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到大填寫過無數次表格，而每一個表格上面都會有一項內容，就是原籍啦，讓我等驚詫莫名。作為第三四代外鄉人的後代，我們早已把哈爾濱當作自己的家鄉。表格上的原籍或者叫祖籍，其實只是我們先輩的籍貫，而我們當中大多是山東哈爾濱人。
公元1644年清世祖遷都北京後，當時的哈爾濱地區、松花江南岸一帶屬吉林將軍阿勒楚喀副督統轄境，松花江北岸呼蘭一帶則屬黑龍江將軍呼蘭城守尉管轄。乾隆和嘉慶皇帝為解決旗人生計，曾移旗人墾荒於黑龍江地區，其中移民南部的主要為呼蘭、拉林等地。
在這座城市正式形成前，哈爾濱地區已有近百個村落，這其中以旗人為多。公元1737年，在呼蘭一帶設立旗屯官莊40處。
1890年前後，在現在的道外地區出現了傅家店、五家店、四家子等村落。1895年，已有哈爾濱、田家燒鍋、聚源燒鍋、船口子等沿江大小村屯50多處。據清政府1899年的《黑龍江輿圖》記載，當時在哈爾濱一帶已建立了近百個村落，哈爾濱則是這近百個村落中的一個，人口極其有限。
中東鐵路動工之前，哈爾濱地區不過三五千人口。中東鐵路在哈爾濱開工興建後，哈爾濱的人口狀況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由於鐵路建設需要大量的勞工，僅從東北三省招工已滿足不了需要，中東鐵路工程局曾多次到關內各省招工，人數多達10萬餘人。1900年初，中國築路工人達6.5萬人，最多時達17萬人。1915年5月的報紙稱：“自年初至本月底，俄國在中國山東、河北等地招募華工達25萬人之多。”
20世紀初，我國山東、河北、河南一帶，連年天災兵禍，百姓無法生存，於是大批災民背井離鄉，逃往各地求生，主要目的地就是東北。那個時代，凡背井離鄉來東北謀生的人，都被冠以“闖關東”的稱號。一個“闖”字足以說明這種行為需要多大的勇氣，有多麼的不容易。
1918年，哈爾濱人口已近16萬人。
俄國十月革命後，大批俄國官僚、資本家為逃避革命的打擊，湧入中國，其中大部分進入哈爾濱，這些人我們稱他們為“白俄”。1922年在哈爾濱的俄國僑民達15.5萬人，當年哈爾濱人口猛增至38萬人。隨著外僑人口的流動，哈爾濱人口穩定在30萬人口左右。1932年日本帝國主義侵佔哈爾濱時，出於對哈爾濱統治的需要，派遣大批官吏、職員、警察、特務和軍隊進入哈爾濱，此時哈爾濱的人口已達40萬人。
此外，還有大量來哈經商的外國人和外鄉人。隨著工商業的興辦，相當數量的資本家和大批管理人員以及工人、店員相繼進入哈爾濱。另外，還有來此避難的猶太人，他們大約有2萬人之眾。猶太人在哈爾濱開工廠、辦商店、建學校、修教堂……哈爾濱幾乎成了一個猶太小社會。
在“闖關東”的人群中值得大書特書的應當是山東人。上世紀20年代有一首民歌《誇哈爾濱》是這樣唱的：“正月裡來花兒新，東北三省的景緻數哈爾濱，褲襠街兩離分，道里、道外是洋人，嗯哎嗨喲，賣洋溜的哥兒們，都是黃縣人……
三月裡來是清明，哈爾濱最熱鬧是三十六棚，說書的本是女大鼓，唱洋戲，點汽燈，跑馬戲的踩大繩，嗯哎嗨喲，打漁鼓的哥兒們，都是老山東……”
還有那句口頭禪：“黃縣的嘴兒，掖縣的腿兒”，意思是黃縣的人都能說會道，擅長經商；掖縣人則更喜歡出體力、幹實事。黃縣和掖縣又都在山東省。我不知道“賣洋溜”究竟是幹什麼的，但是從這首歌曲中可以看出，當時的哈爾濱大量的山東黃縣人在經商；我也不知道“打漁鼓”是一種什麼娛樂形式，但是從歌詞中可以得知當時的“老山東”已經在哈爾濱這塊土地遍地開花了。
絕大多數哈爾濱人的祖籍都不是哈爾濱，他們當中以山東籍居多。我們姑且把這些人稱為山東哈爾濱人。有一個事例可以說明當時的山東老鄉之多。有人的地方，就離不開吃飯，要吃飯當然離不開飯店。上世紀30年代的哈爾濱餐飲界著名的“十樓一號”中，有六家飯店的掌勺人是山東幫的廚師，而其他幾家以京幫為主的飯店，也在不同程度吸收了山東菜的精髓。
從前的道外區叫傅家店，後來改作傅家甸。之所以叫傅家店，是因為最早來此的傅寶善兄弟開設了客棧、藥鋪和酒館，漸漸來往的人多了，形成了道外區的雛形。而傅寶善兄弟的祖籍就是山東。
畢竟哈爾濱是一座移民城市，不可否認，來自各地的人對它的發展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們中有河北哈爾濱人，俄羅斯哈爾濱人，也有猶太哈爾濱人……例如，同記商場的創始人、著名的民族資本家武百祥就是河北人；來自俄羅斯的伊萬·雅闊列維奇·秋林，創立了秋林公司；猶太人加斯普開創了馬迭爾賓館……
民間有個不成文的說法，哈爾濱人中有一半都是所謂的山東哈爾濱人，這其中也湧現了許許多多的知名人士：作家梁曉聲是山東哈爾濱人；歌唱家李雙江也是山東哈爾濱人的傑出代表；年輕的一代中有名模姜培琳和奧運會冠軍孔令輝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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