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故乡，四川省资中县，有一个古地名，叫雎（jū）家坝。解放后直到20世纪末的几十年里，还设立过资中县雎家乡（公社）。虽然现在区划调整，雎家乡已经撤并，但雎家坝村还依然存在。按常理，雎家坝，地以人名，当地应该雎姓人氏较多。不过，让人奇怪的是，
那里找不到一个人姓雎。很多年前，我为此曾请教过当地的一些长者。一种说法是，这"雎"字儿，可能写错了，应该是"睢（suī）"。对这种没有依据的猜测，我十分怀疑，因为当地也找不到姓睢的。这"雎"字儿确实不太常见，当时乡政府的一些工作人员也常把"雎"写成"睢"，但这并不意味着古老的地名，就可以让那些后生随意乱改，更何况连"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诗经》名句和春秋战国"唐雎不辱使命"的故事都不知晓的人，又何德何能去让一个古地名改换名称呢？
还有一种说法，几百年前，这个地方，确实叫雎家坝，但在"湖广填四川"我们的祖先上川来时，这一带全是没过头顶的野草和高耸入云的森林，续行数日，都荒无人烟。一位几年前已过世的长者还曾告诉我，他的祖上有这样一个传说，先祖来到这里垦荒种地时，从茂密的森林里发现有空无一人的房屋，虽朽败却还未完全倒塌，院坝里还有人的尸骨，甚至屋里的床上还挂着雪白的麻布蚊帐，但伸手一摸，就立即变成粉末。这表明，先前在这个地方居住的四川土著居民，可能在很多年就逃离或因故灭绝了。在谈及地名时，这位长者说，几十年前，他还在经过雎家坝的古驿道（茶马古道的一部分）旁，看见过一块残碑，尽管年代久远，风化严重，上面的字迹模糊不清，但他确实能肯定石碑上面有"雎家"二字的痕迹。
很小的时候，也经常听老人们说，我们的祖先不是土生土长的"四川人"，周围所有家族全是"湖广填四川"时，才千里迢迢迁徙入川，都是湖广人的后裔。那时的交通并不发达，如此背井离乡、长途跋涉，其中的艰难险阻可想而知。我也曾多次向前辈们问询先祖上川来时的一些情况，但都说不具体，答案也大同小异：张献忠屠蜀，把原先的四川人剿灭绝种了。康熙皇帝下诏，让湖广人来填四川，于是先祖几兄弟便挑着箩筐跟随人流离开了故乡。上中学的时候，听前辈说到祖籍"湖广"二字，他们都说是湖南省和广东省。后来查阅了大量史料，并实地寻根走访，才知道，先辈们一代一代，口口相传的那些信息，也并不完全属实。
四川简称蜀，是我国西部最大的盆地，温和湿润的气候让这一片沃土自古就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可以说是人类休养生息的天生福地，也是历代割据政权拓展疆域的根据地。但幸福和灾难往往就像是一对孪生兄弟，很多时候，总是如影随形。宋徽宗大观四年（1120年）全国有12500万人，四川人口居全国第一，将近一千万。而据《四川通志》记载，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进行人口统计时，全国有人口10171万，而四川却急剧下降，仅余9万多人。
从近年的出土文物和研究成果来看，造成四川人口锐减的主要原因大致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宋朝抗金、抗蒙战争
宋朝时期，崇尚以文治国，有些重文轻武。但它能够比较成功地应对辽、 西夏和金的轮番入侵，内部保持相对稳定，从而使其科学技术成就达到世界巅峰，这实属一个奇迹。两宋时期，四川也可谓是人文荟萃，时称"人文之盛，莫盛于蜀"。不过，当时四川军民为抗金战争拼尽全力，虽然最后取得了胜利，却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但是，在接下来面对强大的蒙古帝国时，南宋王朝就没那么幸运了。在公元1123年至1279年南宋灭亡的这五十多年里，以屠城闻名的蒙古人曾经三次攻陷成都。仅1231年，拖雷引兵进攻四川，大肆屠杀成都居民，城中遗骸就达到140万，巴山蜀水的空气里也飘着血腥的味道。由于成吉思汗在建国之前，蒙古人还没有文字，后来才创制了畏兀儿字的蒙古文。到1260年，忽必烈又命国师在藏文的基础上创制了"蒙古新字"作为官定的蒙古文。所以，蒙古建国前后的一段历史，全部是后来追述的，非常简略粗糙，有不少瑕疵，很多当初的事实真相或许早已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了。但有学者从宋史、元史和明史等资料提供的数字统计，四川在惨遭蒙古铁蹄践踏之后，人口由原先的1000万下降到了60万左右。
二、明末清初的自然灾害
明朝初期，全国人口仅有五千多万。经过两百多年的励精图治，至17世纪初，人口已近2亿。那时，四川人口也有了大幅度的增长。但明代是一个灾害频繁的王朝，在其277年的历史中，记录在册的自然灾害就发生了5000多次。真正达到了"旷古未有之记录"。这一时期的灾害除了具有数量多、频率高的特点外，还呈现出空间分布广、时间主要集中在王朝后期的特点。在明朝前期比较清明的吏治阶段，各级官员能积极投入到备灾救灾活动中去，往往有灾而无害，降低了灾害给百姓带来的苦难。在中后期吏治日趋腐败，各级官员消极懈怠，甚至贪污腐化、中饱私囊，出现了无灾变有灾、小灾变大灾的异常情形。当明末出现惨绝人寰的旱、蝗、疫灾三位一体巨大灾难，让南京城"死者甚众，聚宝门军以豆计棺，日以升计"时，严重地激化了大明王朝的社会矛盾，形成了社会动荡，农民起义的烽火几乎蔓延到了整个中国。崇祯十四年（1641年），左懋第奉命督办从江南向京城运送粮食，看见江南发生饥荒，他在给崇桢皇帝的奏章中这样写道："见人民饥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流冠杀戮，村市为墟，其他饥疫死者，积水涯，河为不流。"足见明末天灾人祸之惨烈。据《四川通志》记载，明朝万历二十六年，四川的各个州县也都发生了大的疫灾，致使地旷人稀，人口再次急剧下降。
三、明末清初农民起义和三藩之乱
明朝末年，政治腐败，天灾频发，但统治阶级却横征暴敛，涸泽而渔，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特别是农民，除了造反，别无出路。崇祯三年（1630年），李自成、张献忠等揭竿而起。其中张献忠率领的起义大军先后五次进入四川，于1644年8月攻入成都，很快控制了四川大部分州县，宣告建立大西政权。但是，在清军、南明军和地主武装的夹击下，起义军严重受损。两年后，张献忠在西充抗击清军时阵亡。起义军余部在刘文秀、孙可望等部将的带领下，向贵州方向转移。1650年，义军再次进入四川，在川北与清军激战，遭到了清军的残酷镇压，后转战西南各省，坚持了十多年。明末的这场艰苦卓绝的农民战争，起义军与明军战斗了17年，与清军战斗了14年，虽然最后功败垂成，但它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动摇了其统治根基。
三藩之乱，是指康熙十二年（1673年），以平西王吴三桂为首的平西、靖南、平南三藩，以朝廷撤藩之议为由，纠集海内外反清势力起兵反叛，吴三桂在云南杀巡抚朱国治，进而占据四川。清朝平息"三藩之乱"历时八年。
明末清初这些持续达三十多年的战争，满人杀汉人，汉人杀满人，地主武装杀农民，农民杀反动武装，尤其是明朝政权的垂死挣扎和清军入关后在四川丧心病狂的屠杀，让富饶的天府之国因此生灵涂炭，成为了"百里人烟俱灭，莽林丛生、狼奔豕突之地"。
但我们在翻阅清朝编撰的历史文献时，大都一致认定张献忠是屠川的罪魁祸首。清代著名学者、近代启蒙思想家魏源的《湖广水利论》中有这样一段话："张贼屠蜀，民殆尽；楚次之，而江西少受其害。事定之后，江西人入楚，楚人入蜀。故当时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谣。"这就是"湖广填四川"的由来。
其实，那是满清为巩固政权，指使御用文人篡改史实，编造张献忠屠蜀的谎言，并以此掩盖清军在四川进行的大屠杀。
张献忠在四川称帝建立"大西国"是在1644年，恰好那一年清兵入关，而清廷派兵入川则是在两年之后。既然在四川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当然是想经营四川，可一建国就在自己的国家内部开始灭绝人性的大屠杀，那建国还有什么意义呢？
清朝所编的史料说张献忠屠杀了六万万男女，也就是六亿人。这一看就知道是弥天大谎。编著清史的时候，清朝早已稳定，张献忠本人及其残部也已被消灭，即使照实记录，相信也不会对清廷政权有太大的影响，那为什么还要在官方的史实记录里如此夸大其词、极力丑化张献忠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四川"千里无人烟"的主要凶手就是清军。因为屠杀的规模太大、死人实在太多，以至于不得不从湖广一带大量移民到四川，罪行难以掩盖，就只有把责任推给早已死去的张献忠了，以防止其治下的臣民了解真相后影响其政权的稳定。
关于清史造假栽赃，还可从满清的"七杀碑"传说中可见一斑。据说张献忠在他杀人的地方立了一块碑，碑文是这样的："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然而，1934年，一位英国传教士在四川广汉找到一块张献忠立下的"圣谕碑"，碑文内容却是："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其大意是说：慈悲的上天赐给人万物，而人却无一物可用来报答上天，人需要反省。这是劝人敬天行善，根本就没有一点杀气。而清朝的御用文人，把前两句留下，后面的内容改为七个"杀"字，来凸显张献忠的残暴，给他扣上"杀人魔王"的帽子。不仅仅是清朝史料记载，就连民间也有张献忠杀人如麻的传言，其中固然有可信的成份，但若说他真的在四川杀了几千万甚至是六亿人，那显然是无稽之谈，因为当时的整个中国的人口还只有一亿多。
其实，清军才是四川大屠杀的制造者。因为四川是抵抗清军最顽强的地方之一，清军每攻下一城，必杀人屠城。目的是要杀一儆百，灭四川人威风，震慑天下反清之人，以求巩固政权。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1649年，满清攻入四川时发布的文告中得到印证："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满清入关后，他们制造了包括四川大奢杀在内的朔州之屠、南京之屠、苏州之屠、无锡之屠、昆山之屠、常熟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等数十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真的是到了"杀人不眨眼"的地步。几十年后，雍正也亲口承认了清军屠杀平民，对四川人口减少造成巨大影响的事实。雍正七年九月癸未（1729年）的《清世宗实录》里有这样的记载："其不法之将弁兵丁等，又借征剿之名，肆行扰害，杀戮良民请功，以充获贼之数，中国人民死亡过半。即如四川之人，竟致靡有孑遗之叹。其偶有存者，则肢体不全，耳鼻残缺。此天下人所共知。"
清朝康熙初年，历经战乱和天灾的四川荒凉凋敝。四川新任巡抚张德地从重庆乘船到泸州,一路巡查,发现传说中的天府之国竟然荒无人烟。康熙七年（1668年），他忧心忡忡地向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我被皇上荣幸地任命为四川的最高地方官员，来到这片饱受战火摧残的地方一展宏图。但现在当我站在满目疮痍的昔日天府，增赋无策，税款难征，使我感到局促不安、寝食俱废。我等下官受皇上差遣，唯有精忠报国效忠朝廷。经过几日思索，我觉得要重振四川天府之美名，唯有招来移民开垦土地，重建家园，除此似无别的良方上策。"
那些年，康熙皇帝也正为全国的税收和重建问题发愁，后来便颁布了一份如下的诏书。
《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朕承先帝遗统，称制中国，自愧无能，守成自惕。今幸四海同风，八荒底定，贡赋维周，适朕愿也。独痛西蜀一隅，自献贼蹂躏以来，土地未辟，田野未治，荒芜有年，贡赋维艰。虽征毫末，不能供在位之费，尚起江南、江西，助解应用。朕甚悯焉。今有温、卢二卿，具奏陈言：湖广民有毂击肩摩之风，地有一粟难加之势。今特下诏，仰户部饬行川省、湖广等处文武官员知悉，凡有开垦百姓，任从通往，毋得关隘阻挠。俟开垦六年外候旨起科。凡在彼官员，招抚有功，另行嘉奖。康熙三十三年岁次甲戍正月初七日诏
于是历史上轰轰烈烈的"湖广填四川"便逐步走向了高潮。据考证，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十几个省的居民都在移民之列，其中以湖广等省人口最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府也采取了一系列配套措施吸引外地移民。到1840 年，四川人口便又恢复到了3833 万。据《成都通览》记载："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其中，湖广占25%，陕西10%，广东、广西10%，河南、山东5%，云南、贵州15%，江西15%，安徽5%，江苏、浙江10%，福建山西5%。
所以，现在的四川人十之八九不是老川人，大多是三百多年前湖广移民的后裔，我的湖广祖先也是在那个时候来到了雎家坝。
参考文献：
《宋史》、《元史》、《明史》、《明实录》、《中国通史》（陈恭禄）、《中华通史》（陈致平）、《中国人口史》（葛剑雄主编）、《四川通志》、《明太祖实录》、《清世宗实录》、《明清史料·户部题本》、《续文献通考》、《灾害与明代政治》（鞠明库）、《张献忠论传》（袁庭栋）。对提供曹氏和刘氏家谱的友人，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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