竇文濤:我不是君子,我就是小人

竇文濤:我不是君子,我就是小人

在竇文濤眼裡,君子是道德的上限——怎麼能拿上限去要求所有人呢?“但如果沒有一個關於君子的理想,我們會沉淪得更厲害,自私得更黑暗。”

今天的中國還有君子嗎?對於這個問題,竇文濤很謹慎。“孔子聊君子有多少條定義?我模糊覺得君子好像就是言行一致的正派人吧。”在他看來,“君子”這個詞太過標籤化,太容易把一個人蓋棺論定。“要怎麼判斷一個人是不是君子呢?我覺得很難說清楚。”

竇文濤在看《地藏菩薩本願經》時,學到一個詞:性識無定。在這本佛經中,釋迦牟尼的母親問地藏菩薩,為什麼這麼多人老下地獄?人類痛苦的根源在哪裡?地藏菩薩回答:性識無定。這四個字讓竇文濤深有感觸。“最麻煩的就是你五分鐘前和五分鐘後的想法都不一樣,我說你偉大,第二天你可能就犯錯誤。我們這個物種的特質就是性識無定,老改變,這很麻煩。”

按照孔子的標準,君子“仁義禮智信”,只有君子才能一以貫之。而竇文濤覺得,所謂君子,就是有也是人口中的極少數。“中國有句古話叫‘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就是更高的道德要求是屬於更高的階層劃分,比如貴族,那就是你在道德上需要最高分,但是小老百姓容許你自私自利,在道德為人上是相對寬容的。或者拿世俗一個人來說,他身上也會有君子的成分,但所佔百分比也是極少數。”

在竇文濤眼裡,君子是道德的上限。怎麼能拿上限去要求所有人呢?他舉學雷鋒的例子,談毛澤東的詩“六億神州盡舜堯”——全中國如果都是堯舜,滿大街都是聖人,“這個不但做不到,而且也是蠻恐怖的。”況且,“如果個個都是君子,這個世界未免太簡單了。”

因此,他忌諱把人簡單劃分為君子和小人、好人和壞人。“我們太喜歡貼標籤了,這是一個標籤的社會。為什麼我們一次又一次失望?因為你老貼標籤。但是標籤是死的,人是活的。一轉念之間,他明天可以選擇做個魔鬼;一轉念之間,他後天又可以去做個天使。”

在這個意義上,竇文濤的態度是:與其講禮儀之邦,不如講現代文明。中國社會現在出現的禮儀問題,更多是現代國家的文明建設和公民素養問題。況且,現在的中國真的道德崩潰了嗎?他引用南宋人呂祖謙的一句話,“善未易明,理未易查。”——對當今社會道德狀況的判斷,需要更深入的瞭解,得出結論時還應更謹慎。

“君子是內心的喜悅,自我的需要,成長的需要,修行的需要,是利己的。根本不必在乎別人認為你是什麼。”

竇文濤:我不是君子,我就是小人

竇文濤注意到,春晚的主持人說話都很大聲。“因為我們的活動經常是嘈雜的,我們的環境經常不是安靜的。西方人說話用喉音,但中國就是氣從丹田,大嗓門。”他在香港的日本料理店吃飯,也看到隔壁桌來自大陸北方的客人旁若無人地大聲吃喝,彷彿意識不到別人的存在。

“當時我覺得這可真是讓人討厭啊,但是這玩意兒他們能明白嗎?”

多讀書。竇文濤這麼建議。他欣賞過去蔡元培先生的主張:以美育代宗教。就像一個人如果特別愛藝術,如果懂得一些審美,恐怕就不會在博物館裡大聲喧譁,而是會被名作深深吸引,甚至很多偉大的作品本身就散發一種讓人安靜的力量。

任何對群眾、對外人發出的道德號召,都讓竇文濤覺得看不懂、很難表態——道德更應該是個人的事。“我覺得道德這件事用來譴責別人的時候就變得很可疑了,但是用來檢查自己我覺得是很管用的。說到底,道德不是為了讓你得到什麼好處。”

他舉了一個李敖舉過的例子:一男一女走在路上,碰見一個乞丐,男的給了乞丐一百塊錢,但這無法說明他是個好人,可能他只不過是為了在女朋友面前顯示自己人很好。“動機該怎麼分辨呢?你無法分辨,但是無法分辨也可以評價。能夠樂善好施當然是好的,這件事是好的,但這個人很難說。”

這讓竇文濤覺得,所謂道德、君子,更多關乎內心——看你自己是否正心誠意。

“說到底,君子樂得做君子,小人冤枉做小人。君子不是為了讓別人認為他是君子他才值得去做君子的,道德也不是為了讓人知道他有道德才去做道德的,而是這兩件事本身就是內心的喜悅,自我的需要,成長的需要,修行的需要,是利己的。我覺得根本不必在乎別人認為你是什麼。”

正如他從來不認為世界上存在所謂好的主持人或好的作家,只存在一個主持人主持了某一次好的節目,和一個作家寫了某一部好的作品。他喜歡說,只有事,沒有人,作品重要,人不重要——真理也可以從一個壞蛋的嘴裡說出來。

竇文濤:我不是君子,我就是小人

“我不但不把自己當成一個君子,我覺得我就是徹頭徹尾的一個小人。”

竇文濤坦言,他從不把自己當君子。在對外的場合,嬉笑怒罵間,他傾向於把自己表現成一個小人——自私自利、不靠譜。

“我有一種羞恥感,我願意把我自己說得比實際上更差一點,這樣我不活得自在一點嗎?如果我把自己塑造成一個君子的話,我會覺得很危險。因為一旦被揭穿,一旦暴露了,那你不就很慘了嗎?”他把這稱作自己的“表演人格”。

你也能看到他身上的“自省人格”。竇文濤承認,自己在做出大部分人生選擇的時候,自私冷漠仍然佔據了第一位,他做出的還是小人的選擇——這讓他“經常在後悔當中度過”。在表演人格和自省人格的互動之間,竇文濤把自己劃出了君子一列。

最近一件讓他感到後悔的事,是他沒有應邀去吳清源先生百歲生日的現場做主持。當時的他因為特別忙又怕煩,“乾脆揣著明白裝糊塗,就把這事兒忘了,對不起吳老,也得罪了朋友。”吳清源先生去世後,竇文濤說不出的後悔。之後,或許是為了彌補,他在《鏘鏘三人行》裡一連做了好幾期關於吳清源的節目。

在竇文濤心中,吳清源應該算君子。他回憶,吳清源先生下棋的時候,如果覺得自己沒有鬥志了,就背誦文天祥的《正氣歌》:“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如果覺得自己遭到挫折,心情低落了,就背誦白居易的《對酒五首》:“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隨富隨貧且歡樂,不開口笑是痴人。”

對這樣的君子境界,竇文濤說,也許真的有所謂智慧的種子存在於四書五經當中。只有有心人、有緣人,才能把智慧的種子發揚光大。

正如竇文濤覺得君子精神大概也包括捨生取義,捨己為人。每次做出一個自私的選擇,他都會後悔,會羞恥,“但這些後悔和羞恥好像會在我心裡積累起一種向善的力量,幫助我把自己的慾望壓一壓。”

但是到頭來,不管怎麼做,人還是不可能不自私。“我想我這輩子基本上還是一個老把自己放在第一位的人,很可悲啊。”竇文濤自嘲,“但是如果沒有一個關於君子的理想,我們會沉淪得更厲害,自私得更黑暗。有了這麼一個理想,或許情況多少能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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