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在短暫的四年總統任期內被詬病為偏執於外交、對民生不聞不問，淡出政治舞臺的老布什在近年卻日益獲得美國公眾輿論的重新肯定。在這位務實的行政幹才和不完美的競選者身上，濃縮了美國人對傳統保守派政治家的期待：面對責任時的義無反顧，維護美國國際地位的不遺餘力，以及勇於妥協和平衡的大局觀。
1992年11月3日，尋求連任失敗的老布什在休斯敦發表演講，承認民主黨候選人克林頓已經在大選中獲勝
在生命的最後十幾年，喬治·赫伯特·沃克·布什（George H. W. Bush）終於學會了像一位典型的前總統那樣在美國公眾視野中亮相。2009年1月，他出席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CVN-77號核動力航母的服役儀式，全程笑容可掬。2014年6月，他從一架盤旋於緬因州上空的直升機上一躍而下，以跳傘這種不太適合老年人的體育運動慶祝了自己的90歲生日。2017年9月，老布什和克林頓、奧巴馬以及自己的兒子小布什一起在得克薩斯州站臺，為“哈維”“厄瑪”兩場颶風的受害者舉行慈善籌款晚會。《紐約時報》洛杉磯分社社長亞當·納格爾尼善意地揶揄道，日益重視自己的親和力，或許是老布什從1992年那場失敗的總統大選中獲得的最重要教益。他開始越來越頻繁地向自己曾經的對手克林頓學習，從而在言談舉止上更接近一位慈祥的大家長。
曾幾何時，當老布什還活躍在政治舞臺中央時，人們幾乎是肆無忌憚地嘲笑著他的不接地氣。1988年總統選戰期間，當他走進一間街邊咖啡店造勢時，由於不清楚普通人對“續杯”的說法，竟語出驚人：“請給我splash（潑濺）一杯！”這個人盡皆知的笑話，加上1992年選戰中民主黨陣營著名的批評口號“關鍵是經濟，笨蛋”，使老布什的公眾形象長期被定格在一個尷尬的位置上。在許多政治評論家眼裡，他首先是一個養尊處優、不食人間煙火的康涅狄格貴族，一個逢選必輸、幾乎不具備與普通民眾對話能力的密室政治家，一個醉心國際政治、對提振經濟卻一籌莫展的空想家。對他最引以為豪的政治業績——結束“冷戰”、促成蘇聯和東歐和平轉型，人們認為功勞應當記在里根賬上。至於他所鼓吹的“世界新秩序”口號，影響力也遠不及其後任克林頓推動的經濟全球化進程。英國著名歷史學家西蒙·蒙蒂菲奧裡很不客氣地指出：在包括他本人在內的諸多歐美人士眼中，老布什不過是一個平庸的過渡人物，一個恰好在歷史轉折時刻亮過相的被動角色。
但這一切，隨著當事人的最終去世，發生了戲劇性的轉折。2018年11月30日晚，94歲的老布什在罹患血管性帕金森綜合徵多年後，於得州休斯敦的家中去世。正在阿根廷出席G20峰會的美國總統特朗普隨即宣佈取消次日預定的記者會，並將在12月5日為老布什舉行全國哀悼。在《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刊登的訃文裡，也重新流露出了對老布什的敬意和溫情。這當然不僅是由於晚年老布什採取的那一系列公共宣傳策略的確行之有效，更重要的是往昔與現實之間的反差——對21世紀初小布什政府的一系列對外干涉行動造成的災難性後果的反思，以及對特朗普上臺後種種亂象的反感，使人們傾向於重新評估老布什在任時的一系列決策。1991年第一次海灣戰爭末期，當伊拉克軍隊主力已經被多國部隊的閃電式襲擊摧毀之際，老布什拒絕對巴格達發動陸上入侵，這在當時被視為放虎歸山之舉。10多年後，當另一撥抵達伊拉克的美軍陷入納西里耶和費盧傑的泥潭之時，人們重新體會到了上一位布什總統審慎精神的可貴。而老布什在蘇聯瀕臨解體之際，為預防其核武庫陷入混亂而做出的制度性安排，以及在伊拉克問題上堅決要求獲得聯合國授權的主張，同樣和特朗普近乎任性地訴諸單邊主義、無邏輯地破壞美國作為西方陣營領袖角色的表現構成了鮮明反差。
2004年6月13日，美國前總統老布什（中間下方）於得克薩斯州布什總統圖書館上空成功完成傘降
如果說羅納德·里根主要是一位“冷戰鬥士”，克林頓是開啟全球化黃金時代的改革家，那麼站在今天的角度，老布什更適合被稱為“平衡者”。在國際事務中，他能審時度勢，恰如其分地控制衝突的規模，避免造成大範圍動盪和使美國的軟硬實力遭到透支。在國內事務中，他具有老派政治家的品格，樂於在兩黨之間求取共識，並能在失敗之際表現出良好的風度，類似的品質在今天的美國政壇已經近乎絕跡。如同老布什曾經的國務卿貝克所言：“他或許是美國曆史上未獲連任的總統中最傑出的一位，也是其中成就最被低估的一位。”
曲折的政壇之路
作為最後一名親身參加過“二戰”的美國總統，老布什所代表的是北美白人居民心目中最理想的“老美國人”形象——出生在東海岸的盎格魯－薩克遜裔家庭，生活優渥，在崇尚個人奮鬥的同時極其重視家庭生活和宗教，並且隨時準備好為了國家需要貢獻自己的才智。在歷史上，正是具有這些身份特質的新英格蘭地區殖民者領導了1775年的北美獨立戰爭。而當老布什於1924年6月12日出生在波士頓近郊時，美國正處在另一場宏大戰爭的前夜。他的父親普雷斯科特·布什（Prescott S. Bush）是一位成功的華爾街銀行家，耶魯校友中的活躍人物，50年代進入政壇後連任過兩屆康涅狄格州國會參議員。這使得在老布什的早年履歷中，幾乎不曾包含和尼克松、里根等前代共和黨總統類似的勵志奮鬥經歷。日後他也始終沒能學會成為一名親民的政治人物：當他嘗試和選民近距離接觸時，總會流露出一種刻意的謙卑和降尊紆貴。這也是他最明顯的弱點。
但至少在一件事上，老布什和肯尼迪、尼克松以及里根選擇了相同的道路：珍珠港事件一爆發，他便應召入伍受訓，以海軍航空兵飛行員的身份開赴太平洋戰爭。1944年9月2日，老布什駕駛的TBM型攻擊機在小笠原群島上空被擊落，他本人幸運逃生後被友軍潛艇救起，同機的兩位戰友則無一生還。這次脫險使年輕的布什中尉榮獲一枚傑出飛行十字勳章，也成為他青年時代最嚴峻的人生考驗。其餘的一切則按部就班，就像所有“老美國人”會經歷的那樣：結婚，退役並被父親的母校耶魯錄取，成為一群孩子的父親，在某位家族至交開辦的企業得到第一份工作。唯一的意外情節是，布什選擇將自己的家庭和商業版圖重新定焦在南方的得克薩斯州，並在休斯敦成為了百萬富翁和成功的石油勘探業經營者。而這一切都發生在1964年之前。
1980年11月4日，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老布什（右）與夫人芭芭拉（左）在休斯敦威斯汀廣場酒店慶祝大選
40歲這一年，剛剛開始對政治產生興趣的布什先生輸掉了他的第一場公眾選舉：在代表共和黨角逐得州的國會參議員席位時，他以44%對56%的得票率不敵民主黨候選人拉爾夫·亞爾伯勒。儘管他隨後就在1966年和1968年連續拿下得州第七選區的國會眾議員席位，但在決定性的1970年中期選舉中卻又一次慘遭出局：在共和國總統尼克松的支持下，老布什再度對亞爾伯勒在參議院的議席發起挑戰，卻被一位橫空出世的民主黨黑馬人物勞埃德·本特森（Lloyd Bentsen）斬落馬下。這次失利幾乎使布什徹底放棄參與一切形式的政治選舉：他要求由立法機構轉入行政和外交部門，出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並獲得了尼克松的首肯。
但在上任僅8個月後，老布什就目睹了聯合國大會以壓倒性多數通過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席位、驅逐臺灣代表的2758號決議。而尼克松和基辛格國務卿交給他的任務是儘量延緩這一時刻的到來，最低限度要允許臺灣當局繼續保有一個席位。儘管美國政府隨後推波助瀾地利用了這一事件，但對身在現場的老布什來說，忍受響徹全場的噓聲著實不甚愉快。他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那真是一名角鬥士出過的最大的糗。”
“水門事件”改變了尼克松政府的命運，也使布什再度獲得了在舞臺中央亮相的機會——不出所料，依然負多勝少。尼克松央求他擔任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在新聞界和國會的進攻面前穩住政府的陣腳，這項任務最終失敗了。在尼克松黯然辭職之後，老布什作為共和黨中生代裡的中堅人物，有希望被繼任總統的傑拉爾德·福特提名為副總統人選，但福特卻選擇了一位資格更老、運氣更糟的東海岸政治家：同樣擁有能源業經歷的紐約州州長納爾遜·洛克菲勒。作為交換，老布什在1974年秋天被派遣到中國，在駐華聯絡處主任（相當於中美正式建交之前的駐華大使）的職位上度過了相對安逸的一年。隨後福特重新任命他為中央情報局局長，希望老布什能對“水門事件”之後陷入混亂的全國情報系統進行改革，但這項任命在12個月後就隨著共和黨輸掉1976年大選而草草結束。於是，在53歲這年，老布什變成了一位失業者，只能返回得州蟄伏。
沮喪並沒有維持太久。一番審時度勢之後，布什把目光瞄準了1980年總統大選。他請出選戰經驗豐富的前商務部副部長詹姆斯·貝克（James Baker）擔任自己的競選主管，在共和黨黨內提名初選中拿下了7個州。但前好萊塢演員里根的強勢崛起再度打亂了布什陣營的算盤，最終，他只能接受一項對頂級政治人物而言不那麼有吸引力的提名——作為里根的競選副手，在1980年和1984年大選中兩度與民主黨對決並輕鬆過關。看上去，副總統也正是布什最適合的角色：低調，負責，善於以妥協團結全黨。一言以蔽之，金牌配角。
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為止，還沒有哪一位美國政治人物擁有和布什類似的多樣化政治履歷：作為地方利益的代言人，他曾經代表得克薩斯在眾議院發聲；在聯合國和中國任職的經歷，使他成為共和黨中生代政治家中對國際事務最有見地的一位；在中情局局長和副總統任內，他又和美國情報界以及軍隊高層建立了密切往來，並且越來越被健康狀況不佳的里根視為做出最高決策時的優秀顧問。但這絕不意味著布什可以順理成章地摘去頭銜中的“副”字，在白宮的權力榜上再進一步——到那時為止，只有馬丁·範布倫曾經以現任副總統的身份贏得新一屆總統大選，而那已經是遙遠的1836年的事了。人們更願意把老布什和阿德萊·史蒂文森以及納爾遜·洛克菲勒等共和黨前輩相提並論：他們都曾是傑出的政治家，但距離最高權力總是差一口氣。
“二戰”期間，老布什在TBM“復仇者”型攻擊機的駕駛艙內留影
在轉折年代
嚴格說來，老布什在整個政治生涯中僅僅贏得過一次全國性公眾選舉，那就是1988年的總統大選。儘管他最終贏下了40個州，取得了壓倒性勝利，但在通往白宮之路上依然走得磕磕絆絆。由於在1985年的“伊朗門”事件中參與過最高決策，從而留下了黑幕政治的話柄，布什在衣阿華州黨內初選中慘敗於鮑勃·多爾參議員，差點提前出局。面對邁克爾·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州長這個資歷較淺的民主黨對手，布什在第一場電視辯論直播中表現得也相當差勁。為了避免爆出冷門，共和黨陣營對杜卡基斯發起了一系列近於人身攻擊的宣傳戰，不僅暗示他可能罹患抑鬱症、必須長期求醫問藥，還以一幅杜卡基斯在坦克上拍攝的照片暗示後者在防務政策上的審慎立場是一種欺騙。杜卡基斯最終提前垮掉了：這才是決定大選結果的關鍵。
在有驚無險地贏得大選之後，布什發現他不得不面對一個危機四伏的世界，其中的許多困難他在參選之際根本未曾料到。人們為里根這位“冷戰鬥士”的退休獻上鮮花和頌歌，卻不曾意識到他留下的是一個赤字高企的政府：美國已經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債務國，同時依然維持著史無前例的鉅額軍事開支。在“鐵幕”對面，戈爾巴喬夫的自由化改革已經走到盡頭，東歐陣營乃至蘇聯本身正在迅速走向瓦解。與之相連的可能是一場安全大災難——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核武器擴散，無休止的民族衝突，以及因尋求復仇而導致的轉軌失序。在巴拿馬、阿富汗和波斯灣沿岸，強人政治以及局部衝突的陰雲已經在鬱積，威脅迫切到無法再被忽視。
老布什以直面所有考驗作為自己任期的開局。1989年4月，他在造訪密歇根州一個波蘭裔移民社區時宣示了新政府在東歐問題上的目標：“變革之風將會塑造歐洲的新命運。”幾個星期後，他又在大本營得州宣佈自己無意利用或助長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面臨的困難，而是會嘗試“將蘇聯接納進國際社會”。到了1990年9月，老布什終於將他對世界前景的看法系統歸納為“世界新秩序”（World New Order）；按照他的描述，“在這一新秩序下，全世界各國，無論身處東方還是西方、南方還是北方，都可以實現普遍繁榮，和諧共處”。
根據前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的總結，布什的所謂“新秩序”，可以歸納為三項義務和兩大特權。三項義務包括：（1）在蘇聯退出“第一世界”、國際權勢分佈出現變動的背景下，美國應當重新塑造和引導獨聯體、歐盟、中國、聯合國、“北約”等重要國家和地區以及國際組織之間的關係，形成一種以“美國優勢”（American Primacy）為特徵的國際制度。（2）在地區層面，美國需要預防和遏制局部衝突、恐怖主義以及大規模殺傷性武器（WMD）的擴散，組織並領導集體維和行動，以使世界變得更加安全。（3）需要重視和應對一度被“冷戰”壓力所遮蔽的地區發展失衡、貿易自由化程度有待提升、環境和生態問題日益凸顯等經濟和社會弊端，使之與美國領導的開放政治－經濟秩序相適應。兩項特權則是：在蘇聯崩塌於蕭牆之內、“冷戰”宣告結束的歷史時刻，美國被公認為僅存的超級大國和唯一有能力在全球層面塑造經濟、安全以及社會議程的領導者，其他國家則至多被視為地區強國。由於美國無可匹敵的軍事機器，尤其是從海上和空中隨時向全球任何地區投送武力的能力，一切國家在區域安全以及政治議題上的立場，都必須接受美國的認可和塑造。
在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國務卿貝克、國防部長切尼等親信顧問的襄助下，1989～1991年，老布什頻繁地穿梭於東歐和蘇聯各加盟共和國之間，與各國領導人舉行會談，展開危機公關，力圖使政治動盪帶來的地區安全和社會衝擊被降低到最低程度。由於他的努力，莫斯科與基輔、第比利斯以及波羅的海國家之間避免了爆發大規模內戰的危機。在蘇聯解體前最後幾個月，布什還和戈爾巴喬夫締結了第一階段戰略武器削減條約（START I），確保蘇方將以有計劃的方式削減其數量龐大的核武庫。兩年後達成的START II則實現了烏克蘭、白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的無核化。由於這些未雨綢繆的安排，蘇聯解體僅僅以地理政治危機、而不是核危機的方式得到呈現：衝擊的範圍被限制在了蘇聯舊國界以內，沒有繼續向整個歐亞大陸擴散。
應當承認，雖然美國樂見東歐劇變的發生和蘇聯崩潰，但老布什的個人努力至少極大地緩解了法德之間因兩德統一問題發生的矛盾，使駐德蘇軍得以儘快撤出，東德免於持續的經濟和社會混亂。不僅如此，儘管美國時常被指責未能為俄羅斯的經濟轉軌提供擔保，但老布什在1992年初依然批准向莫斯科提供30億美元的食品和醫療援助、80億美元的財政援助以及總額接近500億美元的信用擔保，以協助葉利欽站穩腳跟。中美關係在風波之後的“破冰”，同樣有賴於老布什的努力。而這一切卻是在短短27個月裡不間斷地發生的。
當薩達姆·侯賽因在1990年8月發動對科威特的入侵時，本意是利用美國忙於東歐和蘇聯事務的契機，通過吞併鄰國來解決兩伊戰爭造成的財政赤字。但對老布什來說，這卻是重塑大中東內部權勢結構的良機。包括蘇聯在內的安理會各理事國對伊拉克的譴責，使美國的軍事行動獲得了充分的道義支持。在1991年初的“沙漠風暴”作戰中，以美軍為基幹的多國部隊依靠無與倫比的海空軍優勢和立體化戰術，在短短100個小時裡就將伊拉克軍隊趕出了科威特，並徹底摧毀了薩達姆繼續作戰的經濟和軍事基礎。到當年2月底停戰時為止，伊拉克軍隊的死傷超過了11萬人，3700輛坦克、2400輛裝甲車、2600門火炮、110架飛機和25艘艦艇被毀。而聯軍方面遭受的損失不過是292人戰死、776人受傷，31輛坦克和35輛裝甲車被毀。
但老布什並未打算更進一步。當他從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鮑威爾那裡得知薩達姆尚有足夠力量可用於本土防禦時，當即決定接受停火、避免將戰線深入伊拉克國界之內。軍事史上從此留下了一個術語“鮑威爾主義”：只有在美國的利益受到公開挑戰且獲得廣泛的國際支持的情況下，才考慮採取軍事行動；作戰行動注重得失比，且隨時準備好退出。在伊拉克前線停火之後一星期，老布什還公開發表聲明，宣稱將推動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實現全面和平。當年10月底，在美蘇兩國領導人的共同邀請下，以色列、敘利亞、約旦、黎巴嫩和“巴解”組織共五方代表前往馬德里舉行和平會議。這一談判隨後成為著名的“路線圖”計劃的先聲。
2017年8月6日，以老布什的名字命名的美國海軍CVN-77號核動力航母在英國西北外海參加軍事演習
被銘記的敗者
與國際層面的縱橫自如不同，在華盛頓，老布什迅速陷入了剪不斷、理還亂的糾紛之中。他削減了對“星球大戰”計劃和尼加拉瓜內戰的投資，推遲了包括B-2隱形轟炸機在內的多種昂貴武器的投產時間，然而依舊不足以解決里根時代遺留下的鉅額赤字。1990年10月，在國會中民主黨人的壓力下，布什政府決定通過一項新的稅收法案，增加對高收入群體和汽油、捲菸、酒精的徵稅力度。但這很快被民主黨人反過來用於攻擊總統，譴責後者違背了1988年選戰期間做出的“沒有任何新稅”的承諾。《紐約時報》發起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只有1/5的美國人認為政府對他們的經濟和就業狀況給予了足夠關心。布什在出訪國外的間歇期做出了回擊，宣稱“通脹率正在得到有效控制，全國公共債務也已經停止膨脹”。但這完全無助於改善他的個人形象——在民主黨宣傳機器開足馬力的攻擊下，他已經被渲染成一個關心國外甚於本土的迂闊老頭子。
於是，在1992年，這位習慣於擔當配角的總統不得不面對美國曆史上最複雜離奇的選戰之一。在共和黨黨內提名中，保守派政治評論員帕特·布坎南幾乎在每一個州都與布什展開了纏鬥，迫使後者不得不向極右翼讓步，從而削弱了共和黨的競選綱領對中間派選民的吸引力。與此同時，特立獨行的商業巨頭羅斯·佩羅（Ross Perot）異軍突起，以革新思潮和平民主義的代言人自居，形成了勢頭空前的第三黨力量。站在今天的角度，佩羅堪稱上一個世代的特朗普；他對直接民主和IT科技的鼓吹，完全出乎老布什這樣的傳統政治家的預料。在投票日當天，佩羅最終贏得了將近19%的全國普選票，驗證了他對中左翼選民的可觀吸引力。
但最致命的打擊還是來自民主黨方面。與老布什及其競選搭檔丹·奎爾老氣橫秋的形象不同，民主黨陣營推出的候選人是阿肯色州光芒四射的新銳州長克林頓以及他同樣年輕的搭檔戈爾。兩位出生於“嬰兒潮”年代的政治家抓住布什在民眾心目中過於重視外交、無力擺脫經濟困境的刻板印象，予以迎頭痛擊。當布什嘲諷“連我家的狗米莉都比（民主黨）那兩個小丑更懂外交事務”時，克林頓陣營亮出了他們深入人心的口號：“問題是經濟，笨蛋！”（It’s the economy, stupid）——在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塵埃落定之後，屬於“冷戰鬥士”的英雄主義年代正在遠去。美國人現在更關心的問題是收入和物價，而不是遙遠舊大陸上的蘇聯核導彈。
最終，布什僅僅贏得了18個州和37.4%的普選票，以顯著劣勢落敗。他在美國最高領導人的位子上只比蘇聯的戈爾巴喬夫多待了一年，比伊拉克的薩達姆·侯賽因倉皇逃亡則早了整整10年。在他離任的前後幾年間，英國的撒切爾夫人、法國的密特朗等率領本國政府度過“冷戰”最後階段的領袖人物也陸續退場，宣告了新的全球化時代的開啟。耐人尋味的是，克林頓選擇用來解決美國經濟問題的新任財政部長，正是布什的老對手勞埃德·本特森：他們從1970年開始曾三次在選舉中交手，彼此間的恩怨幾乎構成一部美國政治史。
作為曾經出生入死的海航飛行員，老布什從不欠缺勇敢這種美德。1989年12月，他曾以雷霆萬鈞之勢下令入侵巴拿馬，一年多之後又以那場改寫了人類戰爭史的“沙漠風暴”收復了科威特。只是對20世紀末的美國民眾來說，單有勇氣這種“老美國人”的特質已經不夠了。他們需要的是“世界是平的”這種全新的願景，需要懂得全球化和“信息高速公路”的革命者克林頓，而不僅僅是一位精明幹練的老派行政官僚。
但只需將老布什和下一位姓布什的總統——他的兒子、在2000年大選中獲勝的喬治·布什——相比，便可以看出那位父親身上堅韌、謙遜、謹慎特質的可貴。和自己的兒子相比，老布什身上的保守主義氣息更加溫文爾雅，這使得他更能以一種團結和妥協、而不是挑起爭鬥和分裂的形象出現在美國政壇上。當濫用武力槓桿的美軍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陷入困境之時，當美國兩黨之間的良性協調和美國作為西方陣營領袖的形象因為特朗普而瀕臨瓦解之際，人們重新回想起老布什的謹慎立場和謙謙君子之風，並油然生出對這位昔日敗者的敬意。如同老布什本人所言，幾乎沒有哪個美國人會把他的形象定義為“智者”或“戰略家”；但在整個政治生涯裡，他始終是青年時代那位低調、可靠的飛行員：可能被擊落，可能僅是配角，卻時刻做好了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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