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年， 60 歲的李銀河從工作了 33 年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退休。退休後，她搬到了山東威海長住，偶爾才回北京。
李銀河覺得，威海就是她的瓦爾登湖，環境好，適合靜修。“一個是空氣好，再一個就是人少、車也少。我住的地方離海邊走五分鐘就可以到，所以我每天可以早、中、晚走三趟，這樣覺得特別舒適。”
她把自己在威海的生活概括為“三段論”——每天清晨 5 點自然醒來，上午看書，下午寫作，晚上看電影， 22 點準時睡覺。
不過，和梭羅不同，李銀河並沒有真正隱居，依然積極入世，比如她每天會回答微博付費問答裡網友的各種問題；在知識付費平臺喜馬拉雅錄製了談愛情的音頻節目；繼續參加社會公開活動和演講；參與熱門網絡綜藝節目《奇葩說》的錄製；寫書、出書……
李銀河為公眾最為熟知的是她身上的兩個標籤。一個是生前不受人們重視，但死後越來越受追捧的作家王小波的遺孀。很多年輕人熱愛著王小波和李銀河的書信集《愛你就像愛生命》，嚮往兩人美好的愛情，惋惜王小波 45 歲時早逝；另一個則是在婚姻家庭、性別和性的諸多議題上屢屢發聲，挑戰公眾認知的社會學家、公共知識分子李銀河。比如早在 2003 年，她就向“兩會”提出了同性婚姻的立法提案；近 20 年來，她一直呼籲廢除刑法裡涉性的三條法律——聚眾淫亂罪、淫穢品法、賣淫法。
但是，可能很少人知道李銀河在 1970 年代末期的貢獻。 1978 年，她調入了國務院研究室工作，和好友林春合寫過一篇反思“文革”，當時轟動全國的文章——《要大大發揚民主，大大加強法制》。“必須著手健全立法和司法。首先要使人民的一切民主權利精確地、完備地記載在各種法律裡，並且要使它們具有任何人不得違反的法律效力。”她們寫道。這也是李銀河的成名作。
30 年後，也就是 2008 年，李銀河在接受《經濟觀察報》採訪時，依然堅持那時候的觀點。“如果某些人不認同民主、自由、人權這些價值，或者覺得中國根本不需要這些價值，那是完全錯誤的。其他都好說，比如說發展道路的選擇，都可以爭論，但是惟獨在民主、自由的問題上，我覺得是不能讓步的。”李銀河說。
這其實奠定了李銀河的思想底色。
1982 年，李銀河去了美國匹茲堡大學學習社會學，先後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 1988 年，李銀河回國。在美國受了 6 年嚴格社會科學訓練的她覺得，當時中國的學術研究“只有氣勢”，“沒有經驗材料做基礎的東西實在是太多了”。
此後，她的學術研究集中在婚姻家庭、性別和性三個領域，做了很多基礎的經驗研究，出版了幾十本書，包括《生育與村落文化》《同性戀亞文化》《虐戀亞文化》《性的問題》《中國女性的感情與性》《新中國性話語研究》等。其中，由於電影和小說的關係，公眾可能最熟悉的是她和王小波一起做的調查研究——《他們的世界：中國男同性戀群落透視》（1992）。這也是中國第一部同性戀研究專著。
除此之外，從學術史的意義上看，李銀河還有幾個第一或最早，比如她是中國第一個文科博士後、中國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會學家、中國最早研究同性戀的學者……但是，由於時代和學術的變化，也有人批評李銀河的學術研究思路和方法已經過時。
當然，李銀河的更大意義也許還在公眾影響和公共事務上。她曾被《亞洲週刊》評為中國最具影響力的五十人之一。她的學術研究和公共發言被許多人認為真誠、勇敢、正直、可愛，具有知識分子擔當，推動了中國社會進步。就連她的個人生活，也成為了一個勇敢的範本。她被許多中國年輕人視為偶像，覺得她先鋒、敢說，一些粉絲還自稱“銀河護衛隊”，表達對她的熱愛。
編劇李靜認識李銀河已經有 23 年。在她印象中，李銀河一直是一個“簡單、率真的小孩”，和她聊天“沒有禁忌”，“非常好玩”。
普利策獎獲獎者、記者張彥（Ian Johnson）曾評價李銀河說：“過去的 25 年間，我與王小波的遺孀李銀河見過幾次面。很長時間以來，對我來說她的主要身份都是中國最前沿的性學者。……直到最近，我漸漸意識到，她實際上還是個年代史記錄者，她記錄著一個深刻的命題，即私人領域在普通民眾生活中的迴歸。她研究中國同性戀，撰寫相關文章，近幾年也不斷為跨性別、雙性戀群體發聲，但從宏觀角度看來，她所關注的是政府從人民日常生活中的撤離。”
2014 年 12 月，李銀河在自己的博客中反擊了別人對她是秘密同性戀的指責，稱自己 10 多年的伴侶“大俠”（化名）儘管生來是女性，但其實是一名跨性別者男性。“我確實是個異性戀，不是同性戀。”李銀河在博文中寫道。
儘管人們起初對這個聲明表示驚異，但隨後很多人還是接受了李銀河的說法，擴展了認知，並對其表示尊重和佩服。中國的媒體對此事做了大量報道，連官方媒體也發出了支持的聲音。“每個人都有特殊之處，讓社會認知追上科學進步吧，尊重李銀河們的選擇，也是尊重我們自己。”人民網的微博寫道。
現在，曾是出租車司機的大俠變成了李銀河的助理，幫助她處理採訪、出版和商業合作等各種事情。
2017 年 7 月，李銀河因在微博上發表一篇名為《我們為什麼應該徹底取消審查制度》的文章，被禁言三個月。解禁之後，雖然發言相比之前謹慎，但她仍然關心社會公共事務，適時發表自己的觀點。比如最近的俞敏洪事件、耽美小說家天一事件，她都有發聲。
退休後的這 6 年，李銀河的寫作主要集中在文學創作，涵蓋小說、隨筆、詩歌和格言四種體裁。其中，小說部分，她只寫虐戀小說，寫了上百萬字，覺得這個題材幾乎已經被她寫盡。虐戀也是她唯一有衝動的寫作題材。
“我寫的虐戀小說裡面有兩類，有一類純粹是虐戀的心理遊戲，還有一類是政治影射。實際上，虐戀裡面有一些是權力遊戲，比如說我會寫一個像國王這樣的人，他是一個施虐狂，搞各種思想改造運動，懲罰所有那些越軌言論。”李銀河說。
不過，李銀河也曾自嘲，說自己的小說有一股論文味。“我的確不是一個好的小說家，主要的問題是，我的小說帶有論文味道，而且我對寫細節極其不耐煩。我在文學上除了欣賞和酷愛之外，也沒有什麼抱負。所以我寧願把這本小說集當作我的虐戀研究的小說形式的圖解來看，說得更直白一些，我想通過小說讓大家知道虐戀是怎麼一回事，喜歡虐戀遊戲的是怎樣一群人。當然，如果人們能從小說中看到一點點美，得到社會學研究知識之外的審美快感，那我就喜出望外了。”她在《黑騎士的王國》的序言中寫道。
關於文學，一些王小波的粉絲熱衷談論李銀河對馮唐寫作和翻譯的推崇，認為李銀河的文學眼光存在問題。而且在 2002 年，馮唐還寫過一篇《王小波到底有多麼偉大》。文章中，馮唐認為王小波的“不足顯而易見”，“文字寒磣”、“結構臃腫”、“流於趣味”。這更讓很多王小波的粉絲不能接受他遺孀對馮唐的喜愛。
不過， 2018 年 11 月 25 日，在李銀河的新書首發活動上，李銀河回應稱：“馮唐說小波的文字不好，我覺得是他沒看懂。我不同意他這個評價。他自己的文字挺好，但是小波的文字應當說是更好。”
2017 年 4 月 11 日，即王小波逝世 20 週年紀念日。李銀河在一場紀念王小波的公開活動上，還總結了他的意義。她認為王小波的意義在於兩個方面，一方面，他是一個純文學作家；另一方面，他的雜文表達了一種比較古典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立場。“我覺得也挺可悲的。在 30 年前這些東西就很熱，到現在還是問題。他討論的問題還沒有過時，甚至好多地方有退步，比如說他提出來的最基本的——人的權利、人的尊嚴。我覺得他之所以還那麼有影響，也跟現在他的理想，中國整個制度或者是文化上面，很多最基本的價值還沒有實現有關係，所以他的雜文還是有生命力的。”李銀河說。
李銀河的新書叫《我們都是宇宙中的微塵》，是一本隨筆集，收錄了她對人生本質、自我存在的價值、交友之道、激情之愛、生活方式、藝術與閱讀等問題的思考。她還提到了她的寫作習慣：每天早上起來後，第一件事就是打開電腦，先寫三段格言。“這三段是我現在在想的事情，然後我就把其中的一段拿出來寫一篇隨筆，所以沒有什麼刻意的計劃，全部都是它正好來到了我腦子裡面的東西，有的可能就是我最近在讀的書或者什麼。”
所謂宇宙中的微塵，其實表達的是李銀河的生命觀。年輕時的李銀河就被存在主義哲學吸引，認為人類是宇宙中的微塵，人生是沒有意義的。認清、直視這一點後，李銀河覺得，唯一想做的事就是享受人生。而對她來說，這樣的事只有兩件，一件是愛，一件是美。
“愛情是平庸生活中最有趣的事情……寫作是平庸生活中最值得一做的事情……除此之外，豈有他哉？好吧，就用這三萬多天做這兩件事吧，哪裡還有第三件值得一做的事情呢？”她在新書中寫道。
活動中，李銀河還聊到了自己出世與入世的話題。她說：“我覺得我的心是比較傾向於出世，但是實際上這個世界上有好多的不公、很讓人憤怒的事情。我覺得其實像我們這一代人恰恰是不能夠真正做到出世。你看在我們的青春期，全世界青年在青春期都談戀愛，就這一件他們最關心的事，（但）我是 14 歲的時候開始文化大革命。當時，湖南青年楊小凱寫了一個大字報，叫《中國向何處去？》。就為了這個事，他被關了十年監獄。像我們這一代人，青春期想的都是中國向何處去這樣的大事，讓我們這一輩子怎麼能不糾結呢？”
“中國現在這個樣子讓人看了非常著急。現在的狀況的感覺就是‘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馬上就要掉下去了，讓人不能不著急。但是，你這個著急只能是和朋友們討論討論。有的時候，你沒有那個位置，也沒有辦法做什麼。給人感覺就像一塊大石頭順坡往下滾，如果你要想去動它一下，就像螳臂當車，馬上給碾得粉碎。它該往哪兒滾，還是往哪兒滾。可是你怎麼辦呢？所以像我這樣的人不可能完全出世，做不到的。”
活動最後，李銀河終於不出意外地聽到有人向她詢問有關 LGBT 的問題。她回應道：“今天凡是我在公眾場所，要是沒有 LGBT 的問題我倒是很意外。我覺得中國 LGBT 的狀況應該說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現在有 30 幾個國家同性戀非法， 7 個國家同性戀有死刑，中國比起這些還算好一點，但是比起將近 30 個批准了同性婚姻的國家。中國還是大大落後，社會歧視程度還挺高的。其實現在處於一種什麼階段呢？就是一種拉鋸戰，鬆一鬆、緊一緊。有一段時間還比較寬鬆，尤其是從 2011 年開始，中國的官方媒體首次正面報道了同性戀。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但是，我們常常會發現那種一會兒把同性戀的網劇下架了，一會兒又出一個什麼審查標準，把所有同性戀題材的影視作品都列為淫穢，這是非常荒誕，道理講不通的。所以有一次我針對這個條例寫了一篇微博，那次點擊量是 6000 萬。這 6000 萬就證明大家都憤怒，多焦慮在這個事上……但這種東西我覺得要慢慢地改進，應該對中國的進步還是抱著希望。”
以下是我們和李銀河的簡短訪談：
Q=Qdaily
李=李銀河
Q：2017 年 10 月，美國演員艾莉莎·米蘭諾（Alssa Milano）在 Twitter 上呼籲被性騷擾的受害者講述自己的遭遇，並使用了 #MeToo 的標籤。此後，發源美國的 #MeToo 席捲全球。現在已經過去了一年多，如果讓你回看 #MeToo ，總體上你有什麼感受？會怎麼評價它？
李：我覺得很棒！這些女人紛紛出來揭發，說“我也是”“我也是”。你知道強姦的報案率有多低啊！好多人覺得太麻煩，而且丟臉。有一種特別糟糕的東西，就是汙衊、責備受害人，說你一定是穿得太暴露了，你一定是散發錯誤信息了，人家才來。我覺得這個邏輯特別混蛋。甚至有一個最最極端的例子，有一個強姦犯說她長得太漂亮了。長得太漂亮了也成了你去騷擾人家的理由了？我覺得整個（#MeToo）是非常棒的伸張正義，都影響到去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沒發，就因為評委的老公到處騷擾人。
Q：除了肯定 #MeToo ，但一些人也表示了擔憂。比如有人認為 #MeToo 可能會導致維權過度、損害性自由的挑逗權。隨之，性自由中的挑逗權怎麼跟性騷擾區分開、性同意要怎麼表達等變成了一個討論的話題。我比較好奇，你怎麼看待這個擔憂，以及相關性挑逗、性騷擾和性同意的討論？
李：什麼叫做挑逗權？這什麼概念？我覺得太可笑了。比如說你一個男人，他得尊重女的。像在餐館裡頭，就拍人家屁股什麼的。如果說你有這個權利的話，這叫挑逗權，是嗎？我覺得他們就沒有挑逗權。如果是你想跟她上床，你想要她的身體，你去跟她好好去求愛。或者說，不一定是求愛，求性也可以啊。你說，我特別喜歡你，受你身體吸引，你能不能跟我上下床？你都跟人家好好商量。憑什麼別人不同意的情況下，你就強加於人？
性騷擾就是強加於人。我覺得它違反了我說的“性的三原則”（自願、私秘、成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自願”。在任何情況下，必須是雙方同意的，是自願的。只要是不自願的，就不允許。你強姦了，就性犯罪，要不然你就是猥褻。咱們中國有兩類法律，一個是強姦婦女罪，一個是猥褻婦女罪。這都不可以的。
Q：所以你覺得區分是否性騷擾，最為關鍵的是明確同意？如果沒有明確同意，其實都算性騷擾。
李：對對對，只要說“不”了，那就是性騷擾。
Q：我看到某些知識分子認為，中國的 #MeToo 讓他們想起了“文革”時“大鳴大放大字報”，會造成冤假錯案。你怎麼看這個觀點？
李：我覺得不應該這樣來壓制這些人的揭發。因為中國好多人先得有這個機會說出來，然後他才可能犯錯誤。比如說十樁裡頭可能有一樁是冤枉被騷擾的人，那可以上法庭見。就像這次（美國）大法官（佈雷特·卡瓦諾）這個事兒，到底是造謠，還是說真的有這個事兒？它讓法庭來決定，讓法庭覺得是真還是假。你不能夠說所有的人都不能用這種方式來揭發過去受過的性侵。如果說用這種方式來揭發，有可能造成一些錯案的話，就不應該採取這個方式，我覺得這不對的。
首先，所有的人該報案的報案。（報案）出來，比如她在網上公佈一下，（也沒什麼）。因為她沒有其他手段或者什麼的。比如像（舉報）朱軍的那個小孩，她就公開了，一開始也是報警了的。我覺得就是要報警，一方面報警也可以，然後在網上揭露也可以。因為這是一個更便捷的，讓很多人能知道的，能夠制止犯罪、侵害的（方法）。你不能說只有報警這一條路可走，如果你要在網上公佈就是大字報，我不同意這種說法。
Q：對，這只是採用的一種手段。他們常常也報了警，採用法治，兩種手段本來也不矛盾。而且很多人往往是先採取法律手段，但一般效果不是很好，所以只能在網絡上公佈。這也是一種無奈。
李：對。
Q：據你觀察，你覺得 #MeToo 未來的發展會是怎麼樣？我們從中收穫了什麼，又該繼續反思什麼？
李：我覺得這些潛在的性侵者可能會比較忌憚一些了。他們有的人可能會收手，覺得能惹出這麼大的麻煩，會比較收斂。這應該是一個收穫，以後性侵、性騷擾的數量可能會降低。我覺得這是一個最主要的收穫。
另外，我覺得大家能夠出來揭發的話，能夠打破那種過去責備受害人，老去受害人那兒找理由，你是不是穿太暴露了？你是不是挑逗他了？或者你怎麼樣？我覺得對於矯正這個輿論，對這些過去被騷擾的人是有好處的。因為過去本來她就受害，然後比如你要是去報警什麼的，或者是揭發的話，你會二次受害。好多人還懷疑你動機，一會兒又說各種各樣的。
我最近看一個瑞典小說，叫《熊鎮》，就寫一個女孩被強姦了。被強姦了，但是所有的人都出於種種不同的理由，說這個女孩是報假案，說她根本自己就是願意的什麼的。她明明是不願意，但是後來這個事也證據不足什麼的，就放下了。好多這種事。我覺得真的挺不容易。
Q：我在 2016 年底曾經和你做過一次訪談。當時你提到最新版刑法的修改稿仍然存在你覺得最大問題的三個法律，分別是聚眾淫亂罪、淫穢品法、賣淫法。現在又過了快兩年，這三個法律還在。比如最近耽美小說家天一因“製作、販賣淫穢物品”被判刑 10 年零 6 個月，並處罰金的案子又引起了公眾的關注。我不知道你有什麼感受？你覺得為什麼說了一二十年，進步還是這麼緩慢，難點在哪兒？
李：對，有將近 20 年了。因為我最早提出來的時候，我記得是我 1999 年寫的一本書，叫《性的問題》，那裡面就提出來了。後來我在很多很多場合專門把那章拿出來講，就是中國現在性法律批判。
講了這麼多年，我覺得其實倒是有了兩個變化。一個就是真正依據這三個法律去判罪的案例還是少多了，再一個就是量刑還是輕了。因為原來就像她這個情節， 1980 年代是有可能死刑的。那麼從死刑變到 10 年，已經算輕多了。這個變化還是有一些。
但是這個變化並不是說因為我呼籲或什麼的，只不過就是因為社會變遷。社會變遷以後，大家就越來越覺得這個法律很過時、很陳舊，很不符合現實，脫離現實太遠了。好比說賣淫法也是，賣淫都已經變成了幾百萬人的（現實），然後法律還這麼定，反正挺糟的。
難點，其實各有各的，每個事情不一樣。搞地下性產業研究的人就認為，這個法律還在是有利益相關。比如說百業蕭條的時候，抓賣淫是一個政府的財政來源，好多警方它是靠這個創收。因為小姐流動性也大，這邊罰了，她們可能就跑別處去了，然後新的小姐又來了，又可以罰。每個小姐 5000 ，每個嫖客 5000 ，這是不少的收入。你說你要是在那兒賣個早點什麼的，多長時間才能掙這 1 萬塊錢啊？可是現在小姐發 5000 ，嫖客罰 5000 ，抓一個就是 1 萬。就因為這樣的話，他們也不希望完全掃光，讓它不斷存在，成為一個不斷的來源，有利益在裡面。
另外，當然還是觀念保守唄，反性禁慾。這三個法律都是反性禁慾的時代（才有）。因為這三項所謂犯罪活動，都是沒有受害人的。沒有受害人，為什麼要去懲罰他？主要就是為了道德的原因。可是你為了道德的原因，就說這些人道德太壞了，他們做了違反道德的事，然後你就拿刑法去打擊的話，這個東西就有問題。因為他沒受害人，是沒有苦主的這樣一種犯罪。尤其這次天一這事兒，人家覺得好多什麼綁架小孩、強姦、賣淫什麼，這些事兒你都判個三兩年，這個人判 10 年，大家覺得這種反差太讓人不能接受了。她賣的書是你可以不看的，沒有強加給你，所以沒有受害人。所有買她的書的人都是自願買的，那些不喜歡的人可以不買。這怎麼能構成犯罪呢？
Q：我還記得你一直有一個觀點，要把性和道德區分。
李：對。
Q：2015 年的時候，你出版了自傳《人間採蜜記》。現在三年過去了，如果讓你續寫這本自傳，你會補充些什麼？覺得自己有什麼變與不變的地方嗎？
李：我還真的就是補充了篇幅的一半呢！原來是 10 萬字，現在 15 萬字了，有新版，就他們新經典出版社來出。增加的都是我後來做的一些項目。我差不多每一章都會寫一個我的研究項目，出了一本書。後來我又做了一些，比如說《新中國性話語研究》、《性學入門》，書增加了不少這些篇幅。我的研究的記錄增加了不少。
另外，小時候有一些事兒上的細節可能也增加補充了一些，框架還是這樣的。
Q：可以給我們描述你現在典型的一天是怎麼度過的嗎？我聽說你現在是住在威海最美的一片海灘旁，然後上午寫作，下午讀書，晚上看電影。那能不能具體講講現在都在寫什麼？
李：對對對，這基本就是我的三段論。寫的小說呢，從 2012 年到現在 6 年了，我寫了虐戀的中短篇小說集 7 個、長篇兩個。其中有三本香港發表了嘛，然後其他的在等待出版。但是出版尺度還是不行，現在出版尺度很嚴，慢慢等著唄。寫作呢，我也出了幾個隨筆集，其中有這個（《我們都是宇宙中的微塵》）。另外還有格言集。我還寫詩，寫詩有好幾百首了，可能未來考慮再晚一點出版吧。
Q：小說主要是虐戀？
李：對，小說就這一個主題。
Q：為什麼虐戀對你的吸引力這麼強？我看你說，有的時候不是你想寫，而是冥冥中有一種力量把著你的手，讓你寫下來。
李：對（笑）。這是我唯一有衝動的，因為我有這種傾向嘛，所以我唯一有感受、有衝動的就是這個。後來我還在想，現在真的寫得差不多了，幾乎我覺得虐戀已經讓我給寫盡了，就這個題目。
我也試著開了幾個頭，說我能不能寫別的小說呢？不行，寫不下去，沒有衝動。你說這怎麼辦？
Q：你也沒法解釋，就是一個衝動？
李：對。
Q：那你今年看的書中覺得比較好的有哪些？
李：我最近看了一個叫西古希的德國性學教授寫的《性慾和性行為》。這書非常棒，特別好，提出了好多可以說是很驚人的一些理論，很前衛，然後寫得非常透徹。比如說他關於變態的觀點、關於正常強迫症、關於三次性革命，我覺得都提得特好，這些都非常好，使得我們對原來的一些事情可以有新的看法。我基本上都同意他幾乎所有的觀點，覺得特別有意思。這個人還有點哲學背景，他是學哲學出身，所以寫得還挺有哲理的。
看了一本《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寫得非常好。這個人可惜了，自殺了。不但這個事情本身驚心動魄，實際上是她的半自傳，然後她文筆還非常好，是一個能寫小說的人，是一個挺好的小說家。
Q：外界很多人對你有個評價，說你是個非常勇敢的人。我比較好奇，你覺得自己勇敢嗎？在你看來，什麼叫勇敢？
李：我覺得不是太勇敢。要是真正勇敢的話，我還有想說而不敢說的話，還是有這樣的。因為現在管制，如果我要真是一個勇敢的人，我應該把這些話都說出來。可是我知道如果這些話一旦說出來的話，我恐怕要進監獄，這事怎麼辦呢？我要是因為害怕進監獄不敢說話，這是不是就不夠勇敢呢？我還算是有一點勇敢吧，就是不夠真正的勇敢。
Q：你覺得真正的勇敢就是要把真心話都說出來？
李：對，就所有的你的觀點全部說出來。
Q：你的研究領域集中在三個方向：婚姻家庭、性別研究、性研究。今年是改革開放 40 週年，如果讓你從婚姻家庭、性別研究、性研究三個角度回看這 40 年中國社會的變化，你有什麼比較大的感受嗎？
李：我覺得在婚姻家庭、性別和性這三個方面，性的變化是最大的。它最主要變化就表現在原來基本上是對性（持）一個否定的態度，然後現在這 40 年來，慢慢變成越來越肯定了。
然後在性別和婚姻家庭方面變化不大。家庭這種東西，它要變化，單位都是很長的，比如幾十年或者什麼的，不會說幾年就變化那麼大。但是也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苗頭、趨勢，比如說單身人群大量擴大，原來特別小，現在 16% 了；離婚率現在也超過 50% 了。這些都是變化特別大的。
另外，在性別方面，有倒退的情況。因為有相當多的女人回家了，回家做太太了。這個對男女平等來說是有影響的。
Q：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的狀況？
李：這個狀況其實特別簡單。原來前 30 年的時候，都是高就業、低工資，一個人就業根本養不活一家，必須得夫妻雙職工，所以那個時候全是雙職工、全是雙就業，包括農村在內，女的也都得下地幹活。在農村，女的收入大概佔全家的 1/3 ，男的佔 2/3 。
但是，改革開放以後，因為貧富分化、拉開距離以後，富人可以養家了，所以好多女的就回家了。回家的問題非常嚴重，大家可能沒注意，但是實際上，我聽說生孩子的時候就回家了，大概佔到 40% ，特別高的比例。
Q：這樣會影響男女平等的進程，女性的獨立會受影響。
李：對對對，會影響的。
題圖為李銀河，圖片均來自新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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