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家常說“每一代人都要重寫歷史”。為什麼這樣說呢？斯塔夫裡阿諾斯的解釋是：“我們每一代人都需要重寫歷史，因為每個時代都會產生新問題，探求新答案。”希爾也說：“因為過去發生的事件本身沒有改變，但是現在改變了，每一代人都會提出關於過去的新問題，發現對過去都有一種新的同情，這是和他們的先輩所不同的。”他們說的確實有道理，因為時代變了，人們看待自己的過去的眼光也就變了。
從歷史中發現今天中國經濟奇蹟的內在根源
過去40年，世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這些變化如此之大，值得我們多次重寫歷史。在這40年的諸多變化中，最引人矚目的變化莫過於這期間所出現的“中國經濟奇蹟”了。
1986年，柏金斯寫道：“18世紀中期工業革命在英國發生，隨後橫掃歐洲其他部分和北美，用了250年的時間，才使得這些地區實現工業化，提高了今天世界23%的人口的生活水平。而中國今天的經濟發展倘若能夠繼續下去，將在四五十年內使得世界另外23%的人口生活在工業化世界中。”他的預言，到今天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現實，中國已發展成為第二大經濟體和世界第一貿易大國。
今天的中國是過去的中國的延續，這種聯繫是割不斷的。要真正認識今天中國的經濟奇蹟，必須回看過去，從歷史中發現今天中國經濟奇蹟的內在根源。而帶著今天的新問題去看過去，歷史才會復活起來，展現出新的面貌。
正如克羅齊所說：“當生活的發展逐漸需要時，死歷史就會復活，過去史就變成現在的。羅馬人和希臘人躺在墓穴中，直到文藝復興歐洲精神重新成熟時，才把他們喚醒……因此，現在被我們視為編年史的大部分歷史，現在對我們沉默不語的文獻，將依次被新生活的光輝照耀，將重新開口說話。”事實上，早在80多年前，顧頡剛就已說過：“現在用了新的眼光去看，真不知道可以開闢出多少新天地來，真不知道我們有多少新的工作可做。”在今天，情況更是如此。
在這40年中，經濟史學本身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一方面，由於各種技術（特別是數碼科技）的發展，各種史料大量出現，以至勒高夫說“歷史學今天正經歷著一場‘資料革命’”。
另一方面，新的理論和研究方法也層出不窮，呈現出異彩紛呈的局面。雖然這些新理論、新方法是否能夠最終站得住還需要時間檢驗，但不可否認的是，它們大大豐富了我們的研究手段，使我們能夠做到劉子健所說的“史採佳法”。
40多年前伊懋可的《中國過去的模式》結論過時影響猶存
以“加州學派”的出現和“大分流”問題的持久討論為標誌，中國經濟史研究進入了國際經濟史學術主流，成為國際經濟史學的一個重要部分。中國經濟史研究新成果不斷推出，新理論、新觀點不斷湧現，大大改變了以往學界對中國經濟史的認識，在一些方面甚至顛覆了傳統的共識，從而使得我們對歷史上中國經濟的真實情況有了更正確的瞭解。
然而，這些新成果、新認識還主要侷限在專業的經濟史學家的“圈內”，大多數“圈外”人士對它們知之甚少，甚至完全不知曉。這種情況，對於今天我們重新認識中國的歷史起到非常消極的作用。
作為社會的成員，經濟史學家的一個重要任務是向社會提供最新和最好的研究成果，從而改進社會各界人士對於經濟史的認識，使他們能夠與時俱進，用新的眼光去看過去。然而在這方面，經濟史學界還未做得很好，社會大眾對中國經濟史的看法，基本上還停留在40多年前伊懋可的《中國過去的模式》一書中的總結性認識上。
這本書在對1970年代初以前國際中國經濟史學的主要認識進行總結和提煉方面，可以說是功不可沒。有意思的是，該書所描繪出的中國經濟史演變的輪廓，也和中國國內經濟史研究的主流看法高度契合。因此，該書可以說是40多年前國際中國經濟史界主流認識的集大成者。該書出版後，影響一直持續到今天。
在過去的40多年中，不僅許多學者自覺或不自覺地持有該書的許多觀點，而且20世紀末以來中外出現的許多有影響的新理論，如果仔細來看，都可以從《中國過去的模式》中追尋到其學理的根源。
然而，儘管在學術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該書的基本理論仍然建立在西方中心論的立場之上，把西歐的歷史發展模式作為討論中國經濟史演變的出發點。這個立場，在該書出版後的40多年裡，已經受到越來越多的批評。
本書使許多人能夠更好地擺脫“根深蒂固的心理障礙”
令人遺憾的是，在過去40多年中，雖然關於中國經濟史研究的成果不斷推出，但像《中國過去的模式》這樣既能夠反映當時的經濟史學重大成果，又能夠適合從大學生到專業研究者的廣大讀者需要的中國經濟通史，卻一直未能出現。由於沒有這樣一部中國經濟通史，因此以往關於中國經濟史的諸多已經過時甚至是錯誤的觀點，今天依然廣為流行，甚至成為大眾心中不言而喻的“定論”。因此，寫出一部更好的著作，是國際中國經濟史學界的當務之急。我在大學裡講授中國經濟史多年，深切地感受到這一點。
《劍橋中國經濟史：古代到19世紀》一書的出版，不僅為專業的中國經濟史學者開闊了眼界，使他們中的許多人能夠更好地擺脫“根深蒂固的心理障礙”和“心甘情願地放棄他們的積習並且對他們工作的基本原理進行重新思考”，而且本書也以流暢的文字和平實的語言，使得廣大歷史愛好者能夠從中得知中國經濟史的最新研究成果，從而改善他們對於中國經濟史的認識。我相信，國際中國經濟史學界內外人士，都將從本書中受惠良多。
（作者為北京大學人文講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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