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
版本：理想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8年8月
宋徽宗（1082-1135）
《竹禽圖》（宋徽宗）。
《文會圖》（有宋徽宗和蔡京題詩）。
《芙蓉錦雞圖》（宋徽宗）。
中國歷史上，宋徽宗大概是唯一一個充滿個人魅力的亡國之君。傳統史官將他列入負面教材，認為他應該為發生在北宋末的“靖康之恥”負最大責任：“跡徽宗失國之由，非若晉惠之愚、孫皓之暴，亦非有曹、馬之篡奪，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諛，……君臣逸豫，相為誕謾，怠棄國政，日行無稽。”《宋史·徽宗本紀》的這一段“贊曰”，差不多就是關於宋徽宗的蓋棺定論，今日主流的歷史研究者對宋徽宗的評價，基本也是持類似的觀點。
但另一方面，哪怕是那些對宋徽宗的治國理政很不以為然的人，也無法否認他在藝術領域的才華與成就，恰如美國華盛頓大學歷史系講席教授、知名漢學家伊沛霞女士在她的《宋徽宗》中所言：徽宗“是造詣很深的詩人、畫家與書法家，他熱衷於修建寺觀與園林，是開風氣之先的藝術品及文物收藏家，也是知識淵博的音樂、詩歌與道教的贊助人。在支持藝術的範圍、對藝術領域的關注及投入的時間上，世界歷史上少有君主能與他相提並論”。
不管是當時，還是今天，都有大量的文藝青年被徽宗的藝術魅力所吸引，金國的皇帝章宗就是宋徽宗的粉絲，他的書法“悉效宣和字（瘦金體）”，幾可亂真，許多人第一次看到金章宗的書法作品時，都會誤以為是宋徽宗手筆；章宗還刻意模仿徽宗的繪畫偏好，聽說徽宗作畫“以蘇合油煙為墨”，也高價購來同樣的墨。而在今天，許多文藝青年都親切地稱徽宗為“胖佶”，很少有皇帝能獲得這待遇。
伊沛霞教授當然不是迷戀“胖佶”藝術才華的文藝青年，不過她積十年之功創作的《宋徽宗》一書，卻嘗試跳出傳統史家對宋徽宗的成見與苛責，力圖呈現一個立體化而非臉譜化的宋徽宗形象。
宋徽宗不用為“靖康之恥”負責？
伊沛霞用大量的筆墨講述徽宗豐富多彩卻結局淒涼的一生：他銳意恢復熙寧新法，擴大教育與社會福利規模，熱忱招徠建築、美術、音樂、醫學領域的專家，本人也親自涉獵這些專業化的領域，對宗教禮儀有著非同一般的熱情，夢想收復燕雲故土，最後卻不幸“北狩”，老死於敵國。然後，伊沛霞以不太像歷史學者而更像是文藝青年的筆調說：
“究竟是什麼使得徽宗成為這麼有魅力的人呢？他很聰明，飽讀詩書，……他能夠寬容地對待別人的過失，還很喜歡向交往的人贈送禮物，有時候甚至會給他們一個驚喜，……在藝術上他也非常有天賦，並願意別人看到他在詩詞、書法和繪畫上的努力與才華。即使當他受到命運的沉重打擊時，依然以一定程度的優雅和尊嚴應對苦難，對那些境遇比他悲慘的人表示同情，並儘量避免將罪責歸咎於他人。”
儘管伊沛霞在接受《上海書評》採訪時稱，“寫作本書的初衷並非是為了給徽宗翻案。”但毫無疑問，她對這位失敗的宋朝皇帝抱以深深的同情。我能理解這份同情，也不認為伊沛霞對宋徽宗的這一段評價是溢美，或者是基於同情心的偏愛。徽宗確實要比許多帝王（哪怕是那些成功的雄主）更有人格魅力。事實上，如果不是後來發生了靖康事變，他完全有可能成為宋王朝最偉大的君主之一。
在他御宇的時間內，宋朝的經濟、文化均達至鼎盛狀態，人口首度過億，東京生活著超過一百萬的市民，不管是《清明上河圖》，還是《東京夢華錄》，描繪的正是徽宗時代東京的如夢繁華；他還實現了列祖列宗夢寐以求卻未償所願的收復燕雲的夢想，在燕山府立下一塊“復燕雲碑”；他還差一點就要平定困擾宋朝多年的西夏：宣和元年四月，宋師攻克西夏橫山，征服西夏指日可待。
然而，歷史沒有“如果”。既然發生了“靖康之恥”，則宋徽宗不但無緣於“偉大”，而且需要承擔“亡國之君”的責任。人們忍不住要問：“靖康之恥”是宋王朝必然的宿命嗎？抑或是由於戰略錯誤而導致的偶然事故？如果是宿命，那責任確實不應該由宋徽宗來負。不過，伊沛霞坦言：“在我看來，北宋的覆滅並不是必然的。如果遼能夠鎮壓女真人的叛亂，宋遼之間的和平局面可以繼續維持。如果沒有方臘叛亂，北宋或許可以更快地向燕京撥派軍隊。如果童貫1115年去世，或許就沒有什麼徽宗信任的軍界人士，足以鼓動他聯金抗遼。”那麼，寫史的人就不能不追究：在那些導致“靖康之恥”的一系列因素中，哪一些是宋徽宗直接造成的，因而必須負責任的？
如果不是宋徽宗與蔡京政府大興“花石綱”，可能南方就不會發生方臘叛亂。如果沒有方臘叛亂牽制了北宋最精銳的部隊，宋師進攻燕京的戰役也許就不會那麼難看，讓金國生下揮鞭南下的野心。如果不是宋徽宗一意孤行與女真秘密結盟，定下“聯金滅遼”的戰略，而是維持宋遼聯盟，也許遼國就可以一直充當宋朝的北部屏障，遏制金國的崛起。
伊沛霞對此的辯護是，這些對宋徽宗的詰難屬於“事後諸葛亮”式的全能視角，如果以宋徽宗的視角來看問題，他無法預知事態會往哪一個方向發展，“我越是站在他的視角看問題，就越覺得對於他的歷史評價過於嚴苛了。他花了很多力氣試圖扮演好分配給他的皇帝角色，對於那些他無力控制的事情，他確實也沒必要去過多地為之負責。”
但坦率地說，我認為伊沛霞對宋徽宗的辯護是無力的。
宋徽宗扮演好皇帝角色了嗎？
宋徽宗真的“花了很多力氣試圖扮演好分配給他的皇帝角色”嗎？
如果“看看徽宗在執政的第二年和第三年為建立聯合政府所做的努力”，這位年輕的君主確實帶來了煥然一新的政治氣象，足以讓人期待他能夠帶領宋王朝走出之前“你方唱罷我登場”的黨爭困境。即便是他最終意識到“聯合元豐、元祐黨人的政府是行不通的”，從而選擇讓新黨執政，迴歸熙寧變法路線，也沒有什麼可指謫的（《宋徽宗》第二章至第四章）。我甚至堅持認為，熙寧變法的方向，就是歷史演進的方向。往這個方向走，就對了。
然而，在迴歸變法路線的過程中，宋徽宗專任蔡京為相，立“元祐黨籍”，將蔡京政府的反對派全部列入“黑名單”（其中包括失勢的變法派成員章惇等人），禁止所謂的“元祐黨人”逗留京師，限制他們的子孫從政。甚至將“黑名單”刻於石碑，立於天下州縣。這是否也是可以理解的必要舉措呢？伊沛霞說，“如果我們從徽宗的角度來看待對元祐黨人和元符黨人的禁令，就會得出不同的觀點。黑名單是一種對權力的主張，它表明皇帝有權選擇自己的臣子，也完全不必任用那些反對他的政策的人。……如果一位皇帝必須任用那些不僅頑固地反對且直言不諱地譴責這些計劃的人，他怎麼可能成就什麼事情呢？”（《宋徽宗》第四章）
但宋朝的多數士大夫應該不會同意伊沛霞的判斷。宋人主張，“君雖以制命為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議，以求公議之所在，然後揚於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任何一項重大政令的出臺，都必須經過充分的討論，達成共識，然後才以君主的名義頒行天下。宋徽宗與蔡京政府設“元祐黨籍碑”的創舉，顯然挑戰了宋朝士大夫政治的慣例，也違背了“異論相攪”的祖制。
也是從專任蔡京開始，宋徽宗熱衷於“御筆行事”，即以皇帝手詔的方式直接下達命令。在宋代，君主詔命的出臺本來有著非常繁複的程序：“命之未下，則有給舍封駁；及其既出，則有臺諫論列，其為過舉鮮矣。”詔命未頒佈之時，給事中與中書舍人均有權封駁；詔命頒佈之後，臺諫官若發現詔命不當，還可以追繳。而且，詔命必須由宰相副署、發佈，才具有合法的法律效力，繞過程序直接頒發的君主手詔，是不合法的，通常也會受抵制。但宋徽宗與蔡京為了避免他們的決策在走程序時被否決，大興手詔，“事無鉅細，皆託御筆而行”。
顯然，這樣的手詔會受到士大夫明裡暗裡的抵制，伊沛霞說，“徽宗發現，長期以來，讓大臣執行聖旨都是一個難題，無奈之下，他下令加重對無視御筆手詔的懲罰。”（《宋徽宗》第四章）大臣敢於不執行手詔，實際上是宋朝法度尚未受完全破壞的體現，我們對此不必感到驚奇。需要驚奇的，是宋徽宗不但以“御筆行事”挑戰成法，而且規定手詔不容反駁、滯留，“如或以常法沮格不行，以大不恭論”，延誤兩天執行手詔，即可能會受到“流三千里”的嚴厲懲罰。而伊沛霞居然認為這是宋徽宗的無奈之舉。
徽宗一朝，御筆盛行，“三省有司奉行不暇，雖有違戾法憲、前後重複，不敢執奏”。詔命的出臺與執行，“三省無所幹預”，“給捨不得繳，臺諫不得言，綱紀壞矣”。“綱紀壞矣”是宋人的誇大其詞嗎？不是。除了宋徽宗，沒有哪一個宋朝皇帝敢如此明目張膽地宣稱御筆高於常法，違者有刑。
某種意義上說，“靖康之恥”的禍端，就埋伏在宋徽宗的御筆裡，因為宣和年間，朝廷討論是否“聯金滅遼”時，多數大臣都表示反對，認為“契丹，與國（友邦）也；女真，強敵也”，一旦女真滅遼得逞，勢必“席破燕之威，長驅而南”，到時候，“王師克與不克，皆未見其可”。但這些意見宋徽宗並未聽取，他太不希望錯過收復燕雲故土的絕佳時間窗口了——這一雄心壯志並非不可理解，但他遣使前往金國談判，“不齎詔書，唯付以御筆”，“外庭莫知其端”，跟金國該怎麼談，朝廷居然不知情，這就太不可理喻了；更要命的是，宋徽宗遣使帶去的那份御筆恰恰出現了重大紕漏，授人以柄，給了金國日後挑起事端的口實。
靖康事變之後，宋人痛定思痛，認識到宋徽宗“御筆行事”正是“靖康之亂根也”。高宗即位，立即申明“朕將謹視舊章，不以手筆廢朝令”，並跟大臣說：“凡御筆處分，雖出膚意，必經三省、樞密院，與前不同，若獲未當，許卿等奏稟，給舍繳駁。”
不管是從“御筆行事”對舊章法憲的破壞，還是從“御筆行事”導致的嚴重後果來看，宋徽宗都談不上“試圖扮演好分配給他的皇帝角色”。
伊沛霞對宋徽宗的“同情與理解”
伊沛霞的《宋徽宗》成功展現了宋徽宗作為一名“藝術家皇帝”的個人魅力，但如果我們想從書中尋找關於徽宗濫用“御筆行事”、訂立“元祐黨籍”敗壞法度的描述與分析，可能就會感到失望。因為本書對此幾乎不置一詞。
也許伊沛霞關注的焦點是人物的性格與命運，而不是宋王朝的舊章法憲。然而，傳統中國的皇帝不僅僅是一個人，更是政治制度的一部分。我們無法脫離宋朝政制去評價宋徽宗的作為——誰叫他是一位皇帝，而不是尋常的藝術家呢？但《宋徽宗》對宋朝政制的講述，通常只是一筆帶過，缺乏縱深的闡釋。因此，她筆下呈現的宋徽宗，雖然確實是一個立體的形象，卻彷彿架空了歷史。也因此，她為宋徽宗所做的辯護，缺乏足夠的說服力。
不過，儘管伊沛霞對宋代政制著墨不多，但她的西方學術背景讓她能夠以一種異乎國內歷史研究者的視角來解讀宋朝制度，讀來令人耳目一新，比如她將宋徽宗繼位之初對元豐與元祐黨人的兼用，稱為“試圖建立一個現在被稱為‘聯合政府’的機構”（《宋徽宗》第三章），用“聯合政府”來概括北宋建中靖國年間新舊黨的聯合秉政，可謂妙筆，而不是穿鑿附會。因為北宋的新黨與舊黨，確實有幾分像近代政治中的左右派：新黨主張政府介入市場、增加財政收入、擴大國家福利、抑制兼併，這分明就是左派的典型政見；舊黨則主張輕斂薄賦、官不與民爭利、不抑兼併、承認貧富相資，分明也是右派的典型政見。伊沛霞的“聯合政府”概念，可以拓寬我們對於北宋黨爭的理解。
伊沛霞對宋徽宗的“同情與理解”，也有助於我們擺脫單一視角看待這位個性明顯的北宋君主。傳統史官秉承經史觀念，修史強調“以史為鑑”，這使得歷史於傳統中國人而言具有強大的教化功能，宛如西方的宗教。但“以史為鑑”的修史進路，也容易出現剪裁歷史、以是非遮蔽史實、忽視歷史豐富性的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說，宋徽宗本人就是“以史為鑑”史筆的“犧牲品”。現在伊沛霞的《宋徽宗》，跳出傳統修史的窠臼，立足於史料，致力於還原出一個鮮活的徽宗形象。雖然，我個人認為伊沛霞對宋徽宗的某些辯解缺乏足夠的說服力，但她對宋徽宗的整體還原是成功的。
發掘和呈現歷史的豐富性，這應該是現代史家的職責所在。宋徽宗留在中國歷史上的身影，不應該僅僅是一個“亡國之君”形象，他的政治抱負與藝術才情，他的教養與自負，他的個性與命運，他與制度之間的互動……都值得我們瞭解。
□吳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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