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了，都是深圳人的房客， “大家都是在用命換錢”
白天，他匯入人流，按部就班向那棟充滿科技感的辦公樓走去。下班後，又穿過放著土嗨音樂的手機店走回家，就像從法蘭西穿越回索馬里。
這是一天中的最大位移。
“進城”是一場遙遠的跋涉，要先坐公交，再轉四號線。
雖然物理距離只有十多公里，但就像被柏林牆隔開的東、西柏林，一邊是“天堂”，另一邊是拼命想翻過去看看“天堂長啥樣”的清湖新村。
新聞裡的華為人平均年薪從50w漲到了70w。
發年終獎那天，一個月薪三萬的老員工神秘兮兮地向他伸出五根手指——不是5000，也不是5萬。
“50萬，對於我來說那簡直是天文數字！”
與此同時，坊間傳聞不脛而走：加班三大黑洞、同時薪水也傲視全國的——“北京頭條男，杭州阿里男，深圳華為男”——並稱為“相親市場上三大搶手貨”。
但事實如何，就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前部門同事，因為項目太多，加班太兇，女朋友跟他分了手。我還認識一老員工，進華為5年，年終獎拿到手軟，但還是單身。”
深圳龍華一隅，以梅觀高速為直徑，2公里範圍內散落著好幾個城中村。
隨著華為和富士康的生長，數十萬“身體被掏空”的員工，為嗷嗷待哺的房東提供了不絕的客源。
在這裡，無論是藍領還是白領，都有了臨時的共同身份：村民。
在華為上班4年的尚超這樣形容華為內部的租房情況：
“員工公寓坑位有限，外面小區又偏貴。城中村的包租婆，會開出一個令你無法拒絕的價格。”
最典型的，要數馬蹄山村。
馬蹄山，江湖代號“MTS CBD”，坊間傳言它是“中國智力最集中、為中國財政貢獻最大的村子”。
因為70%以上的租客，都是華為人。
認識尚超的時候，他已經搬出了MTS CBD，搬到不遠處的另一條村，那裡離華為新落成的辦公點更近。
晚飯前，房東突然敲響了他的房門，緊張兮兮地說：“昨晚隔壁樓電死了一個姑娘，才19歲，今天電線都在排查呢！”尚超心頭一驚，沉默了幾秒，轉身進了屋。
很快，警察就查封了樓下的店鋪。姑娘的遺物連同出租屋的傢俱一起，被拉到了空地上。
不久之後，她的房間就會被繼續出租，成為下一個“深漂”的落腳地
一年前的夏天，高鎮從河南老家來到深圳，進了“清湖東一巷八號 富士康科技集團”，負責裝配攝像頭。
因為不想過集體生活，他又花800元，在清湖租來一個單間。
十分鐘，就能從出租屋走到富士康北門。
十平米的房間裡，擺著一張鐵架床，一個簡易衣櫃，兩個用來放雜物的凳子。
“回來就是睡覺，別的什麼都不需要。”
那頭的馬蹄山，大概是村民吃定了“華為人有錢”的緣故，不管是水果還是蓋飯，都比隔壁村要貴一些。
但無論在哪個村子，商家的營業週期都一視同仁：日出而作，日落不息。
因為不管多晚，總有剛下班的華為人，以及上夜班的富士康人。
無論月薪3萬還是月薪3千，都在同一片夜色裡，吃著10塊一碗的蓋澆面。
買了房，才是深圳人
像經濟特區一年三熟的稻田，這座城市的節奏很快。
日租房裡永遠有初來乍到，一無所有，等著明天進廠的年輕人；街口也永遠停著“誠信搬家”的人力車；清湖，是個流動性很大的地方。
“一位98年的小兄弟，今年5月來到清湖，7月就走了。”
今年年初，因為地產商的長租公寓改造計劃，清湖村經歷了又一輪漲租。“下一年要漲到850一個月了”。
高鎮開始覺得，“打工沒啥搞頭”。
向東兩公里，相似的命運，同樣籠罩在華為人的頭上。
聊起深圳的房價，尚超說自己已經錯失了時機。
當深圳的商品房均價突破5萬/平方米時，要“逃離”的，就不只“北上廣”。
7月2號，一批華為人坐上了大巴，從深圳搬往東莞松山湖上班——那裡有更廉價的土地，能夠容納華為不斷擴大的版圖。
“華為是一座很大很大的宮殿，就像他們在松山湖建的別墅，壯大美好，有著自己的系統、價值觀、供給、空氣，與外部既連接又隔絕。”一名華為女員工如此描述。
然而，“宮殿”裡的空氣，卻深切地引發了尚超的不適。
一個同事，入職之後，每天在QQ微信幫公司帶貨堪比微商。一個月後他晉升為小領導，留下兩個幹了一年的同事面面相覷。
更要命的是“毫無營養”的工作。“改個價格，改個文案，就是讓你做一顆螺絲釘。”
但無論如何，這座被白牆包圍的巨大建築，依舊是很多人心中的 dream place。
“好多騰訊、小米的人想跳槽到華為——沒別的，外派個幾年，掙一筆錢。然後拜拜！
“深圳是個‘貼地飛行’的城市，發展很快又很接地氣。”
這八年，他住過四個區，搬過至少五次家，似乎自己也在這座城市裡貼地飛行著，不知道以後是否有著陸的機會。
8月的一天，尚超也坐上了自己的“大巴車”，在30多歲這年，頭也不回地離開了白牆包圍的華為。
用他自己的話說，那就是：“天亮前盤算好自己的慾望清單，再投身到烈日驕陽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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