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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月文化馆

为什么中国古代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神权一家独大，乃至于压过君权的时期呢？即使是梁武帝，佛教大好基友，把自己都给捐献给寺院了，也没有出现过教权一统天下的局面。

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个原因，中国的国土虽然广阔，但民族成分比较单一，比如95%以上都是汉族人口，这样比较容易管理，不易分裂。而分裂，则给宗教壮大势力提供良机。第二，中国的地形比较平坦，虽然局部看沟壑很多，也有很多大江大河，但与欧洲比较，则属于温和的地貌。看看欧洲，地貌比中国复杂多了，地形呈现破裂状。中国地形好，则容易造就大一统王朝。而在大一统的国家，君权都是非常强悍的，国家的体型越庞大，皇帝的力量越大，不像小国家，抵御不了神权。第三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儒家或者说儒教在中国朝堂上具有意识形态的垄断地位。

儒家到底是不是宗教，学术界争论很大，比如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前所长，任继愈先生，他就认为儒家是一种特殊的宗教。任先生的弟子，儒学会会长，李申教授也认可这个结论。这个暂且不表。无可否认，儒家的力量很大，在中国2000年的思想史里面，占据了绝对优势，因为儒家掌握了绝大多数的资源。即使是皇帝，也要拜孔子，因为孔子是万世师表，只要你读儒家经典，孔子就是你的老师，包括皇帝。通过科举，儒家弟子牢牢把握了做官的资源，使得世俗的力量呈现压倒性态势。而神权不具备这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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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探索者

主要有两个原因：

1. 中国的历史，在周朝转了一个弯。

2. 中国是大一统的国家。

先说第一点。商朝是一个重视鬼神的王朝。不但有祭司，还有国王。有点类似于东罗马时代的大牧首和皇帝之间的关系——皇帝虽然是法理上的最高宗教领袖，但是因为皇帝日理万机，所以必然有很多宗教权力下放给了专职的宗教官。

如果没有商周易代，沿着这条轨迹发展下去，那倒是可能会出现神权和王权在乱世有制衡的情况，就类似于中世纪的欧洲。但是周朝对商的取代，对中华文明的大方向上的扭转是巨大的。周朝重宗法，在周朝的世界观里，天是非常抽象的的存在，而真正在政治和生活起作用的是祖先的传承——也就是儒家一脉。所以后来儒家发扬光大，到后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就已经没有神权存在的土壤和空间了。

第二点，中世纪的欧洲是一个分裂的社会，法国、英国、神罗在欧洲大陆各执一端，这个时候就有了神权在其中折冲樽俎运作的空间；而当其中一个国家独大的时候，神权往往是被压制的，比如教皇就曾经被法国挟持了七十年，称为“阿维农之囚”。而中国大部分的时间，都处在或者至少名义上处在大一统的皇朝下，神权能够运作的空间非常有限。

举个具体的例子，当朱元璋没有当上皇帝的时候，对龙虎山上的张天师特别客气，直接称呼其为“嗣汉天师”；而当自己当上皇帝之后，则以“天岂有师”为理由，直接让天师改称“大真人”来贬抑之。这就是分裂和大一统的情况下最明显的区别。

经史通义

在中国历史上，神权压制王权的难度有点大，不具备操作性。

第一，中国是一个，拥有完备历史记录的国家。

从三皇五帝到当朝当代脉路清晰，在这种情况下，中华民族很少会在历史进程中迷失自己。所以，神权很难从中插上一脚，比如佛教进入中国后为了让人们接受，只能进行本土化改革。

（中国历史记录完善，从原始社会到当代都能说清楚，各国文化中唯一了）

第二，王权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来自于最基层势力的支持！

古人云，王权不下县！

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像刘邦这种曾经当过亭长的人，并不属于公务员，但他却是古代社会统治民众的基础。在中国，从民间到皇帝，不崇拜神而崇拜祖先，祖宗崇拜的思想一直都是主流，思想上的统一，利益上的一致，也让神权很难取而代之，得民心者的天下。

（统治者知道，王朝的建立来自于民众的支持而不是神）

第三，中国文化中，神和人是利益交互的关系！

在中国的文化里，神仙和老百姓之间是一个利益交互的关系。

打个比方，天不下雨了，老百姓会去龙王庙求神降雨。说是去请求神仙降雨，实际上就是拿着各种礼物去和龙王进行利益交换。意思就是说，东西给你了，你要收下就给我降雨。你要收下不降雨，就把庙给砸了，做神不能没有诚信！

（据说西门豹的庙也因此被砸过）

可见，在中国老百姓的心中，对于神并没有像一些国家那样保持着无条件的敬畏和迷信。

第四，在中国，神仙段位比较低。

很多神自古以来地位都低于王权。很多神仙都是王权体制下册封的。也就是说，严格论起来神仙和大臣们一样，是天子的打工仔，只不过岗位、职责不一样。

有时候，皇上的大臣也会去神仙那里面做个兼职，比如西游记里面魏征上到天上斩径河龙王。

说到册封，不光是皇帝能够册封神仙，就连老百姓也可以，北方的民间流传比较广的黄大仙，就是来自老百姓的认可。所以，黄大仙算是一个没有正式编制的民办神仙吧。

由于以上原因，神权很难在中国做大，除非消灭延续了五千年的中国文化！

历史风暴

因为中国人会用大粪发酵作肥料。

中世纪在欧洲，你信别的教，甚至他认为你信的不对，就把你绑到火刑架上，一把火烧了你没商量；在中东你敢吃点不该吃的东西，石刑伺候，骆驼踏死；在印度严格地分为四种姓，低种姓不小心碰着了高种姓，手就得砍下来；在古罗斯，经常剥人皮作X卡，用人头骨作碗等。并且这些都是天经地义的，神权都无与伦比地强大。但在中原汉地却是个例外，谁敢这样做，那就是妖僧、妖道，官府砍了你没商量。太上老君、观音菩萨、关公、黄大仙想信啥信啥。

在外国十字军东征，骆驼弯刀出征等，宗教势力发动圣战，整城整城地屠杀司空见惯。在中国却从来没听说过，你信哪吒，我信弥勒佛，你就要攻打我的事。

为啥出现这样的差别?因为古代中国有个强大的世俗中央朝廷，可以对宗教势力强有力地控制。欧洲小国林立征战不休，中东只出现过短暂统一，印度一直几十上百个邦国，直到英国人帮他们统一。从来没有那个势力能强有力地控制全国，所以给了宗教势力许多发展空间。而宗教的影响显然是全国（洲）性的，世俗政权的影响却只能在一个小国或小城邦，宗教势力比一个小国势力大的多，所以出现了神权压制王权的现象。而中国纵使世俗政权分裂，也顶多分为南北朝，再多三国，对宗教势力仍是碾压性的。他们永远搞不出“宗教裁判所”的幺蛾子，只能以慈眉善目的形象出现。

至于有人说皇帝叫天子什么的，所以中国也是神权统治。叫天子只不过是借“天”的名义，给自己的合法性背书，治理起国家来都按世俗的礼法，哪个神棍敢来插嘴?像宋钦宗那样相信神神鬼鬼，借六兵六甲破敌，受到了千古耻笑。

那为何古中国能建立起强大的中央政权呢？当然是生产力的关系。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是需要大量的钱和粮食的，以供应中央直接控制的官僚和军队。如果粮食产量小了，根本供应不起，甚至运输途中就被消耗光了。

中国古代的粮食产量无疑是远高于同时期的欧洲的。当时欧洲贵族也不能天天吃到白面包，一个餐桌只有一个杯子，一家人一年洗一次澡。所以，那时都流传欧洲的一个国王，还没宋朝的一个守城门的士兵收入高。

而中国粮产量高，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中国古代懂得把大粪发酵了当肥料使。在同时期的欧洲等地，大粪纯粹是当废物看，所以丢得到处都是——满大街厚厚的一层大粪，发明高跟鞋就是为了不踩粪；护城河外，粪墙比城墙还高；开次舞会，房间里城堡里都是大小便。但在中国，大粪一发酵就是很好的肥料，能提高明年的收成，所以农民都把大粪当宝贝看，有机会就去捡，甚至为了抢粪而斗殴。所以街道上干净得太多，而土地里肥沃太多。

因为粪肥的使用，让中国生产力也很大的提高，产生大量财富，建立有力的世俗政权，压制了神权。

待我施为地煞变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相比于欧洲那些牛气冲天的教皇和主教，中国从未出现可以和皇权对抗的神权领袖，更不要说和皇权斗争了。

原因用一句话解释就是——中国没有全民性宗教，也没有全民宗教生长的土壤。

先秦时期，中国虽然将祭祀看的很重，却没有像同时代的犹太人一样搞出一个宗教来，而是一种很原始的祭祀活动。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确定了中国神权的主体——天。

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应该说影响了之后两千年的中国一切的政治文化思想。

秦始皇在玉玺上刻上了“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这八个大字，这就代表了那个时代对神权的基本看法——皇帝人间最大，那么谁比皇帝大呢？天，天比皇帝大。

在基督教文明里，至高无上的存在是上帝。在伊斯兰教文明里，至高无上的是真主，在亚伯拉罕宗教里，真主和上帝都是同一个存在。但是最重要的是，真主也好上帝也好，在人间是有代言人的！

按照基督教的说法，上帝的儿子是耶稣。按照伊斯兰教的说法，穆罕默德是先知，引导我们信奉真主。发展到后来，教皇成了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阿訇们成了伊斯兰教的权威。这些教权神权在人间的代表，就构成了这些文明里神权存在的基础——神仙他老人家再厉害，也是要在人间有代言人的嘛。

而秦始皇就很聪明，他巧妙的把“天”的代言人变成了自己，皇帝就是天子，将周朝的天子名号完美的过度到了自己的身上，皇帝集人间皇权和老天的神权于一身，你们都消停了吧！

如果在封建时期有谁说自己也是老天的代言人，那么他一定是活腻了。

到了汉武帝时期，事情又发生了变化。

简单的说，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措施，为老百姓规定了一个官方信仰——儒家思想。

这就彻底断送了“国教”的可能性，要知道，基督教的全面发展，就是在罗马帝国将其定为国教之后的。

儒家思想对统治者来说，简直好的不得了。首先，他有成熟的思想理论体系，礼义廉耻忠孝悌信，思想完整度照宗教丝毫不差。但儒家思想不是宗教，他没有神！孔子他老人家虽然在中国的地位比珠穆朗玛峰还高，但中国人从来没拿他当过神，他只是圣人而已。

最重要的是，儒家思想固化了今后两千年中国的官方思想，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思想。在这之后，无论是佛教（或者喇嘛教）还是道教（全真教），在汉族知识分子里，就俩字——异端。

事实上，中国并非没有宗教流行的时候，统治者也并非从来没尊崇过宗教。在历史上，佛教就曾数次流行，南北朝时期，梁武帝萧衍就是一个佛教徒，还曾经见过达摩老祖，对佛教极其推崇，以至整个南北朝时期佛教一直繁荣昌盛。到了隋唐，佛教也一度相当昌盛，天下处处都是礼佛之声，到了唐宪宗时，皇帝甚至要亲自迎接佛祖舍利子入长安。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国的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韩愈，写下了著名的《谏迎佛骨表》，节选如下：

“……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

韩愈看到了唐宪宗推崇佛家，痛心疾首，用一句话来彻底否定了佛家思想的合法性——夷狄之人（印度传来），不学习儒家思想，不拜祖宗，不知道儒家的君臣父子，礼义廉耻，所以断断不能推崇佛家。

韩愈说的话，得到了当时大臣们的一致认同，唐宪宗的礼佛行动只能恨恨作罢。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的大规模打击佛教的运动——“三武灭佛”，孝武帝，武则天，唐武宗。三个皇帝打击佛教的原因基本一致：佛家不事生产，却拥有大量田地，让大量的劳动力放弃生产投入到毫无意义的宗教活动中，这是皇帝所不能容忍的。所以圣旨一下，天下的和尚都强制还俗，宗教在皇权面前不堪一击。

实际上，中国的宗教不兴盛绝非坏事，不要相信网上那些“中国人没有信仰”的屁话。我们中国人不信神，信自己。我们来了大洪水，有大禹治水，不用祈求上帝给自己一个诺亚方舟。我们来了瘟疫，写医书炼草药，而不是像欧洲教皇一样去鞭打自己祈求上帝的原谅。我们两千年前就敢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而不是像印度教教徒一样认为高种姓的人天生就应该高于自己。中国人不信教，但我们懂得如何通过奋斗为自己谋幸福，而不是信仰虚无缥缈的神，这是我们民族最伟大的民族精神！

小约翰

中国确实是一个神奇的国度。历史上的很多国家，包括西方国家，都经历过神权压制王权的现象。直到现在，在科学已经很普及的情况下，许多国家依然是神权居于统治地位。可为什么在古老的中国，从未出现过神权压制王权的现象呢？

我认为，主要是这几个原因。

第一，王权在中国过早成熟，让神权失去了生长壮大的土壤。

中国和世界上的其它国家，其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状况都是一样的。不过，中国的王权（皇权）非常早就成熟起来，让神权失去了生长的土壤。

中国的王权是在秦朝建立的时候，就已经很成熟了。秦始皇的王权笼盖了一切，一极独大，高度集中。秦朝虽然很快灭亡了，但刘邦建立汉朝的时候，却并没有回归周朝的分封思想，而是继承了秦始皇的王权思想，王权继续在高度集中上往前狂奔。

中国古代的神权思想，是在东汉末年才发展起来的。这时候，道教建立，佛教传入东土，神权形成释道并存的格局（有人说是“儒释道”并存，不过，在中国，儒学从来没有发展成儒教过，下面我们还会讨论）。

不过这时候，由于王权已经高度成熟，无论道教还是佛教，都是依附王权的，它们没有发展出自己独立的格局，更不可能凌驾在王权之上。

第二，最有可能发展成神权的儒家过分热衷于俗世，让它失去了形成宗教的契机。

中国和西方国家一样，在思想出现一个高度开放活跃的时期后，神权便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中国思想高度活跃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西方思想高度活跃是古希腊时期。随后，中国走进王权社会的秦汉时期，西方则走进王权社会的古罗马时期。西方的基督教，就在在古罗马的高度专制下应运而生的。中国的儒教、道教也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佛教属于外来宗教）。其中，最有可能居于统治地位的，就是儒教。

但是，儒教的教义，过分热衷于俗世世界，提倡积极入世，这就让它失去了独立品格。

严格地说，西方的基督教也是入世的，教皇通过神权干预人间世界。但是，基督教的教义和儒教不一样，它讲的是出世。这让基督教有了独立品格。儒教则不一样，它是以入世干预入世，这显然是打不赢王权的。

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大儒者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提出“君权神授”，是以神权来压制君权（王权）。但是，由于董仲舒本身是臣子的身份，他的说法让汉武帝不高兴，汉武帝立刻把他给罢免了。结果他想要建立儒教，实现的神权压制王权的想法，一下就泡汤的。

第三，中国辉煌灿烂的文明，美好的俗世生活，让神权缺乏号召力。

中国是非常早熟而且没断代的国度，中国在战国时期就进入了铁器时代，创造了高度灿烂的文明。汉朝的时候，经济文化的发展，更是出现了一个高峰。

我们知道，宗教神权之所以大行其道，就在于现世有太多的苦难，让人类不热衷于人间而热衷于天国。让神权的思想深入人心。但是，中国的经济文化因为很发达，因此，人们对俗世世界充满热情和留恋，而不是留恋天国。中国人并没有真正的天国观，人去世以后，在中国人看来，并不是进入天国，而是进入轮回，以另一种方式重返人间（或者托生于富贵人家，或者变牛变马，总之都是回到人家）。

既然中国人留恋人间的富贵繁华，神权自然就缺乏了号召力，因此它就不可能实现统治人间的目的。

张生全精彩历史

这个问题，跟几个历史人物有关：

一，武丁

武丁是商朝第23任君主，他在位期间加强王权，压制神权，从他开始，君主对神仙不再那么迷信。

二，周公旦

周公旦在这里的作用是将对神的祭祀规范化，由国家掌握。

三，秦始皇

秦始皇告诉后世所有皇帝，强权就是一切，权力必须掌握在自己一个人的手里，不允许任何人染指。

四，张角

张角告诉后世，靠宗教糊弄事没用，军队才是王道。

五，其他人

其他人其实都无足轻重，人们很明确的知道，争皇帝是控制最好权力的唯一办法。有的皇帝灭佛，有的皇帝兴佛，都只是个人业余爱好。

总之，任何朝代的开启，都是血与火中艰难得来的，从来没有宗教和神职人员什么事，从来也没有权力的妥协的必要。而欧洲，权力不稳，神权来凑，所以中西是不一样的。

microkof

今天我来讲一个西藏地方政权被神权威胁，君主愤而反抗的例子。

首先，你这个问题应该这么说，“汉族政权为什么没有出现神权压制王权的现象”。历史上中国的政权不是只有汉族人建立的，还有其他少数民族的政权。在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中，神权压制王权或者说威胁到王权的例子并不少见。

松赞干布毫无疑问是西藏名片式的人物，他和吐蕃王朝是西藏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历史。但可能很多人并不清楚，松赞干布并不是吐蕃国家的缔造者，在其之前吐蕃还有32代赞普。

只不过吐蕃，从松赞干布开始一统西藏，才能真正称其为“王朝”，而之前的，不过算是一个王国而已。

首先有一点需要强调，现在虽然藏传佛教在西藏居于当仁不让的领导地位，但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苯教曾有一段无比光辉荣耀的岁月。在整个吐蕃王国时期，掌控藏族精神领域的信仰恰恰是苯教而不是佛教。

有历史记载可查的吐蕃第一代赞普——聂赤，便是被当时的苯教势力扶上王座的（

因而，松赞干布之前的32代吐蕃赞普，每一位都拜苯教法师为护国上师，修建自己的苯教拜堂，而国内的大小政事都有苯教上师参与，出现了所谓“王辛同治”的现象。

止贡赞普也不例外，他继位时也是一位苯教信徒，拜帕瓦财角为上师（辛布），并修建了萨利西仓为自己的宗教拜堂。

但教权的极度膨胀，已经到达了没有“辛苯发话，王不敢降旨，大臣不敢议事；不唱辛苯歌舞，君臣不敢歌舞”的程度。

这就让性格强悍的止贡赞普有点坐不住了，大臣乐赞协曾向他进谏：“头上的帽子过大，会累得汗流浃背；美食吃得太多，也会引起反胃；听任别人的虱子爬到自己腿上，最后它会爬到你的头顶。现在赞普与法师的权势相当，如果一直这样下去，到了赞普子孙之时，权力肯定将被苯教夺去。”

最后，他直言不讳的说道：“赞普如果不忍下令杀死法师们，就把他们驱逐到边远的地方去吧。”

止贡赞普也对教权的滔天权势再难忍受，他将诸辛苯召来，说出了他的决定：

应该说止贡赞普驱逐苯教的手法还算温和，他至少在雅砻地区保存了苯神和一定数量的苯教法师，可能他也考虑到民间对于苯教依旧有信仰需求。令他厌恶的，很有可能是那些盘踞上层的苯教法师们（苯辛）。

但已经长久品尝权利甘美的苯教势力不干了，他们挑动联盟内部另一个首领罗昂达孜，杀死了止贡赞普、放逐了他的妻儿。

持续了七年的止贡灭苯事件，以王权被颠覆告终。又过了十三年，经过艰险的努力，止贡赞普的儿子“布德贡杰”复国成功，重新登上了赞普的王位。

初登王位的布德贡杰赞普，马上宣布了自己对苯教的态度，他向主持父亲葬礼的苯教法师深深鞠躬，并献上美酒，说道：“父王虽憎恨苯教，而我却要兴苯。请你们继续诵经，为去世的赞普送去安详，为在世的赞普，祈求福泽永恒不灭。”

吐蕃王国的君权和教权在经过二十年的流血博弈后，再度因为互相需要而达成平衡。

首先，我们现在看到西藏神话中，止贡赞普因为祭祀中的误会，起了个歹名（止贡的意思是“死于刀下”），导致他性情暴孽、行为乖张，喜欢和人单挑比武，最终死于比武的记述，都是为了掩盖灭苯篡位而幻化描摹的。

一个简单的证据就是，如果止贡赞普只是在比武中偶然失手被杀，他的妻子儿女有必要马上逃走吗？而且，一逃就是13年。

其次，止贡灭苯的失败，给了吐蕃王室一个重要的教训。让他们清醒的认识到，西藏地区的社会生活没有宗教参与是万万不行的。因而，佛教的引入其实是平衡苯教的一种政治手段。

最简单的证据就是，之后吐蕃历史上佛苯之间的绞杀，每次兴佛抑苯都是赞普推动的（唯一例外是朗达玛赞普灭佛），而每次兴笨抑佛都是假大臣之手。（如果大家对西藏历史上佛苯之间绵延数百年的绞杀有兴趣，我们找个机会仔细讲讲）

再次，苯教经过了止贡事件后，也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约束反思和调整。

止贡赞普之后，苯教开始注重了典籍的系统性整理，逐渐剔除了一些早期原始崇拜神秘主义的内容，在葬俗仪轨等方面进行了规范。

因为苯教出现了这些改变，止贡灭苯也成了苯教历史上，前弘期和中弘期的分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