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6日，鄭州市空姐李某在搭乘滴滴順風車去火車站的路上被害，滴滴司機劉某對其先奸後殺，還捅了20多刀。8月15日，樂清市20歲女孩趙某在搭乘滴滴順風車途中，被司機鍾某搶劫後實施強姦並殺害。8月27日，蘇州崑山，“龍哥”的寶馬和於合明的自行車發生剮蹭，二人發生口角，“龍哥”從寶馬車中抽出長刀，揮刀砍人，刀脫手而出，於合明撿刀，反殺。
接連3起熱點事件，引發了公眾對於監管、道義、法理甚至正義的討論，直到滴滴認錯整改、崑山警方通告於海明不負刑事責任，事情才告一段落。
從輿論上看，多少有些舉國歡騰的意思，民眾的意願最終得到勝利。
崑山反殺事件還原
3起事件的共同關鍵詞：殺人、借貸
第一個關鍵詞無需討論，血淋淋的既成事實，兩個年輕美麗的生命隕落，即便是武藝不精、基本功不紮實的“龍哥”，其罪也不至於非死不可。
3起事件背後共同的關鍵詞在於“借貸”。
劉某3個月內綁定了6個號碼做貸款，近7天申請了12家貸款，12個月內申請的小額貸款、P2P超過56家。
鍾某也毫不遜色，他在過去半年的時間裡，在57個小額貸快平臺申請成功了56次，案發前一個月借款的次數更是高達31次。而這兩位司機並沒有什麼體面光鮮的工作，家境也很一般，如此頻繁的借貸早已嚴重超出了他們的換款能力。
至於社會我龍哥就更不必多說，經營著典當行，信用卡、貸款業務都搞，也是借貸圈內的人。與兩位滴滴司機不同的是，龍哥是食物鏈的上層，是刀俎，而兩位司機則是食物鏈的下層，是魚肉。
近幾年，各種小額貸款公司如雨後春筍一般湧現，打著門檻低、利率低、0風險的幌子，本質上就是各種高利貸，引誘者年輕人各種入坑。
一個朋友在某借貸APP上貸款1萬元，利息不高，分三期一共600左右，不到5%的利息堪稱業界良心。但還款的時候才發現，除了利息之外，每期還要收取240元服務費，加起來就是720元，實際利息超過1300元。而在這個APP對外宣傳的利息僅僅是按照600元計算的比例。這種套路在借貸APP中比比皆是，保證金、服務費、違約金等等，只有你沒見過的套路，沒有裝不下你的坑。
從最初的女大學生裸貸，到百度貼吧裡對於還不起錢怎麼辦的各種攻略，很多人在高利貸面前對自己的生活“戰略性放棄”。有人放任自流，有人放棄尊嚴，有人踏破道德底線，更有人鋌而走險觸碰法律。仔細想來，鍾某劫持女孩的第一目的是劫財，而後續發生的強姦與殺人，是不是心理防線跌破之後的斷崖式崩潰呢？
另一個方面，借出去的錢想要收回來，那是需要手段的，顯然龍哥就是這種有手段的人。如今在城市裡生活的人，恐怕大多連持刀殺雞的機會都沒有，一言不合就拿刀砍人這種事，沒有點心理素質上的基礎是不行的。所以說，龍哥從事借貸行業的職業性質，也塑造了他飛揚跋扈的性格和生活方式。
只不過這次很不巧，手滑了。
周小平說，明朝崇禎年間的民間高利貸逼迫李自成造反，帶著一幫還不起也活不起的農民成為了壓死大明王朝的最後一根稻草。10年前，還不起貸款的美國人民聯手打造了次貸危機。
對於國內已經形成規模的小額借貸，監管部門應該藉此次連續發生的熱點事件警覺起來，不要以為媒體把壓力推向了滴滴公司和警方，自己就跟個沒事人似的。如果監管部門仍然安心做隱形的“有關部門”，那我們自己也應該警覺起來，起碼保證自己和身邊的人不要入坑。
扁平傳播的消費觀VS資不抵債的消費能力
中國人大概是世界上最喜歡存錢的人。
一個從俄羅斯回來的朋友告訴我，俄國人只要家裡還有面包可吃，他們就不想去工作，寧願在河邊坐著曬一天太陽。這在中國人身上是不可能大面積發生的。
然而國人的傳統消費觀從兩個老太太的那個經典故事開始，逐漸發生了轉變。兩個老太太躺在醫院的病床上，一個說：“我攢了一輩子錢，昨天終於買了一套房子，可剛買完我就病倒了。”另一個則說：“我很早就貸款買了房子，昨天剛剛還完貸款，可我已享受了一輩子。”
這個故事向公眾傳遞了新的消費理念，最初是在買房子的問題上，而隨著社會的發展，這種西方社會的超前消費理念已經滲透到各個領域，被當今的年輕人普遍接受。
再來說一說扁平傳播的問題。
2005年，我到重慶大學報到入學。小鎮上長大的我，走出沙坪壩火車站，從三峽廣場穿過，那時候我覺得兩隻眼睛根本不夠用，滿眼都是吊帶、熱褲、大長腿。重慶的妹子們如此驚豔，而且還成群結隊。
十幾年後，當我再次來到重慶的時候，就早已沒有那種驚豔的感覺。當然，自己已經不再少年，也算是見多識廣了。但還有個重要的原因。網絡、社交媒體已經發展到今天的水準，即便在十八線城市甚至一個縣城裡面，都可以找到抖音網紅水準的美女，打望的人不需要專程跑到解放碑。
女孩們不需要跑到北京、上海，她們只需要刷刷手機就可以get到時尚信息、潮流元素。所以這些女孩化著精緻的妝容，穿著網紅款的衣服，提著真假難辨的包包，拿著最新款的手機，甚至打了玻尿酸、瘦臉針，朋友圈裡也是各種各樣國內外旅遊的美圖。從面上來看，與上海特產網紅並沒有多大區別。
然而，生活認知和消費方式上趨同背後，卻是消費能力上的巨大差異。
大城市的少數網紅們引領網絡時尚話題，宣揚著浮誇的生活方式，靠這個還能賺得金盆滿滿；而其他人在她們的引領下可能追得入不敷出。前些時候，先是郭富城娶了網紅方媛，緊接著羅志祥也拍拖網紅。除了網紅妹子年輕貌美之外，其實在經濟能力上她們並不比當下的明星差多少。而我們身邊看到的大多數20歲上下的時尚姑娘們，其經濟能力其實並不樂觀。
學會了別人的消費方式，卻沒有學到別人的賺錢之道，更沒有別人的殷實家底。這大概也是兩位年輕滴滴司機近乎瘋狂地借貸的原因，也成為了他們自身悲劇的根源之一。
特別是現在很多年輕的小夥伴們，總被媒體的口號忽悠得頭腦不清醒，總認為年輕就是資本，年輕代表無限可能。直播有人點贊就覺得有魅力，制霸KTV的唱功就認為有才華。
才華是吧？曹雪芹都是窮死的！還是那句話，你心中的藍海，可能不過是一個澡堂。
媒體輿論，像風又像蜂
媒體是一個神奇的東西，國內的媒體尤為神奇。
十多年前，“徐力殺母”事件震驚全國，高二學生徐力因為不堪學業壓力，殺死了自己的親生母親。當時的媒體眾口一詞地把矛頭指向應試教育體制，認為是應試教育的重壓讓孩子心理扭曲，進而釀成慘劇。這種觀點也被大多數人所接受。
十多年之後再去反思，我認為，徐力的慘劇更多是家庭教育的原因。彼時，我在山東每天早上第一節自習是5點15分，有些變態的學校一天要上17節課，但我們從來沒有想過要把任何人給敲死，更何況是自己的孃親。
所以，媒體把髒水全潑嚮應試教育體制，雖不能說是錯誤的，但媒體的風吹得有些偏頗，而且是蜂擁而上地吹偏風。
從最近3起熱點事件來看，媒體的風向非常明確：
對於兩起滴滴司機行兇事件，媒體蜂擁而上將矛頭引向滴滴公司的監管問題；
對於崑山反殺事件，媒體則蜂擁而上將這一事件打造成一個法學問題。
在媒體的引導下，公眾的關注點也異常集中。
對滴滴而言，最好的公關就是認錯，一句話：“都是我的錯”。即便如此，仍有部分網友不斷刷新著微博，等著滴滴公司的下一個舉動，而滴滴公司的每一個舉動都會成為批判指責的新爆點。（當然，滴滴一點都不冤枉）
因此，很少有人把注意力放在司機的殺人原因上，也很少媒體意識到，同樣的殺人起因很可能並不是個案，甚至於和兇手是否開滴滴沒有太多的關係。
特別想問一個問題，在滴滴公司強力加強監管之後，因為借貸問題引發的犯罪隱患究竟能得到多大程度的遏制？如果下一次，一個出租車司機因為欠下高利貸而搶劫甚至殺人，在沒有了滴滴公司這個巨型活靶的情況下，媒體又該將公眾的眼球引向何方？
對於龍哥的問題，如今看來，則更像是給大家上的一節普法教育課。我甚至會想，在是否認定為正當防衛的問題上，其實法學界內部並無太大爭議，而真正在爭論的只是缺少法律案例教育的網友們。當然這只是一種帶有玩笑性質的猜想。
無論是聲討滴滴、維權成功，還是法理的勝利，的確都是值得喜大普奔的事。
這裡想要提出質疑的，主要是媒體除了迎合大眾跟風報道以此賺取點擊量之外，是不是也應該從更多的角度深層次挖掘事件背後的社會問題呢？這也許才是媒體的社會責任之所在。
以上觀點是在拜讀了周小平先生的文章之後所受到的啟發，在其基礎上做了一些延伸。無關對錯，只是提供一種思辨問題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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