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有祖先崇拜傳統的一個民族。在每個家族中，往往都有一個場所來供奉已去世的祖先的神主牌位，所以，舊時的每個家族都會有本家族的祠堂，並給它取一個堂號，目的是讓子孫們每提起自家的堂號，就會知道本族的來源，記起祖先的功德。
“堂號”是家族門戶的代稱，是家族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堂號，本意是廳堂、居室的名稱。因古代同姓族人多聚族而居，往往數世同堂，或同一姓氏的支派、分房集中居住於某一處或相近數處庭堂、宅院之中，堂號就成為某一同族人的共同徽號。同姓族人為祭祀供奉共同的祖先，在其宗祠、家廟的匾額上題寫堂名，因而堂號也含有祠堂名號之含義，是表明一個家族源流世系，區分族屬、支派的標記；是家族文化中用以弘揚祖德、敦宗睦族的符號標誌；是尋根意識與祖先崇拜的體現。
它產生的宗旨大致有三：一是彰揚祖先的功業道德，二是顯示家族宗親的特點，三是訓誡子弟繼承發揚先祖之餘烈。堂號包括郡王總堂號和自立堂號。由於歷史文化習俗的影響，人們在談到和自己同姓氏的歷史名人時，往往流露出一種尊崇、自豪之情。
堂號，不僅僅是用在祠堂，還多用在族譜、店鋪、書齋及廳堂、禮簿等處；也有用在生活器具上的，如在鬥、口袋、錢袋、燈籠等上面大書堂號，以標明姓氏及族別。凡看重自己的姓氏和族屬的人，都不會忘記本族世代相傳的堂號。不僅漢族，許多遷居內地的其它少數民族，如匈奴的呼延氏“太原堂”、回紇族的愛氏“西河堂”、蠕蠕族的苕氏“河內堂”等少數民族，內遷後接受了漢文化，也有以其繁衍地的郡名或祖上業績之典故作堂號的。這就是中國人的堂號，它具有深厚的文化內涵和實際意義。
歷史上的名門望族大多有本家族的“堂號”。高大寬敞的廳堂上，懸掛著書寫“堂號”的匾額，每逢年節喜慶之日，還在門前掛起書寫著“堂號”的大紅燈籠。當地的老百姓談論某一家族時，喜歡以“某某堂”來稱呼。例如：吳昌碩祖家被稱為“三讓堂吳家”、瞿秋白祖家被稱為“八桂堂瞿家”、惲代英祖家被稱為“承蔭堂惲家”、李四光祖家被稱為“立本堂李家”等等。
著名家族堂號，如：趙姓——半部堂、周姓——愛蓮堂、楊姓——四知堂、王姓——三槐堂、姚姓---仁聖堂、張姓——百忍堂、魯姓——三異堂、丁姓——御書堂、鄭姓——玉麟堂、陳姓——三益堂、黃姓——江夏堂、謝姓——寶樹堂、馮姓——善德堂、高姓——聚慶堂、彭姓——述古堂、景姓——念祖堂、寸姓——紫照堂、賈姓——積善堂等等。
“堂號”多源自本姓祖上某一歷史名人的典故事蹟或趣聞佳話。
例如： 孟姓的“三遷堂”，相傳孟子幼時家靠墓田，孟子就學埋墳、哭喪的事。孟母為了教育好兒子，就遷到集市旁邊住。孟子又學叫賣東西的聲音，孟母只好又遷。最後遷到學校旁安家，孟子學習禮讓進退。由於孟母三遷，注意家庭教育，使孟子成為聖人。孟姓又以"平陸"等為其堂號。
趙姓的“半部堂”，出自北宋王朝開國宰相趙普“半部《論語》安天下”的典故。
周姓的“愛蓮堂”，出自北宋理學的開山鼻祖周敦頤。他在《愛蓮說》中，曾讚美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
謝姓的“東山堂”，出自東晉著名政治家謝安的典故。謝安，字安石，胸懷大志，腹有良謀，淡薄名利，隱居會稽東山。在國家危難的關頭辭別東山，出任宰相。指揮淝水之戰大獲全勝，繼又北伐，收復青、兗、徐、豫等州；成為流芳千古的英雄人物。成語“東山再起”說的就是謝安。
劉姓的堂號“蒲編堂”，典出三國蜀漢皇帝劉備故事。東漢末年，劉備家居涿縣，幼年喪父，貧苦無依，和母親一起織蓆賣草鞋為生。起事後，常被政敵蔑稱為“織蓆販屨小兒”。劉備稱帝后，常思其母編織蒲席之苦，茶飯無味。劉姓後人遂以“蒲編”為堂名，以告誡子孫勿忘祖先創業之艱辛，以簡樸勤奮為本。
楊姓的“四知堂”，出自東漢楊震拒收賄賂的故事。東萊太守楊震路經昌邑，當晚昌邑縣令王密求見。王密為討好上司送來“十金”，並對楊震說：“三更半夜無人知曉。”楊震嚴肅地說：“天知、地知、我知、你知，怎麼說沒人知道呢？”王密只得羞慚而退。楊震後來擔任司徒、太尉等重要的職務。為了紀念楊震的一身正氣、廉明清正，楊姓後人將“四知”作為家族的堂號，鞭策子孫效法祖先的清廉家風。
王姓的“三槐堂”，出自北宋王祜“植三槐，自知子必貴”的故事。王祜是開國名臣，曾任尚書、兵部侍郎等要職。他曾親手在自家庭院裡，種了三棵槐樹，並預言說：“我的後代一定有擔任‘三公’一類高官的。先用這三棵槐樹當標誌吧。”後來他的兒子王旦果然當上了宰相，天下人都稱之為“三槐王氏”。“三槐堂”由此得名。
韓姓的“晝錦堂”，是北宋社稷重臣韓琦致仕歸裡，在相州故居修造廳堂之名。典出《史記·項羽本紀》，秦末項羽統兵破咸陽亡暴秦後，思歸江東，說：“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誰知之者！”後以富貴還鄉為“晝錦”。韓琦以“晝錦”為堂號，絕非小人得志後的矜誇炫耀；而另有深意——把“晝錦堂”詩刻於石上，以告戒自己和後人：誇耀名譽地位，是一種令人菲薄的陋行；而應當把功業榮華作為對自己的激勵和儆戒。
孫姓的“映雪堂”，出自西晉孫康映雪夜讀的典故。孫康自幼篤志好學，家境貧寒，無錢買油點燈夜讀，冬夜利用白雪反光刻苦研讀。由於勤奮攻讀，學富五車，官拜御史大夫。孫姓後人把“映雪”作為堂號，旨在激勵子孫發奮讀書，立志成材。
鄭姓的“著經堂”，是讚頌東漢著名的經學大師鄭玄在學術上的巨大貢獻。鄭玄潛心著述，聚徒講學，融會貫通，遍注群經，成為漢代經學的集大成者。
博陵（河北安平）崔姓的堂號為“噤李堂”，“噤李”是指使李白不能夠開口吟詩。唐朝崔顥遊黃鶴樓，在樓上題了一首詩《黃鶴樓》，文情俱佳。後來李白也遊黃鶴樓，看到黃鶴樓的美景，提筆也要題詩，見到崔顥的詩，便不敢在上面題詩了，只是吟道：“眼前好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
從宋代開始，一些文人雅士喜歡把“堂號”署在詩文書畫作品上。後來，乾脆自己命名一個“堂名”，在文化交流時簽署使用。實際上，這些文藝家已把家族的“堂號”逐步演化為個人的“齋名”。文人為書齋所取之名，又稱為“室名”，例如：宋代文人蔡京的“六鶴堂”、陸游的“雙清堂”，元代文人黃公望的“三教堂”，明代文人湯顯祖的“玉茗堂”、吳文華的“濟美堂”、譚元春的“嶽歸堂”，清代文人秦榮光的“養真堂”、陳廷慶的“謙受堂”等。
現代文學藝術家劉半農的“含暉堂”、豐子愷的“緣緣堂”、陳寅恪的“寒柳堂”、馮友蘭的“三松堂”、張大千的“大風堂”、劉海粟的“藝海堂”、李可染的“耕牛堂”等都是著名的齋名。單字的齋名，在20世紀前期較為盛行，如王國維的“觀堂”、魯迅的“俟堂”、郭沫若的“鼎堂”、周作人的“知堂”、孫犁的“耕堂”、馮其庸的“寬堂”等，已為廣大文學愛好者所熟知。
近代許多政客、名人遷居天津，他們在天津購買私人住房時往往用“堂號”，卻不用本人姓名。例如：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袁世凱任直隸總督時，以“樹德堂袁”的名義買下河北區元緯路和地緯路之間20多畝土地，建起規模宏大的袁氏花園公館。
1912年，曾任北洋政府大總統的黎元洪在舊英租界盛茂路（今河北路），以“大德堂黎”的名義，購買土地，建造高級住宅。
1927年，曾任北洋政府大總統的徐世昌以“寶墨堂徐”的名義，購地15畝，建起8所住宅。
吉鴻昌將軍在天津的住所，是1930年以“有餘堂”的名義購置的。宋哲元將軍在天津的住所，是1932年以“明德堂”的名義購置的。張自忠將軍在天津的住所，是1936年以“安慶堂”的名義購置的。張學良將軍的胞弟張學銘在天津的住所，是1931年以“大福堂”的名義購置的。愛國工商業者周叔弢先生的寓所，是1935年以“詩禮堂”的名義購27畝地建造的；愛國實業家畢鳴岐先生的寓所，是1944年以“永順堂畢”的名義購買的。
政要名流購買私人住宅樂於用“堂號”之名簽署登記，究其原因，一是為了顯示家族的聲望和地位；二是不必顯示張揚自己的姓名。這種作法也體現出天津近代民俗的一種習尚。
堂號，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堂號與姓氏的地望相關，或以其姓氏的發祥祖地，或以其聲名顯赫的郡望所在，作為堂號，亦稱“郡號”或總堂號。同一姓氏的發祥祖地和郡望不同，會有若干個郡號。
如李姓郡（望）號有：隴西、趙郡、頓丘、渤海、中山、江夏、范陽、漢中、代北、雞田、柳城等30餘個；王氏有：太原、琅琊、京兆、元城、汲郡等地38個；張姓有清河、范陽、太原、京兆、南陽、中山、安定、河內等40餘個。
狹義的堂號，也稱自立堂號，在同一姓氏之間，除廣義的郡望之外，往往以先世之德望、功業、科第、文字或祥瑞典故，自立堂號，其形式多種多樣，五花八門，不勝枚舉，若按每姓一個堂號來計算的話，全國至少有數千至一萬個堂號，是姓氏文化中有待開發、整理、研究的資料寶庫。
歷來每個姓氏、每個宗族、每個家族，都有自己的堂號。堂號的歷史悠久，應用廣泛，在中國宗法社會中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和作用。
從功能上說，堂號的意義主要在於區別姓氏、區分宗派，勸善懲惡，教育族人。如果說，郡望是高一級別的宗族尋根標誌，那麼堂號就比郡望堂低一級的宗族標誌。郡望往往可以作為堂號，但堂號卻大都不能用作郡望。一個姓的堂號要比郡望多得多，一姓的郡望只有數個多至數十個，但堂號往往有數百甚至上千個之多。郡望在宋代以後就開始走向統一和固定，但堂號卻隨著宗族的發展，一直在不斷的增加。
堂號是宗法社會的產物，在傳統宗法社會中，它對於敦宗睦族，弘揚孝道，啟迪後人，催人向上，維護家庭、宗族和整個社會的穩定，都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隨著中國傳統社會的終結，祠堂在中國大陸不是成了歷史，就是成了文物，因此，新的堂號不可能再產生，但是，舊有的堂號卻仍然留在各姓各族人們的記憶中。
近年來，隨著中國政府的開放改革和全球華人尋根熱潮的興起，許多大陸宗祠被恢復，族譜被續修，因此，堂號再一次被人們抬了出來。不過，今天的堂號，已經沒有了宗族主義的負面作用，有的只是給人們尋根問祖、緬懷先祖、激勵後人的積極意義。特別是對於加強中華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對於中華民族的大團結，堂號都必將產生巨大的促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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