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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歧视的童年
杨新海家住河南省正阳县汝南埠镇的张夹行政村杨陶庄村民组，这里不通客车，从村里到汝南埠镇有3公里多的距离，道路凸凹不平。晴天，道路上被大车小辆辗轧得几乎翻成了筏头地，普通三轮车也难以行驶，雨天，路上的淤泥几乎深不见底，人踩上去也拔不出脚来，车辆根本无法通行。这是杨陶庄通往汝南埠镇的惟一的道路。
在杨陶庄村的200多户村民中，杨新海家是非常贫困的。他的父亲杨俊关和母亲杨詹氏住在自己修砌的低矮的茅草房里，就在这低矮的茅草房里，杨俊关夫妇生下了6个子女。近年来，随着子女们一个个长大成人，先后搬了出去，但老两口仍然住在这里。用杨俊关的话说，现在"房子已破得不行，一下雨，就得用塑料布盖一下"。
茅草房的一头是杨俊关夫妇的卧室，屋里除了一张破旧的松木床，再也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床上的被褥也打上了不少补丁。松木床的旁边，便是老两口的厨房，用砖泥混砌的灶台上，支着一口铁锅，每到做饭的时候，整个屋子里便浓烟滚滚，呛得人喘不过气来。茅草房的四壁，半人高以上的地方，都有烟熏火燎的痕迹，尤其是房顶上，黑漆漆的，像是随时要滴下油来。茅草房的另一头便是牛槽，老两口喂养的一头瘦巴巴的耕牛拴在牛槽后面，白天，杨俊关把耕牛牵出去役使或拴在屋外的树底下；晚上，把耕牛牵进屋来喂草料，然后，就让它栖息在牛槽的后面，牛粪牛尿也排泄在这里。每到天亮的时候，牛槽的后面就成了一道牛尿的河，杨俊关每天都要用土坷垃垫在耕牛的脚下，牛粪、牛尿和土坷垃越积越厚，隔一段时间，杨俊关就要找人对牛圈清理一次。一走进这间人畜混住的房子，既有一股农家烟炊的熏燎味，也有一股浓浓的牛粪、牛尿的臊臭味。这就是杨新海出生的老屋。
杨新海生于1968年7月17日，属猴。上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下有一弟一妹。杨新海的爷爷是地主成分，他家的成分是富农，在那个唯成分论的年代里，这些成分的人都是属于专政对象。因此，在杨新海很小的时候，他家就受到歧视，他还年幼不懂事儿的时候，就时常被村里同龄人称为"地主羔子"，嘲笑他、羞辱他，使他备感屈辱。尽管兄弟姐妹很多，但他从小就在村里有一种孤独感，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游离于人群以外，这使他从小养成了孤僻、内向、不爱说话的性格。
正阳县属于河南省驻马店市，这里本来就是比较贫困的地区，杨新海的父母孩子多，花销大，比一般人家显得更贫困。杨新海虽然兄妹6人，家里却没有一个上学识字的，也正是由于父母生了他们6个儿女，排行老四的杨新海"从小就不受重视"。在杨新海的记忆中，从没有人给他买过衣服，也没有人给他买过爱吃的东西，更没有任何人教他读书识字。
1976年暑假，杨新海已经8岁，不知为什么突然有了上学的冲动，向父亲闹着嚷着非要去上学，父亲叹了一口气说："哎，你们兄弟姐妹6人全是睁眼瞎，也不是个办法，小海儿要上学就让他去上吧。"父亲把他领到学校报了名。老师对他进行测试时，发现这个孩子脑瓜特别聪明，于是，没上过一天学的他直接上了小学二年级。杨新海知道家里供自己上学不容易，从上学开始就十分用功，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杨新海的身体没有同龄人发育得快，尽管他到8岁才开始上学，在同班同学里，年龄算是比较大的了，但他的个子并不高。加之和他与生俱来的地主成分产生的威压，使他在内心深处产生了严重的自卑。在学校里，他怕别人欺负他，轻易不敢和同学说话，一到学校就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看书，下课后除去上厕所也不出来玩。由于他一门心思用在学习上，他的学习成绩一直是班上最优秀的。
放学回到家，幼年的杨新海常常一个人愣愣地独处，呆呆地对着一个地方看，对着一种东西看，一看就是老半天，看得时间长了，他好像看出一点门道来，他就模仿着把看到的东西画下来，一开始画得不像，画着画着就像了。从他开始上学时起就喜欢画画，一回到家里，他总是把自己关在屋里画画、写字，据村里人讲，"海儿从小特别聪明，喜欢画画，画啥像啥。"
70年代的中国农村，实行的还是公社化行政体制，所有的农村老百姓都称为公社社员。人民公社下面是生产大队，生产大队下面是生产小队，生产小队是最基础的经济核算单位。生产小队对社员的劳动计酬方法是按其贡献大小发给工分，社员凭工分的多少领取口粮和参加年终分红。为了给家里多挣工分，减轻父母的生活负担，杨新海一到周末放学后，就下地割草或者给生产队放牛，割的草交给生产队的饲养室挣工分，放牛可以直接记工分。
在村民的眼里，幼年的杨新海懂事、勤快，老实得很，是个好孩子。他每天默默地去上学，放了学又默默地回家。回到家里，他不跟别的小孩玩耍，一个人默默地玩，从不和别人多说一句话，也从不惹是生非。据当地派出所的一位民警说："杨新海小时候连杀个鸡都不敢，我们也想不通他怎么成了嗜血成性的杀人狂。"
在杨新海的记忆中，有两件事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很大的阴影。
第一件事大约发生在杨新海上小学的时候。那时，他的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已经结了婚，家里只剩下父母领着他和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一家5口住在3间破旧的房子里，周围是就地取土打的墙，上面是用麦草苫的屋顶。父母住在东间，他和弟弟妹妹住在西间。一天下午，他放学回到家里，只见3间破旧的草房乱糟糟的，父亲和弟弟妹妹都不在家，只有母亲独自坐在院子里抽泣。他预感到家里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便不声不响地坐在母亲身边。母亲止住哭泣，抬头看了看他，一把将他揽在怀里，又大放悲声地哭起来，边哭边抽咽着说："海儿，你爹他喝药了！咱们娘儿几个咋活啊？" 杨新海劝娘不要哭，有话慢慢说。娘擦了擦眼泪告诉他：当天下午，哥哥家的小孩在地里玩时，偷掐了生产队的油菜花，被生产队的干部抓住了，马上召开全队社员大会批斗哥哥，让他承认是他有意唆使"地主羔子"破坏生产。哥哥说，那是小孩不懂事造成的，我没有唆使他。生产队干部说哥哥不老实，要对他进行罚款。杨新海的父亲杨俊关也被叫去参加批斗会陪罪，回到家里一直唉声叹气，趁杨新海的母亲不在跟前，气得喝下农药要自杀，当母亲发现时，父亲的口中已经溢出白沫了。母亲赶紧叫来哥哥，一家人慌手慌脚拉着父亲去医院抢救，现在，父亲是死是活还不得而知。
杨新海本想去看看父亲怎么样了，但他不知道哥哥们把他拉到了哪个医院去抢救。他抬头看了看苍茫的天色，太阳早已下山，不知何时，夜幕已经笼罩了大地，他突然生出一种世界末日来临的感觉，那无边的黑夜好像对他产生了无穷的威压，使他觉得喘不过气来。 后来，虽然父亲大难不死，但杨新海对这件事很想不通。此时，他已经是一个11岁的小学生，逐渐有了自己的想法，有了自己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和认识，他认为，小孩掐油菜花儿玩，在农村本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儿，为什么到了我们家人的头上就成了现行搞破坏？地主、富农的后代就永远坏吗？因为这么一点点小事就要挨批斗，这往后的日子还咋过呀？
还有一件事是杨新海上了高中以后发生的。那时，农村的行政体制已经由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改为了乡政府、村委会、村民组。随着行政体制的改革，唯成分论的观点也越来越淡化，他家也和其他村民一样，分到了责任田。尽管成分淡化了，但是，多年来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阶级斗争意识却一时无法彻底革除，像他们这样成分高的家庭仍然在人前感到抬不起头来。
杨新海刚考上高中那年，他的哥哥需要盖房，村里给他哥哥划了一片宅基地，哥哥欢欢喜喜地购置了盖房所需的东西，请人看好了黄道吉日，动手盖起房来。可盖房工程刚刚开始起步，村里一家势力较大的人家看上了这块"风水宝地"，也要在这块地方盖房。杨新海的哥哥当然不让，两家为此打起了官司。经多次找村委会干部调解，最终仍不了了之。后来，对方见不能强占这块地方，为了不让杨新海的哥哥盖成房子，硬是在这块地上挖了个大坑。
对当时发生的这些事，杨新海无能为力，也不好说什么，但却在他的心里留下了抹不掉的痕迹，用杨新海的话来说，经历幼年时的种种遭遇，"我感到这个世界上很多事儿太不讲理了"。
杨新海幼年时生活的驻马店地区属黄淮海平原地区，土地算是肥沃，人口密集，工商业非常不发达，众多的人口拥挤在有限的土地上。人民公社化时，这里的老百姓大部分人家缺粮吃，改革开放以后，老百姓才有粮食吃，有衣服穿，但就是没有钱花，没有任何多余的积蓄，大量的劳动力要么外出打工，要么在家闲置，本地没有任何可以引以为荣的工商企业。黄淮海大平原是中国最适宜进行大农业的地区，但是大量的农村既有人口决定了不能很快地进行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大量的人口都依靠有限的一点土地生存，生产效率极其低下，土地成为维系温饱的惟一因素，只要这几亿人在土地上，就不算失业，我们国家并没有把这些人算作失业人口，他们也不享受任何的社会保障。因此，这里的贫穷和落后状况就一直不能得到有效、快速的改变。
杨新海的家离县城只有十五六公里远，但直到初中毕业他还没到县城去过，他所见到的全部世界就是周围灰褐色的村庄，他所经历的全部生活就是一天到晚为吃不饱肚子而发愁，他所留下的很多记忆都是暗淡的、没有任何色彩的灰色记忆。高中时，杨新海爱上了文学，这以后，他的语文成绩一直比较好，后来，虽然中途辍学，但他的写作还是有一定的基础。杨新海落网后，曾在狱中写过回忆录，第一部分的题目是《乡愁》，这部分主要是记录他幼年时对家乡留下的印象，一开头写道："我们村子的西边，有一条弯弯的小河；小河上边，有一座桥，那座桥给我留下了屈辱的记忆……"
我们在杨新海家乡采访时，有村民告诉我们：杨新海小的时候不仅喜欢画画，而且还喜欢文学。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他生活在一个条件好一点的家庭，爸爸妈妈会为他萌发的绘画天赋欣喜不已，会为他刚刚显露的文学细胞而感到自豪，千方百计培养他，想方设法帮助他，为他提供成为画家或文学家的机遇和条件。如果这样，也许今天的他至少不会是一个人人喊诛的杀人犯、遭人唾弃的丑恶化身。罪恶的根源还是贫穷落后和缺乏教育，这些东西像是一块巨大的土坯，牢牢地压在杨新海这个刚刚钻出地面的嫩草芽儿上面，把它压得弯弯曲曲、七扭八歪。由于这种心理的萌发和膨胀，把他变成了一个畸形儿，形成了和常人不一样的思考方式和方法，慢慢地嬗变成了一个冷血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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