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论坛（IFF）第15届全球年会于2018年11月24日-25日在广州香格里拉大酒店举行。本届年会以“新全球化·未来之路”为主题。
在本届年会“全球金融问题探索”分论坛上，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首席经济学家万喆表示，2018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除了金融危机十周年之外，我们会突然发现，这一年是分化加剧的一年。
她表示，2018年的分化加剧，主要体现在全球政策、意识形态、经济预期、技术进步四个分化的层次上。
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首席经济学家 万喆
以下为发言实录：
2018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除了金融危机十周年之外，在金融危机十周年之后的一年，我们会突然发现，这一年是分化加剧的一年。因此，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认为今年分化加剧方面，实际上主要体现在四个层次上：
第一，全球政策的分化。从货币政策上来看，美联储进入加息通道，算上这一轮加息已经加了十次，接下来可能继续加。美国整体的加息步伐如此之快，全球其他经济体能否都能跟得上，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目前全球货币政策的分化是很明显的，包括发达经济体，比如说日元、欧元区在内。日元只是说不会进一步加大刺激，但宽松货币政策不会结束。欧元区多次表示出可能会结束宽松货币的导向，但事实上我们发现欧元区也做不到。
另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的内部也同时发生货币政策缩紧，包括特朗普在内，对美联储有诸多怨言。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修正案，对危机后的监管思路重新做出修正。在中国也能发现类似情况，也就是说在过去加杠杆，后来去杠杆可能不断出现异向分化，最后需要重新找到一个稳杠杆平衡点。这个政策的分化表现在政策发生的情景或者结果也在发生着分化。
至少这两年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经济的发展势头，或者复苏的势头一直非常良好。但是其他经济体，尤其是新兴经济体面临很多风波。这些风波会不会继续集聚起来演化为更大的危机，从以前历史走势中看到，美国加息周期中，之后一两年内往往伴随着产生地区性，甚至全球性金融危机。我们当然不能说它们之间是互为因果关系，但是一定有较强的影响因素在里面。这一次究竟是怎样的？我们还是非常的担忧。
此外，政策使用分析的基础或者说理论的架构，实际上现在也在发生一些变化，包括通货膨胀率。在泛金融化市场情况下，使过去常用的政策工具、政策理论分析框架，实际上发生一定的偏差。因此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政策分化使全球经济、金融系统仍然面临着新的挑战。
第二，全球意识形态的分化。当前各种意识形态崛起，加剧地区乃至全球的冲突。
所谓的意识形态，有多种存在方式。包括现在经常提到的“新冷战”的说法，包括发达经济体、美国内部存在的各种族群撕裂和阶层冲突等。无论这些意识形态是政治或者历史原因造成的，背后都有很强经济背景或者很深的金融影响在里面。如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他重新掀起了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但是我们不能孤立看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一匹黑马姿态，特朗普能被选上总统，在奥巴马当选的时候已是注定的结果。
2008年左右的时候，美国人已经深深觉得，当前经济繁荣带给大家的满足感存在很大差异，换句话说贫富分化在加剧，大家都变得更富裕了，但是变得更富裕的程度有很大差别。当时奥巴马也以黑马姿态胜出，他提出的口号是“yes，我要能改革”。奥巴马在八年任期中，是不是做到他对美国人民承诺的改革呢？并不足够。特朗普提倡的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赢得了共和党过去所不能赢得的中下层、“铁锈带”和农民的支持，实际上跟美国自身的经济政治密切相关。主要是过去全球化带来的贫富分化问题，使得他的一些政治主张得到了一部分选民的支持。
可以说，金融危机后的十年，经济复苏解决了一些处于危机中的金融机构重新清算、重新复原的问题，但是没有从结构性上解决制度性的来源，也可以说只是止血，没有去疮，疮痛还会发生。
第三，全球的经济预期产生了分化。如特朗普总统所说，我上台后，我们的经济非常好。事实上可以看到，现在已经产生了比较大的预期分化。从今年开始，目前为止，分化、分极相对缩小，是不是新的危机又在酝酿？美国经济繁荣或者全球经济复苏是不是到头了？我们昨天晚上还看到，原油继续大跌，跌得很狠。这一个月以来，10月3日的时候还曾达到了4年的高点。当时很多人说，石油价格可能会涨上90美元，现在看来背道而驰，跌幅超过30%以上。
在石油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政治、地区冲突的影响，包括伊朗问题、沙特问题等中东问题。如果从美国经济数据中，终端使用的需求来看会发现，汽油和柴油的使用消费数据，实际上也是呈收缩状态，数据显示终端汽油消费量从2018年2季度以来已经转为负增长，柴油消费量已经从今年以来，增幅不断降低。从这一点来看，石油价格的下降不只是说产油的问题，美国、俄罗斯、沙特，现在都超过了1100万的产量，不只是供应方面的问题，更多是需求方面来看，因为跌的不只是油价，还有美股，还有全球经济的增速下调，所以是全球经济走向虚弱，逐渐走向疲软的一个表现。如果这个拐点真的在现在或者未来一段时间出现，我想也会是非常大的挑战。
第四，技术进步带来的分化。技术带来的分化是一个时代的分化，为什么呢？前段时间我去达沃斯参加一个会议，大家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银行业还是非常重要且发展良好的，但是银行却遇到很大的困难；商业还是很繁荣，但是商场可能遇到了很大的问题。或者可以说，市场化现在仍然不断往前迈进，毫无疑问。但是传统的市场现在都在消失了。所以我们同时会看到，
因为技术革命带来的去中心化，所以从金融业和商业整个行业来看，分散效应非常的明显。但与此同时我们又会发现，因为大数据的作用使得流动性的流动速度比过去要快非常多，所以头部效应也同时很明显。所以说技术的进步会导致我们在同一个市场中同时看到头部效应和分散效应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在金融系统，或者在商业系统，我们都会发现很有趣的一个现象，一方面因为头部效应产生一些巨头，甚至产生新的商业帝国，也就是说“越大越不能倒”的情况变得越来越厉害。与此同时，由于技术发展推动技术进步以及社会的场景变化，变得越来越快，使得越大就倒得越快。因为任何一个转弯处没有跟上，就哄然倒下了。
在这种情况下，目前不只是金融系统，对于整体的治理上，都存在着非常大的挑战。包括我们说到金融科技的产生，或者AI的产生，会不会使一些人失业？可能在就业上，并不是减少就业指数，同时又增加新的职业。有的职业很快有更新换代，一部分人很快从一种行业或者一种职业，迅速的换到另一种社会渴求的职业，这是非常高的要求。
究竟是银行出现得早，还是社区出现得早？我想是社区出现得早，银行的建立，取决人之间交互关系和消费习惯的建立，但是现在我们会看到，新科技使我们社会关系场景、背景和交互方面发生了变化，对于传统行业尤其是过去非常好的行业，怎么转型？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在分化的一年里，无论是我们在座的各位老师、各位来宾，以及全球的政商企、各行各业的专家或者各种人士，一直考虑这样的一些问题。在未来我相信全球应该是结构性改革以及架构重建，我想应该从全方位和多层次上进行层次的改革和重建。
在全球的协调机制上，可能面临很大的机构性和结构性新改革的挑战，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和框架的范式，都在不断崩塌中，在金融行业和领域上也是一样的，未来结构调整还是面临非常严峻的考验。
美国面临的问题，在每一个国家内部也都面临。现在全球包括中美之间是结构性转型的较量，我想谁能先完成这个结构性转型，可以更好的平衡好繁荣和公平的关系，以及更好的在全球化以及泛金融化的潮流中找出一条新的路，是赢得下一场挑战的关键。
最后，我认为全球都会有一个理论的架构创新，包括技术如何能够更好的作用于金融监管，包括更好的提高政府的治理水平方面，可能都面临着这方面的结构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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