說後，下令禁止，要求部下將所獲文件資料一律上交保存；1934年11月國民政府軍隊佔領瑞金後，又獲得更多的資料文獻。這些資料都在二戰後隨陳誠運到臺灣，與其他文件收藏於他的個人圖書館“石叟資料室”。他說這批資料臺灣已有學者使用，美國學者也有興趣利用這批資料做研究，他很高興，因為那是他當年保存這些資料的初衷。他說拷貝的事已告訴“石叟資料室”的負責人，我可以給他聯絡洽商辦法。1960年臺灣的條件遠不如現在，經我打聽後，知悉當時臺灣只有“中央銀行”和“中央研究院”有拍攝微卷的設備。當時“中央研究院”的院長是胡適之先生。通過朋友介紹，我去見了他，看是否可以借用“中央研究院”的微卷設備來拍攝這批資料。身為學者，他深知這些第一手文獻對研究的重要性，立刻允許我的要求，說“我們的照相室和攝影師可以供你使用，一直到工作完畢”。

本文作者與胡適在臺北，1960年。

經胡院長同意後，拍制微卷的工作立刻開始。我每天早上八點到北投的“石叟資料室”去接該室的負責人。他帶上一大衣箱事先選好的文件，和我一起去南港的“中央研究院”的攝影室，大概九點左右開始關起門來工作；由“石叟資料室”負責人把文件一件一件從衣箱取出，交攝影師攝製。中午工作告一段落，由我招待午餐。因為臺灣天氣酷熱，當時空調設備並不普遍，所以午休時間較長，要下午三點才又上班，每天工作大致五點左右結束，之後我送“石叟資料室”的負責人攜帶著他的衣箱回北投。

如此工作一個星期左右，進度很不理想。因為文件次序是根據文件在書庫書架上分類排列的次序，尺寸不一，因而每次拍攝尺寸不一的文件時，必須調整攝影機的焦距，相當費時。經與“石叟資料室”協商後，把尺寸大小相同的文件擺在一起，不分編目的次序來攝製。這樣，工作的進展就迅速很多了。其間我又請另一攝影師到“中央研究院”照相室幫忙沖洗微卷，凡有不清楚的部分，立即重拍。

整套微卷有一千五百件文件，經兩個多月的時間攝製完畢。其中最重要的是差不多完整的、自1931年12月創刊至1934年10月的《紅色中華》，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機關報，共二百零三期。南伊利諾斯大學的吳天威教授詳細查閱“陳誠特藏”後，從中選出六百餘種文件加以註釋，並將特藏全部目錄列為附件，編成書目。1981年由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出版，名為《江西蘇維埃共和國，1931-1934：陳誠特藏文件選輯解題書目》（The Kiangsi Soviet Republic, 1931-1934: A Selected and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the Ch’en Ch’eng Collection），列為哈佛燕京圖書館書目叢刊第三種。

結語

上文為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收藏中國共產黨早期檔案始末的簡單敘述。該所收集的資料均為在西方前所未見的、關於中國共產黨自上世紀二十年代末期至四十年代中期的文獻，使得研究中共黨史的工作開了新紀元。我們可以從中得到一些啟示。

首先，因為胡佛研究所的努力，研究中國共產黨黨史的學者得以使用原始文件資料去探討若干問題，不再僅靠二手資料去做些主觀的臆測。世上流散的歷史文件尚有許多有待發掘，這項工作是圖書館的當務之急。

其次，在高科技時代，數據化對研究工作帶來前所未有的方便，加強了研究資料的保存、共享和使用；但科技僅是工具，無法取代藏書建設的工作。圖書館必須有擅長使用技術的人員，更要有能夠去發掘散佚文獻的人才，以冀能繼續發揚圖書館建立的宗旨。這是本末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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