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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中國古代歷史上，沒有出現過神權一家獨大，乃至於壓過君權的時期呢？即使是梁武帝，佛教大好基友，把自己都給捐獻給寺院了，也沒有出現過教權一統天下的局面。

原因主要有三個。第一個原因，中國的國土雖然廣闊，但民族成分比較單一，比如95%以上都是漢族人口，這樣比較容易管理，不易分裂。而分裂，則給宗教壯大勢力提供良機。第二，中國的地形比較平坦，雖然局部看溝壑很多，也有很多大江大河，但與歐洲比較，則屬於溫和的地貌。看看歐洲，地貌比中國複雜多了，地形呈現破裂狀。中國地形好，則容易造就大一統王朝。而在大一統的國家，君權都是非常強悍的，國家的體型越龐大，皇帝的力量越大，不像小國家，抵禦不了神權。第三個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儒家或者說儒教在中國朝堂上具有意識形態的壟斷地位。

儒家到底是不是宗教，學術界爭論很大，比如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前所長，任繼愈先生，他就認為儒家是一種特殊的宗教。任先生的弟子，儒學會會長，李申教授也認可這個結論。這個暫且不表。無可否認，儒家的力量很大，在中國2000年的思想史裡面，佔據了絕對優勢，因為儒家掌握了絕大多數的資源。即使是皇帝，也要拜孔子，因為孔子是萬世師表，只要你讀儒家經典，孔子就是你的老師，包括皇帝。通過科舉，儒家弟子牢牢把握了做官的資源，使得世俗的力量呈現壓倒性態勢。而神權不具備這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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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疑探索者

主要有兩個原因：

1. 中國的歷史，在周朝轉了一個彎。

2. 中國是大一統的國家。

先說第一點。商朝是一個重視鬼神的王朝。不但有祭司，還有國王。有點類似於東羅馬時代的大牧首和皇帝之間的關係——皇帝雖然是法理上的最高宗教領袖，但是因為皇帝日理萬機，所以必然有很多宗教權力下放給了專職的宗教官。

如果沒有商周易代，沿著這條軌跡發展下去，那倒是可能會出現神權和王權在亂世有制衡的情況，就類似於中世紀的歐洲。但是周朝對商的取代，對中華文明的大方向上的扭轉是巨大的。周朝重宗法，在周朝的世界觀裡，天是非常抽象的的存在，而真正在政治和生活起作用的是祖先的傳承——也就是儒家一脈。所以後來儒家發揚光大，到後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就已經沒有神權存在的土壤和空間了。

第二點，中世紀的歐洲是一個分裂的社會，法國、英國、神羅在歐洲大陸各執一端，這個時候就有了神權在其中折衝樽俎運作的空間；而當其中一個國家獨大的時候，神權往往是被壓制的，比如教皇就曾經被法國挾持了七十年，稱為“阿維農之囚”。而中國大部分的時間，都處在或者至少名義上處在大一統的皇朝下，神權能夠運作的空間非常有限。

舉個具體的例子，當朱元璋沒有當上皇帝的時候，對龍虎山上的張天師特別客氣，直接稱呼其為“嗣漢天師”；而當自己當上皇帝之後，則以“天豈有師”為理由，直接讓天師改稱“大真人”來貶抑之。這就是分裂和大一統的情況下最明顯的區別。

經史通義

在中國歷史上，神權壓制王權的難度有點大，不具備操作性。

第一，中國是一個，擁有完備歷史記錄的國家。

從三皇五帝到當朝當代脈路清晰，在這種情況下，中華民族很少會在歷史進程中迷失自己。所以，神權很難從中插上一腳，比如佛教進入中國後為了讓人們接受，只能進行本土化改革。

（中國歷史記錄完善，從原始社會到當代都能說清楚，各國文化中唯一了）

第二，王權並不是憑空而來的，它來自於最基層勢力的支持！

古人云，王權不下縣！

所以，嚴格意義上來講，像劉邦這種曾經當過亭長的人，並不屬於公務員，但他卻是古代社會統治民眾的基礎。在中國，從民間到皇帝，不崇拜神而崇拜祖先，祖宗崇拜的思想一直都是主流，思想上的統一，利益上的一致，也讓神權很難取而代之，得民心者的天下。

（統治者知道，王朝的建立來自於民眾的支持而不是神）

第三，中國文化中，神和人是利益交互的關係！

在中國的文化裡，神仙和老百姓之間是一個利益交互的關係。

打個比方，天不下雨了，老百姓會去龍王廟求神降雨。說是去請求神仙降雨，實際上就是拿著各種禮物去和龍王進行利益交換。意思就是說，東西給你了，你要收下就給我降雨。你要收下不降雨，就把廟給砸了，做神不能沒有誠信！

（據說西門豹的廟也因此被砸過）

可見，在中國老百姓的心中，對於神並沒有像一些國家那樣保持著無條件的敬畏和迷信。

第四，在中國，神仙段位比較低。

很多神自古以來地位都低於王權。很多神仙都是王權體制下冊封的。也就是說，嚴格論起來神仙和大臣們一樣，是天子的打工仔，只不過崗位、職責不一樣。

有時候，皇上的大臣也會去神仙那裡面做個兼職，比如西遊記裡面魏徵上到天上斬徑河龍王。

說到冊封，不光是皇帝能夠冊封神仙，就連老百姓也可以，北方的民間流傳比較廣的黃大仙，就是來自老百姓的認可。所以，黃大仙算是一個沒有正式編制的民辦神仙吧。

由於以上原因，神權很難在中國做大，除非消滅延續了五千年的中國文化！

歷史風暴

因為中國人會用大糞發酵作肥料。

中世紀在歐洲，你信別的教，甚至他認為你信的不對，就把你綁到火刑架上，一把火燒了你沒商量；在中東你敢吃點不該吃的東西，石刑伺候，駱駝踏死；在印度嚴格地分為四種姓，低種姓不小心碰著了高種姓，手就得砍下來；在古羅斯，經常剝人皮作X卡，用人頭骨作碗等。並且這些都是天經地義的，神權都無與倫比地強大。但在中原漢地卻是個例外，誰敢這樣做，那就是妖僧、妖道，官府砍了你沒商量。太上老君、觀音菩薩、關公、黃大仙想信啥信啥。

在外國十字軍東征，駱駝彎刀出征等，宗教勢力發動聖戰，整城整城地屠殺司空見慣。在中國卻從來沒聽說過，你信哪吒，我信彌勒佛，你就要攻打我的事。

為啥出現這樣的差別?因為古代中國有個強大的世俗中央朝廷，可以對宗教勢力強有力地控制。歐洲小國林立征戰不休，中東只出現過短暫統一，印度一直幾十上百個邦國，直到英國人幫他們統一。從來沒有那個勢力能強有力地控制全國，所以給了宗教勢力許多發展空間。而宗教的影響顯然是全國（洲）性的，世俗政權的影響卻只能在一個小國或小城邦，宗教勢力比一個小國勢力大的多，所以出現了神權壓制王權的現象。而中國縱使世俗政權分裂，也頂多分為南北朝，再多三國，對宗教勢力仍是碾壓性的。他們永遠搞不出“宗教裁判所”的么蛾子，只能以慈眉善目的形象出現。

至於有人說皇帝叫天子什麼的，所以中國也是神權統治。叫天子只不過是借“天”的名義，給自己的合法性背書，治理起國家來都按世俗的禮法，哪個神棍敢來插嘴?像宋欽宗那樣相信神神鬼鬼，借六兵六甲破敵，受到了千古恥笑。

那為何古中國能建立起強大的中央政權呢？當然是生產力的關係。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央政權是需要大量的錢和糧食的，以供應中央直接控制的官僚和軍隊。如果糧食產量小了，根本供應不起，甚至運輸途中就被消耗光了。

中國古代的糧食產量無疑是遠高於同時期的歐洲的。當時歐洲貴族也不能天天吃到白麵包，一個餐桌只有一個杯子，一家人一年洗一次澡。所以，那時都流傳歐洲的一個國王，還沒宋朝的一個守城門的士兵收入高。

而中國糧產量高，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中國古代懂得把大糞發酵了當肥料使。在同時期的歐洲等地，大糞純粹是當廢物看，所以丟得到處都是——滿大街厚厚的一層大糞，發明高跟鞋就是為了不踩糞；護城河外，糞牆比城牆還高；開次舞會，房間裡城堡裡都是大小便。但在中國，大糞一發酵就是很好的肥料，能提高明年的收成，所以農民都把大糞當寶貝看，有機會就去撿，甚至為了搶糞而鬥毆。所以街道上乾淨得太多，而土地裡肥沃太多。

因為糞肥的使用，讓中國生產力也很大的提高，產生大量財富，建立有力的世俗政權，壓制了神權。

待我施為地煞變

這個問題很有意思，相比於歐洲那些牛氣沖天的教皇和主教，中國從未出現可以和皇權對抗的神權領袖，更不要說和皇權鬥爭了。

原因用一句話解釋就是——中國沒有全民性宗教，也沒有全民宗教生長的土壤。

先秦時期，中國雖然將祭祀看的很重，卻沒有像同時代的猶太人一樣搞出一個宗教來，而是一種很原始的祭祀活動。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後，確定了中國神權的主體——天。

這一點非常非常重要，應該說影響了之後兩千年的中國一切的政治文化思想。

秦始皇在玉璽上刻上了“受命於天，既壽永昌”這八個大字，這就代表了那個時代對神權的基本看法——皇帝人間最大，那麼誰比皇帝大呢？天，天比皇帝大。

在基督教文明裡，至高無上的存在是上帝。在伊斯蘭教文明裡，至高無上的是真主，在亞伯拉罕宗教裡，真主和上帝都是同一個存在。但是最重要的是，真主也好上帝也好，在人間是有代言人的！

按照基督教的說法，上帝的兒子是耶穌。按照伊斯蘭教的說法，穆罕默德是先知，引導我們信奉真主。發展到後來，教皇成了上帝在人間的代言人，阿訇們成了伊斯蘭教的權威。這些教權神權在人間的代表，就構成了這些文明裡神權存在的基礎——神仙他老人家再厲害，也是要在人間有代言人的嘛。

而秦始皇就很聰明，他巧妙的把“天”的代言人變成了自己，皇帝就是天子，將周朝的天子名號完美的過度到了自己的身上，皇帝集人間皇權和老天的神權於一身，你們都消停了吧！

如果在封建時期有誰說自己也是老天的代言人，那麼他一定是活膩了。

到了漢武帝時期，事情又發生了變化。

簡單的說，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措施，為老百姓規定了一個官方信仰——儒家思想。

這就徹底斷送了“國教”的可能性，要知道，基督教的全面發展，就是在羅馬帝國將其定為國教之後的。

儒家思想對統治者來說，簡直好的不得了。首先，他有成熟的思想理論體系，禮義廉恥忠孝悌信，思想完整度照宗教絲毫不差。但儒家思想不是宗教，他沒有神！孔子他老人家雖然在中國的地位比珠穆朗瑪峰還高，但中國人從來沒拿他當過神，他只是聖人而已。

最重要的是，儒家思想固化了今後兩千年中國的官方思想，尤其是知識分子的思想。在這之後，無論是佛教（或者喇嘛教）還是道教（全真教），在漢族知識分子裡，就倆字——異端。

事實上，中國並非沒有宗教流行的時候，統治者也並非從來沒尊崇過宗教。在歷史上，佛教就曾數次流行，南北朝時期，梁武帝蕭衍就是一個佛教徒，還曾經見過達摩老祖，對佛教極其推崇，以至整個南北朝時期佛教一直繁榮昌盛。到了隋唐，佛教也一度相當昌盛，天下處處都是禮佛之聲，到了唐憲宗時，皇帝甚至要親自迎接佛祖舍利子入長安。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我國的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韓愈，寫下了著名的《諫迎佛骨表》，節選如下：

“……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

韓愈看到了唐憲宗推崇佛家，痛心疾首，用一句話來徹底否定了佛家思想的合法性——夷狄之人（印度傳來），不學習儒家思想，不拜祖宗，不知道儒家的君臣父子，禮義廉恥，所以斷斷不能推崇佛家。

韓愈說的話，得到了當時大臣們的一致認同，唐憲宗的禮佛行動只能恨恨作罷。

在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三次的大規模打擊佛教的運動——“三武滅佛”，孝武帝，武則天，唐武宗。三個皇帝打擊佛教的原因基本一致：佛家不事生產，卻擁有大量田地，讓大量的勞動力放棄生產投入到毫無意義的宗教活動中，這是皇帝所不能容忍的。所以聖旨一下，天下的和尚都強制還俗，宗教在皇權面前不堪一擊。

實際上，中國的宗教不興盛絕非壞事，不要相信網上那些“中國人沒有信仰”的屁話。我們中國人不信神，信自己。我們來了大洪水，有大禹治水，不用祈求上帝給自己一個諾亞方舟。我們來了瘟疫，寫醫書煉草藥，而不是像歐洲教皇一樣去鞭打自己祈求上帝的原諒。我們兩千年前就敢喊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而不是像印度教教徒一樣認為高種姓的人天生就應該高於自己。中國人不信教，但我們懂得如何通過奮鬥為自己謀幸福，而不是信仰虛無縹緲的神，這是我們民族最偉大的民族精神！

小約翰

中國確實是一個神奇的國度。歷史上的很多國家，包括西方國家，都經歷過神權壓制王權的現象。直到現在，在科學已經很普及的情況下，許多國家依然是神權居於統治地位。可為什麼在古老的中國，從未出現過神權壓制王權的現象呢？

我認為，主要是這幾個原因。

第一，王權在中國過早成熟，讓神權失去了生長壯大的土壤。

中國和世界上的其它國家，其文明的起源和發展狀況都是一樣的。不過，中國的王權（皇權）非常早就成熟起來，讓神權失去了生長的土壤。

中國的王權是在秦朝建立的時候，就已經很成熟了。秦始皇的王權籠蓋了一切，一極獨大，高度集中。秦朝雖然很快滅亡了，但劉邦建立漢朝的時候，卻並沒有迴歸周朝的分封思想，而是繼承了秦始皇的王權思想，王權繼續在高度集中上往前狂奔。

中國古代的神權思想，是在東漢末年才發展起來的。這時候，道教建立，佛教傳入東土，神權形成釋道並存的格局（有人說是“儒釋道”並存，不過，在中國，儒學從來沒有發展成儒教過，下面我們還會討論）。

不過這時候，由於王權已經高度成熟，無論道教還是佛教，都是依附王權的，它們沒有發展出自己獨立的格局，更不可能凌駕在王權之上。

第二，最有可能發展成神權的儒家過分熱衷於俗世，讓它失去了形成宗教的契機。

中國和西方國家一樣，在思想出現一個高度開放活躍的時期後，神權便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中國思想高度活躍是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西方思想高度活躍是古希臘時期。隨後，中國走進王權社會的秦漢時期，西方則走進王權社會的古羅馬時期。西方的基督教，就在在古羅馬的高度專制下應運而生的。中國的儒教、道教也在這種情況下應運而生（佛教屬於外來宗教）。其中，最有可能居於統治地位的，就是儒教。

但是，儒教的教義，過分熱衷於俗世世界，提倡積極入世，這就讓它失去了獨立品格。

嚴格地說，西方的基督教也是入世的，教皇通過神權干預人間世界。但是，基督教的教義和儒教不一樣，它講的是出世。這讓基督教有了獨立品格。儒教則不一樣，它是以入世干預入世，這顯然是打不贏王權的。

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大儒者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提出“君權神授”，是以神權來壓制君權（王權）。但是，由於董仲舒本身是臣子的身份，他的說法讓漢武帝不高興，漢武帝立刻把他給罷免了。結果他想要建立儒教，實現的神權壓制王權的想法，一下就泡湯的。

第三，中國輝煌燦爛的文明，美好的俗世生活，讓神權缺乏號召力。

中國是非常早熟而且沒斷代的國度，中國在戰國時期就進入了鐵器時代，創造了高度燦爛的文明。漢朝的時候，經濟文化的發展，更是出現了一個高峰。

我們知道，宗教神權之所以大行其道，就在於現世有太多的苦難，讓人類不熱衷於人間而熱衷於天國。讓神權的思想深入人心。但是，中國的經濟文化因為很發達，因此，人們對俗世世界充滿熱情和留戀，而不是留戀天國。中國人並沒有真正的天國觀，人去世以後，在中國人看來，並不是進入天國，而是進入輪迴，以另一種方式重返人間（或者託生於富貴人家，或者變牛變馬，總之都是回到人家）。

既然中國人留戀人間的富貴繁華，神權自然就缺乏了號召力，因此它就不可能實現統治人間的目的。

張生全精彩歷史

這個問題，跟幾個歷史人物有關：

一，武丁

武丁是商朝第23任君主，他在位期間加強王權，壓制神權，從他開始，君主對神仙不再那麼迷信。

二，周公旦

周公旦在這裡的作用是將對神的祭祀規範化，由國家掌握。

三，秦始皇

秦始皇告訴後世所有皇帝，強權就是一切，權力必須掌握在自己一個人的手裡，不允許任何人染指。

四，張角

張角告訴後世，靠宗教糊弄事沒用，軍隊才是王道。

五，其他人

其他人其實都無足輕重，人們很明確的知道，爭皇帝是控制最好權力的唯一辦法。有的皇帝滅佛，有的皇帝興佛，都只是個人業餘愛好。

總之，任何朝代的開啟，都是血與火中艱難得來的，從來沒有宗教和神職人員什麼事，從來也沒有權力的妥協的必要。而歐洲，權力不穩，神權來湊，所以中西是不一樣的。

microkof

今天我來講一個西藏地方政權被神權威脅，君主憤而反抗的例子。

首先，你這個問題應該這麼說，“漢族政權為什麼沒有出現神權壓制王權的現象”。歷史上中國的政權不是隻有漢族人建立的，還有其他少數民族的政權。在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中，神權壓制王權或者說威脅到王權的例子並不少見。

松贊干布毫無疑問是西藏名片式的人物，他和吐蕃王朝是西藏最為人們津津樂道的歷史。但可能很多人並不清楚，松贊干布並不是吐蕃國家的締造者，在其之前吐蕃還有32代贊普。

只不過吐蕃，從松贊干布開始一統西藏，才能真正稱其為“王朝”，而之前的，不過算是一個王國而已。

首先有一點需要強調，現在雖然藏傳佛教在西藏居於當仁不讓的領導地位，但在漫長的歷史時期裡，苯教曾有一段無比光輝榮耀的歲月。在整個吐蕃王國時期，掌控藏族精神領域的信仰恰恰是苯教而不是佛教。

有歷史記載可查的吐蕃第一代贊普——聶赤，便是被當時的苯教勢力扶上王座的（

因而，松贊干布之前的32代吐蕃贊普，每一位都拜苯教法師為護國上師，修建自己的苯教拜堂，而國內的大小政事都有苯教上師參與，出現了所謂“王辛同治”的現象。

止貢贊普也不例外，他繼位時也是一位苯教信徒，拜帕瓦財角為上師（辛布），並修建了薩利西倉為自己的宗教拜堂。

但教權的極度膨脹，已經到達了沒有“辛苯發話，王不敢降旨，大臣不敢議事；不唱辛苯歌舞，君臣不敢歌舞”的程度。

這就讓性格強悍的止貢贊普有點坐不住了，大臣樂贊協曾向他進諫：“頭上的帽子過大，會累得汗流浹背；美食吃得太多，也會引起反胃；聽任別人的蝨子爬到自己腿上，最後它會爬到你的頭頂。現在贊普與法師的權勢相當，如果一直這樣下去，到了贊普子孫之時，權力肯定將被苯教奪去。”

最後，他直言不諱的說道：“贊普如果不忍下令殺死法師們，就把他們驅逐到邊遠的地方去吧。”

止貢贊普也對教權的滔天權勢再難忍受，他將諸辛苯召來，說出了他的決定：

應該說止貢贊普驅逐苯教的手法還算溫和，他至少在雅礱地區保存了苯神和一定數量的苯教法師，可能他也考慮到民間對於苯教依舊有信仰需求。令他厭惡的，很有可能是那些盤踞上層的苯教法師們（苯辛）。

但已經長久品嚐權利甘美的苯教勢力不幹了，他們挑動聯盟內部另一個首領羅昂達孜，殺死了止貢贊普、放逐了他的妻兒。

持續了七年的止貢滅苯事件，以王權被顛覆告終。又過了十三年，經過艱險的努力，止貢贊普的兒子“佈德貢傑”復國成功，重新登上了贊普的王位。

初登王位的佈德貢傑贊普，馬上宣佈了自己對苯教的態度，他向主持父親葬禮的苯教法師深深鞠躬，並獻上美酒，說道：“父王雖憎恨苯教，而我卻要興苯。請你們繼續誦經，為去世的贊普送去安詳，為在世的贊普，祈求福澤永恆不滅。”

吐蕃王國的君權和教權在經過二十年的流血博弈後，再度因為互相需要而達成平衡。

首先，我們現在看到西藏神話中，止貢贊普因為祭祀中的誤會，起了個歹名（止貢的意思是“死於刀下”），導致他性情暴孽、行為乖張，喜歡和人單挑比武，最終死於比武的記述，都是為了掩蓋滅苯篡位而幻化描摹的。

一個簡單的證據就是，如果止貢贊普只是在比武中偶然失手被殺，他的妻子兒女有必要馬上逃走嗎？而且，一逃就是13年。

其次，止貢滅苯的失敗，給了吐蕃王室一個重要的教訓。讓他們清醒的認識到，西藏地區的社會生活沒有宗教參與是萬萬不行的。因而，佛教的引入其實是平衡苯教的一種政治手段。

最簡單的證據就是，之後吐蕃歷史上佛苯之間的絞殺，每次興佛抑苯都是贊普推動的（唯一例外是朗達瑪贊普滅佛），而每次興笨抑佛都是假大臣之手。（如果大家對西藏曆史上佛苯之間綿延數百年的絞殺有興趣，我們找個機會仔細講講）

再次，苯教經過了止貢事件後，也對自己的行為進行了約束反思和調整。

止貢贊普之後，苯教開始注重了典籍的系統性整理，逐漸剔除了一些早期原始崇拜神秘主義的內容，在葬俗儀軌等方面進行了規範。

因為苯教出現了這些改變，止貢滅苯也成了苯教歷史上，前弘期和中弘期的分界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