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签了《马关条约》回国的时候，为何还受到热烈的欢迎？

日尧居k古史

面对一场景，同船的美国前国务卿科士达，深为疑惑和吃惊。他在日记中写道：他们对李鸿章举行一个大的欢迎，好像他不是签订屈辱的合约，而是凯旋归来。大沽炮台鸣炮致敬，铁路沿线排列的军队，举枪敬礼，管理们叩头致敬，表示完全的顺服，似乎整个天津到车站奏军乐、鸣礼炮来欢迎他。

回想办理洋务三十年来，虽然“日在谣塚之中”，但并不能影响李鸿章在仕途上的扶摇直上。甲午之前，李鸿章的正式身份是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可以说，他圣眷正隆，达到他一生的顶点，为同僚们望尘莫及。不想中日事起，甲午一败，赴日乞和，李鸿章成为众矢之的，尤其为文坛士林所不容。

当时在天津的直隶布政使陈宝蔵，就拒绝拜会李鸿章，一听闻李可能复任直隶总督，抛下“李公朝抵任，吾夕挂冠去矣”之语，大有不共戴天之势。

事实上，凡是有点热血的文人，得知李鸿章赴日议和的消息，笔端不免注满责骂：据三月间《申报》：

“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出使日本议和，近已得议和确音，谓朝鲜及旅顺、威海卫等所失之地，均永归日人管辖，南省彰湖、台湾亦永归日人管辖，并赔日人兵费洋三百兆两，分作七年交清。国本空虚极矣，为大臣者不能背城借一战为国雪耻，而始终以一和字为上策，如此割地求成，虽小国尚且耻之，况堂堂中华乎！李合肥误国之罪，较之秦长脚（桧）殆有甚矣，阅竟为之一叹。”

写下这段文字是浙江瑞安的私塾先生张桐，常年待在本乡。他是从《申报》上得知李鸿章赴日议和的消息。要知道，当时《申报》对和议的态度尚平实，大体表示理解，查阅此期的《新闻报》、《字林沪报》、《直报》，无一不是猛烈抨击。李鸿章尤对《新闻报》的攻击耿耿于怀。

这是李鸿章这代人越不过的道德包揪，在重义轻势的天朝国度，求和等同于卖国，签下赔款割地的条约犹如汉奸。幸有慈禧太后的眷顾，才略受“薄惩”。但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淮系一派的人物于半年内一一去职，对李鸿章的打击不可谓不大。

他的女婿张佩绝，就很为其处境感到忧虑，致信给当时的总理衙门大臣李鸿藻，希望帮忙保全。他的兄长李激章，也连忙来信提醒，建议他在此危难之际，寻机告老还乡。也有幕僚建议李鸿章即刻进京，为自己分辨并说服光绪帝及群臣批准合约。

但经过一番考虑，李鸿章决定先避居天津，静观其变。到达天津当日，他便上了《中日会议合约已成折》。为了草拟出一份可以交代并不卑不允的奏折，李鸿章应该思虑了很久。在简述谈判经过后，他引咎自责，他强调了自己的努力挽回，但也深知条约内容之奇刻而感“愧悚交集”，一向以“挺经”自持的他，不免沮丧地称自己“无能为力”，期盼内外臣工齐心协力、变法自强。

在无所筹谋的情况下，李鸿章派科士达进京，游说批准条约。选择科士达，大概是看中其美国的中立身份。临行前，李鸿章为科士达详细解释每一位军机处大臣的性格和政治背景，并派自己的幕僚伍廷芳做他的帮手兼翻译。

到了北京，他又担心伍廷芳的出现会让军机处反感，临时替以美国公使的翻译。李鸿章如此小心翼翼，是因为整个中枢政局在甲午战争期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